莫言

　　自从家里安装了电话，再也没有给您写过信。最近刚写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说，与家乡无关，更与村子里的叔叔大爷们无关。自从在《红高粱》里使用了村子里人的真实姓名惹得人家不高兴后，我吸取了教训，再也没有犯这种错误。

　　北京的大葱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够辣。昨天高密的王大炮来了，扛来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独头，辣得很过瘾。他说前几天去看过您，您身体很好，我们很高兴。中午我包饺子给他吃，白菜猪肉馅，胡萝卜羊肉馅，都很饱满，煮出来白胖，小猪似的。我捣了满满一臼子蒜泥，加了酱、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们家那盘大石磨还有吗？千万保存好，别被人弄了去。将来找个石匠琢磨琢磨，支起来，买头小毛驴，拉着，磨新麦子。石磨磨出的面粉，比机器磨出的好吃。还有那柄腰刀，可别当废铁给卖了。我听爷爷说那刀是毛子扔下的，也许杀过人。我前几年回家，跟二嫂子要那把刀，她说不知道让大伯藏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咱家还有两把铁锏，很沉，就是秦琼使用的那种武器，后来见不到了。听说是被一个表叔拿去了，还能找回来吗？还有，您帮我做一把小锤吧，这里有核桃，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

　　前几天父亲节，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严厉》，写得不好，但还是抄给您看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脖子紧缩，半天才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

　　弟兄们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着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说：“你爹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杜曼妮摘自《文学少年》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