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长朋

　　论隆学义川剧文学创作的“现代化”意识
——以川剧《金子》为例

　　蒋长朋

　　剧作家隆学义在川剧、京剧、话剧、汉剧、黄梅戏、曲剧等多个戏剧艺术门类中创作了大量具有广泛文化影响力和独特人文个性的作品。其中，川剧作品10余个。其代表作川剧《金子》荣获了包括曹禺剧本奖、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在内的各类大奖34项，至今已演出500余场，成为当代川剧艺术舞台上一座耀眼的丰碑，被公认为“20世纪末中国戏曲的代表作”。《金子》的脱颖而出，主要源于编剧隆学义在川剧文学创作上坚持的“现代化”意识，这也是现代戏曲区别于传统戏曲最为核心的精神意蕴。

一、人性的现代化

《金子》改编自曹禺名著《原野》。戏曲改编名著，尊重原著是基本原则。隆学义的《金子》尊重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曹禺原著话剧《原野》以仇虎为主角，写他的苦难与复仇。隆学义改编的川剧《金子》，改换切入视角，将仇虎和金子的主次挪位，以金子的命运轨迹展现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妇女的磨难和挣扎。保留原著的两条故事线索，把仇虎“复仇”的主题改为金子“宽容”的主题，将仇虎复仇、大星恋金、焦母恨媳等重要情节围绕金子展开，突出了金子身处漩涡中复杂的内心冲突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重心转移后，原著中强烈的悲剧色彩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丰富了原著的内涵，金子内心挣扎所展示的女性的苦难，从人性的角度，表现出更加深刻的反封建的人性呼唤，完成了金子从比较单一的个性到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转变。

二、程式的现代化

《金子》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除了隆学义在人性开掘上的“现代化”突围，还有一个在川剧现代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创造现代川剧程式。

　　戏曲中的程式是艺术家们通过生活体验，并根据戏曲的美学特征而创作的，是我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表演程式，在现代戏中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当代人物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例如传统戏中，骑马可以用一个“扬鞭”的动作展示，那么现代人开车，就没有特定的程式来表现。这也是董健提到的“现代人思维模式下的话语系统”。川剧程式源自社会生活，是川剧艺术家根据舞台艺术审美要求与规律，把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加工提炼为舞台艺术形态，与打击乐、唱腔融为一体，用来塑造人物、表现生活形态的规范的、固定的表演方式。隆学义在《金子》的创作中，在深度挖掘人性的同时，还兼顾了表演手法，以便演员二度创作。比如剧中仇虎醉后把焦大星看成焦阎王，演员变脸技艺便体现得恰到好处。《金子》中常五听说虎子回来了，演员运用踢褶子、矮子功把常五对仇虎的惧怕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学性与动作性自然契合。隆学义在《金子》中对川剧的现代程式创作，解决了现实题材与传统艺术之间最为诟病的“话剧加唱”的矛盾，对川剧现代戏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贡献。

三、审美的现代化

《金子》声名远播，其原因并非是隆学义复制了曹禺，而是他创造了一个符合现代审美的“金子”。相同的题材，在当下话剧形式的演出比戏曲更吸引年轻观众，在于年轻观众更喜欢艺术的真实性和快节奏。曹禺笔下的《原野》讲述的是农民复仇的故事，人物较多，情节复杂。隆学义在改编创作《金子》时，在加快戏曲节奏、充实剧本容量和适当追求真实性方面下了较多的功夫，对戏剧结构与舞台风貌进行了改进。他选取金子为主线，简化了人物，重新调整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五幕戏中，除一头一尾，其余三幕均固定在同一场景，在金子、仇虎、焦母及焦大星四个人物之间展开，将人物矛盾的冲突集中设置在金子与仇虎的爱情纠葛，升华了戏剧的主题——“金子阻止仇虎复仇而不能”。通过这样的处理，使戏曲舞台艺术更加契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摒弃了传统戏曲演出中节奏缓慢、情节拖沓的结构形式，在情节结构上做到严谨、出新、流畅、明快，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吸纳现代观念及元素，成就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审美意识的川剧作品。

　　戏曲需要改革，观念需要革新。川剧文学生存、发展的重点也在于创新，如果不服从艺术创造的规律和逻辑，拘泥于“三一律”的时空限制，停留在对“传统折子戏”的盲目崇拜中，不敢如隆学义一般在人性、程式、审美方面注入现代化意识，力求革新和突破，将不利于传统川剧文学在当下舞台环境中找到合理的发展走向。在文化繁荣发展的长河中，只有拓展题材，表现形式多样化，确立全新创作理念，既要坚守传统，又要突破和发展传统，才能创作出符合现代观众审美情趣、贴近观众生活，艺术性、影响力、价值观俱佳的川剧文学新品，使川剧的文学品格更加鲜明，让三百年历史的川剧富有更加长久的文学艺术魅力。

　　本文为2016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川剧艺术创新发展视阈下的隆学义川剧创作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YBYS147）成果之一。

　　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40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