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

　　我是个不讨女生喜欢的人，这在大学里面如同绝症。到了大三，我依然每天一个人在偌大的校园里晃，双手插在口袋里，摇头晃脑地吹口哨。

　　我不是销不出去。曾有文学院的女研究生倒追我，我很有礼貌地拒绝。我对她们的兴趣仅仅在于迫切地想知道这种学校怎么会有人想念研究生而且是中文系，我估计她们以后准备继续当博士。同寝室的人老劝我将就些，这年头特流行姐弟恋。我心血来潮地讲了那个众人皆知的笑话：世界上分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后来，这个笑话传到文学院，有两个女的哭了，有三个女的破口大骂，更多女生继续把这个事件传播开去。

　　我一时声名大噪，或者说是声名狼藉。

　　在我声名狼藉的日子里，阿K依然和我走得很近。我特感动，但还是木着脸对她说，不要整天和我这种人渣混在一起，小心没人要。她摇摇头说，放心，有人要，现在还有三个男孩子在追我。说的时候狂吃火锅，头也不抬。我原以为她会说：在我心里你从来都不是人渣。

　　阿K爱吃火锅的习惯是被我带出来的。我从四川来，在学校食堂吃第一口上海菜时，狂放辣酱。后来，我直接吃了点辣酱，发现甜得如同番茄酱。

　　我特郁闷地对阿K说，曾经有个上海人跑到四川去吃火锅，特别怕辣，就叫了白锅，最后还是喝掉了四瓶1500ml的可乐，因为那个锅子刚做了红锅，没洗干净。

　　我想用这个故事来表达我对上海辣椒的失望，可惜阿K把这个故事听成了笑话。她仰天大笑说，你的笑话真好笑。我就闭上嘴不说话，心里想着，总有一天要把阿K拖到四川去。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会叫上一个通信学院的人陪我去打羽毛球。他从小学开始练羽毛球，我和他打比较吃力，这也让我相当愉快，否则我会觉得我的羽毛球拍纯粹是摆设，因为和其他人一起打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用左手也可以打过他们。

　　每次我打到5点结束时，阿K就会出现在体育馆门口，手上拿着美年达。我以为阿K特别善良，每次都为我送水，后来她特别打击对我说，那是因为她星期四下午正好有课在体育馆旁边的楼。我听了，觉得自己依然不招女孩子喜欢——尽管我从没把阿K当做女孩子。

　　阿K特别喜欢逛街，我总是牺牲品。有次，我威胁她说，我要是不看书，四级就过不了。她很疑惑地看着我说，看了书你也过不了呀。我格外懊恼地说，就算是真话，你也不要这么直接讲出来呀，毕竟我也是祖国的花朵。然后，我特别矫情特别肉麻地说：我会憔悴得死掉的。本来想恶心她，结果她没任何反应，我自己倒被恶心得不行。

　　阿K逛街时喜欢把东西全放在我身上，她嫌带着麻烦。她的电话特别多，我总是频繁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她，再拿回来放进兜里，傻得不得了。每次路过漂亮的广告牌，阿K总是特别兴奋，手舞足蹈，因为她曾经的理想就是做广告。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颤动了一下，像是睡梦中不经意的抽搐。我没有告诉阿K，那也是我的理想。

　　有段时间，我被阿K逼着背四级词汇，逼得我觉得世界一片黑暗。每天早上6点，我都会被电话吵醒，然后听见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是英文时间，请坐到写字台前翻开书”。连续三天的电话，弄得整个寝室的人对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我只好每天很早起床，悄悄打电话告诉她，我开始背单词了，不要打电话过来。

　　写字台前的窗户正对东方，那一个月里，我成为学校看到日出最多的人。早上的天空真的很好看，我以前居然一直没发现。

　　上海的秋天来得特别诡异，夏天总是无限拉长到尽头，然后突然跌落到深秋。气温骤然降低，树叶像是约好了一样一起往下掉，极度满足情侣们需要的气氛，也满足了我。

　　我小时候是在四川长大的，那里到处都是常青树，打死不肯掉叶子，过年飞雪时都青翠欲滴。当我站在學校看梧桐树叶一片一片往下掉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很值得相信的。

　　我在这个空旷的大学里看了三次秋天的落叶，糊里糊涂地过了三年，一切好像一个冗长而沉闷的梦。一梦三四年。我和阿K从19岁变成21岁，她越来越频繁地对我说“我老得不成样子了”。奇怪的是，我和阿K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让我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可思议。我从没辩解过什么，阿K也没有。

　　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二十几岁的大人。

　　时光的刻刀还是在我身上刻下痕迹，阿K说那把刻刀随着我们越来越老会把痕迹从心里刻到脸上，内心的伤痕会在我们突然年老的瞬间变成脸上不可磨灭的皱纹。

　　有时，我会突然心情低落，看着阿K说不出话来。我们大三时养成一个习惯，在人烟稀少的深夜从北门走到南门再折回来。有时风很大，我不会像那些男生一样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我觉得那样很做作，只是会有意识地悄悄走到她前面，挡掉黑夜里黑色的风。

　　冬天快要开始时，我正忙着写东西，没时间打理头发。我的头发变得特别长，而且纠缠不清，一有风就飞起来，像武侠片里的大侠。

　　张涛摘自《一梦三四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