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审视《琵琶记》的“三不从”
张婷婷
高明的《琵琶记》有“南戏之祖”的美誉。这部剧以蔡伯喈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相继失败建构,涉及推动蔡伯喈“三不从”失败的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从而上演了一幕伦理悲剧。
作为国内首先系统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的人,聂珍钊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文学本身相关的问题。”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审视《琵琶记》的“三不从”,为深入理解《琵琶记》的剧作内涵和文学史定位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三不从”
(一)辞试不从
第二出《高堂称庆》就言明学富五车的蔡伯喈“虽望青云万里”,但却为在双亲身旁尽孝,将考取功名之事暂且搁置。可蔡公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他极力要求蔡伯喈进京赴选。父子俩就是否进京赶考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后,蔡伯喈终是进京赴试。蔡公的做法确实符合《礼记·大学》中为读书人规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他让蔡伯喈考取功名,光宗显祖,认为这才是大孝。蔡公这种想法根据的是儒家典籍《孝经》中:“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时代,蔡公认可这种思想并力劝其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蔡伯喈认为的孝是“行孝于己”,一家人在一起,让父母享天伦之乐,“尽菽水之欢”。蔡伯喈的想法符合民间百姓对于孝的理解,但这和《孝经》中把尽忠当作大孝有着明显的区别。民间之孝和《孝经》中以忠为孝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蔡伯喈的思想左右摇摆,表现为蔡伯喈言行举止上的犹豫不决。蔡伯喈的言行也正验证了他是个深受民间之孝影响的读书人。
(二)辞官不从
蔡伯喈一经赴试便顺利金榜题名。高中后的蔡伯喈还没完全享受金榜题名带给自己的风光和欢愉,便被皇帝下旨封为议郎扰乱了原有的打算。蔡伯喈终是遵从皇命,在朝为官。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拥有绝对的威严和话语权。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驳回了蔡伯喈的辞官请求,这是有据可依的。他一道圣旨致使蔡伯喈滞留京城,表面上看是不近人情,但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得为维护其统治考虑。皇帝出于政治考虑,应牛丞相之请,封蔡伯喈为没有实权的议郎,目的在于极力促成蔡伯喈与牛丞相之女的亲事,以消除牛丞相以结亲的方式扩张在朝势力的目的。
蔡伯喈想辞官归家,在父母身旁尽孝,以尽为人子的本分。但在古代,皇帝的身份和地位尊贵无比,其金口一言,岂是一个臣子请求其收回就能收回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何况只是让臣子在朝为官这种事。作为臣子的蔡伯喈又怎敢对此再有微词?但屈从了皇帝之意,必然得留滞京城,在父母身旁侍奉的事也只好暂时搁置。蔡伯喈内心的纠结和痛苦反映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行动的犹豫、迟疑和惆怅,最终委屈求全地遵从了皇帝之命。
(三)辞婚不从
蔡伯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皇帝指婚。牛丞相遵从皇帝之意欲招赘其为女婿,并委派官媒前往蔡伯喈的住处议婚。蔡伯喈拒绝了前来议婚的官媒,却激怒了牛丞相。牛丞相向皇帝请旨,皇帝下旨,为其和牛小姐赐婚。蔡伯喈终与牛小姐成亲,入赘相府。古代皇帝亲自赐婚,这对于被赐婚者是极为荣耀的事情。皇帝担心权倾朝野的牛丞相与朝中权贵结亲会危害其统治,而新科状元蔡伯喈正好一表人才又才华横溢,更为关键的是蔡伯喈在朝中无权无势,为更好地维护其统治,他便状似不经意地向牛丞相提议,愿为牛丞相之女和新科状元蔡伯喈主婚。
牛丞相应下这桩亲事是觉得蔡伯喈是新科状元,其才学足以与女儿相配。他在蔡伯喈拒婚之后非要召蔡伯喈为婿,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意志不许他人忤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女儿的清誉。这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他不顾蔡伯喈的个人意愿,甚至不惜借助皇上之威强逼蔡伯喈与女儿成亲。牛丞相的行为虽强人所难,但也能理解。
面对皇帝和丞相给予的双重重压,蔡伯喈既要考虑“孝道虽大,终于事君”、“君为臣纲”的伦理道德要求,又要考虑一旦坚决拒绝所产生的所有后果。为了不做官和不再娶亲,搭上自己的前途是小,为此丧命甚至搭上亲人的性命就非常不划算了。出于种种考虑,蔡伯喈虽极不情愿接受这门亲事,但又怎敢轻易说自己坚决不娶牛丞相之女为妻?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三不从”的研究意义
高明创作《琵琶记》意在歌颂“子孝与妻贤”。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分析《琵琶记》的“三不从”,却分明由剧中人物的不幸遭遇体察到了封建伦理纲常内在的矛盾性。流传至今,且可以不断被解读,这也是《琵琶记》成为经典之作的原因。张婷婷,延安大学,2016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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