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过去没有腐败。主要是因为高度透明：
村里有几只羊，几只是公羊几只是母羊，这只羊长得啥模样，那只羊长得啥模样，人们都清清楚楚。从村东到村西，大人走需要几步到头，小孩子走需要几步到头，人们也都清清楚楚。
村长今天干啥了，昨天干啥了，白天干啥了，晚上干啥了，人们都清清楚楚。村长老婆今天干啥了，昨天干啥了，白天干啥了，晚上干啥了，人们都清清楚楚。村长孩子今天干啥了，昨天干啥了，白天干啥了，晚上干啥了，人们也都清清楚楚。村长家有几个亲戚，住在哪个村子，哪个亲戚有钱，哪个亲戚没钱，村里的人也都了如指掌。
小村过去没有腐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其他人的制约，大家谁都不敢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怕受到惩罚。
小村就这么大，只要你干坏事，肯定会被人知道，这样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你家养的猪被人打断腿，你家的孩子被人嘲笑……
那时候的贫富差距很小，即便是村长也不敢违反这个规矩，因为他们家里也需要养猪、养鸡、养鸭。
村里的人常说：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村长有事也不敢瞒着大家。
村长最早被揭发出来的一件事情是：大集体的时候，一次村里杀羊，村长在家里悄悄藏了一条羊腿。
一只羊长几只眼睛几条腿，是固定的，村里喂养的所有的羊都是健康的，没有少一条腿的，也没有多一条腿的。所以，村长的行为很快被揭发出来。
村长说是他老婆干的，当着众人的面把他老婆骂了一顿。
但很快又有人说亲眼看见村长拿着羊腿悄悄往家里跑，村长无奈，只好承认了。村长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大家，愿意受罚。
一些老人看不下去了：“不就是一条羊腿吗？”村里人想了想，就宽恕了村长。
村长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羊腿还归村长所有。村长家养的猪腿没有被打断，村长家养的鸡鸭也都没有丢失。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村长家里传出了小羊的叫声。而在此之前，村子里谁也没有看见村长或村长家里的人去买羊羔。村子里的羊也没有丢失的，没有理由怀疑村长偷了集体的羊。
但是，有人在几天前看见：村长曾经把集体的一只羊牵到自己家里，几天后又牵回了集体。
问题是，村长牵走的那只羊是只母羊，而且是只临产的母羊，牵回来的时候却是一只已经生产过的母羊。这就是村长家里小羊的来历。
村长这次作弊手段明显升级了，胆子也大了，从偷羊腿到侵占整只小羊。
太过分了！村里的人议论纷纷，但谁也没有证据。反腐败的难度在加大。人们开始更紧密地盯着村长的一举一动。
一天深夜，村长家里升起了炊烟，炊烟之后散发出了香喷喷的肉味儿。
村长家在煮肉。
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摸到了村长家里。
村长面现惊慌之色。村长背地里杀了集体的一只羊，村长已经准备好了借口：就说羊丢了。
人赃俱获。这次，村里人不再原谅村长。
第二天，村里人告到了公社。公社的头儿把村长骂了一顿，责令写检查。但村长很快度过了危机，他交检查的时候，把羊肉、羊骨头也全部交了上去。公社的头儿原谅了村长。
腐败的萌芽似乎被消除了。
村长开始总结经验教训，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与上层拉关系，为自己制造保护伞；二是加高了墙，墙是土墙，利用职权找村子里的劳力帮忙，多记几天工分就摆平了；三是从外面买了条大狼狗，村长有肉吃，狼狗就有骨头啃，所以，狼狗全力捍卫主人，谁反对村长它咬谁。
村长渐渐与群众脱离。过去，村长做事情希望找群众商量，群众有事情也找村长。但现在两不来往，村长只和上面的领导打交道。
改革开放后，村长家里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上面的领导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村长自然不甘落后。
村里的人都知道村长很腐败，有人悄悄地把掌握的情况反映给乡里。但乡长很快把举报人的姓名告诉了村长，村长马上带人实施报复。
“心黑了，翅膀也硬了！”村里人在背后骂。
骂归骂，可谁也拿村长没有办法。
村长背后有乡长做后台，扳倒村长首先要把乡长扳倒，乡长背后又有县长做后台……
村长把贪污的钱留下一半自己用，剩下的一半送给比他官大的乡长。村长完蛋，乡长也跟着完蛋。所以，乡长保护村长。
乡长贪污的钱也不全要，拿出一半送给县长，乡长完蛋，县长跟着完蛋，所以，县长保护乡长。
这样一级一级地延续，一级一级地缠绕，腐败的队伍越来越大，腐败的力量越来越大。
这是腐败的基本游戏规则。
上面领导强令反腐败，小村里也不例外，反腐败小组组长由村长兼任。
村长的钱来源于村民，各种摊派雪片般落到村民身上。养猪养羊都要交钱，村长说：“农民要交农业税，养猪属于农业，自然要交税。再说了，人有人头税，猪自然也有猪头税。”
负担越来越重。后来，谁家的猪、狗、羊交配也得交税。
村民去上访，先是被乡里拦住，后是被县里拦住，接着是被市里拦住……
村民好不容易把事情反映到了上面，上面批示文件给下面，下面再批示给更下面的下面，批示最后到了村长手里。
村里成立了减轻农民负担小组，组长是村长，成员都是村长的亲戚。
贼喊捉贼。
一位老人受不了，一气之下喝了毒药。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句话：“不应该原谅……那条羊腿……那条羊腿……真的不应该原谅……”
余娟选自《微型小说月报》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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