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勤娜

　　九世同居的张氏家族及其百忍文化内涵

　　陈勤娜

　　张公艺家族九世同居和睦相处，历北齐、隋、唐三朝，受四次旌表，唐高宗曾亲至其宅访贤，得其以“百忍”治家之道。百忍文化的内涵核心是礼与仁，表现为以礼法为典则规范克制约束自身和家族成员，以礼义之思想精神修身养性教育家人，待人慈爱宽仁，宽容忍让，感化子弟乡邻三个方面。百忍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山东郓州寿张县（今河南省台前县）张公艺家族，史载“九世同居”，二百余年千余口同产共爨，北齐隋唐三朝皇帝皆曾旌表其门，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隋开皇中大使梁子恭皆到张家慰抚旌表，送上北齐文宣皇帝高洋的赐匾“雍睦海宗”和隋文帝赐匾“孝友可师”，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九年赐字“义和广堂”。唐麟德二年，高宗皇帝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及文武百官东封泰山，途中路过寿张，便命直驱车马亲幸张公艺宅，问张家之所以能九世共居二百年和睦相处的原因。一介布衣张公艺，蒙皇帝垂问，稍加思索，未曾答言，却请人拿来纸笔，一口气写下百余个“忍”字呈给高宗皇帝。高宗见此情形，心中颇为赞许，为之感动流涕，赐以缣帛而去。

　　高宗御驾回宫后，对张公艺治家之方念念不忘，派使者送去亲笔御书“百忍义门”匾额。高宗访贤之事令张家声名远扬，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官修正史对此事详加记载，历代皇朝官府勒墓修祠，千秋万代为天下宗族治家的典范，后世家风家训中常以之为师，元朝杂剧将之编入戏曲，明人将其事迹百例编册成书，张氏家族及其百忍文化影响深远。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父子两代同产共爨者屡见不鲜，然而随着兄弟子孙年长成婚，多数会析家离居，各自成家过活，三代四代同产同居者就比较少见，而张公艺家族九世同居，阖家上下九百余口人，居室四百区，依然同产共爨，财产共有，每天同时在同一处用餐进食。据张氏族谱记载，“每旦鸣鼓会食，群坐广堂，髫髦未冠，列为别席，内外礼让，上下仁和，雍睦薰蒸化及。”每天吃饭时敲鼓集合，大家一起坐在广堂，老人与老人同处上座，年轻人与年轻人坐在一起，妇人与妇人别为一席，未成年的孩子们单独列席。大家互相礼让，先食者与后食者有序，敬老尊长，爱护幼子。长者仁爱，幼者恭敬，上下一团和气，内外仁和礼让，雍睦和谐，真正实现了古代社会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姑婉媳听”。据说，这种和谐状态甚至感化影响到家中饲养的动物，“百犬一犬不至，众犬不食，和气致祥，物类亦为效顺”，家中饲养的百余只犬也是一同吃饭，甚至于一只犬不至其他犬都不开始吃，家中人的和气感化到动物。

　　张家不仅全家上下同时同地进食，而且所有财产共有，钱粮、牲畜、农具皆着人专门管理，其他如居室、衣服、生活用品也是统一分配。家中子孙年长，完成婚聘成家，便可按需分配到一区居室。族中设置专门的裁缝房，全家上下九百余口人的衣服、鞋袜皆按照不同大小型号，不同的季节温度，以同样的材料和样式，统一制做和分配，公平合理，绝不厚此薄彼。有些外出服装挂在门厅内，有人外出便取一件穿上，回来后仍旧挂在门厅，并不指定是谁的。未成年的孩子归族中妇女统一看管，有出门探亲的妇女，随意抱起一个孩子就走，无论是谁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种生存状态，颇像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乌托邦》一书所描绘的理想社会：财产共有，环境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这里的人们人人从事生产劳动，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学习，思考和娱乐，这里没有墮落和罪恶。张氏家族的生活更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张家有良田千顷，能够让他们耕作其中，获得稳定的物质支撑；有居室四百余区，养犬百只，不正是“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的景象？而且，张氏家族有成熟的各式手工作坊：酿酒坊、织布坊、裁缝坊、磨面坊、阿胶坊等等，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落难古贤村，张公艺便以自家酿制的大曲酒和阿胶为李世民治病养伤。这里的人们根据各自的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财，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为大家庭和谐幸福的生活出一份力。

　　张氏家族的和谐社会不只体现在财产共有、生活用品公平分配等物质的均等上，也不止体现在人人参加劳动、没有压迫剥削的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内在的和谐，所以四朝三代旌表，北齐称其“雍睦海宗”，隋朝称其“孝友可师”，唐太宗赐字“义和广堂”，唐高宗称其“百忍义门”。历朝对张家的赞赏皆在其内在精神的和谐，家族成员之间的和睦孝义，即族谱所载“内外礼让，上下仁和”。然则，怎样的治家之道，才能让一个大家族长达二百年同产共居和睦相处？这是最值得人们学习的核心内容。唐代高宗皇帝访贤时，张公艺手书百余忍字以对，并答道：“老夫自幼接受家训，慈爱宽仁，无殊能，仅诚意待人，一‘忍’字而已。”由此可知，“忍”是张公艺祖上传下来的家训，是修身之方、立家之本、治家之道。

　　“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儒、释、道三家都将之作为至高至上的精神境界备加推崇。“忍”字本义，《说文解字》称“能也”，《广雅》释曰“耐也”，有“忍耐、容忍”之意。儒家大师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始祖庄子《让王》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都是忍耐之意。此外，“忍”又有“克制、抑制”之意，如《吕氏春秋·去私》云：“忍所私以行大义。”克制自己的私心偏好以行大义。孟子说：“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也是同样的道理。佛教更是推崇“忍”在修行中的重要地位，佛教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释迦牟尼说：“六度万一，忍为第一”，将“忍”作为修行的第一要素。

　　修行“忍”道，有不同的层次级别。宋代罗璧《识遗》卷三谈到“忍”，称：“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饥忍食、砭忍楚、堤漏川决闲之维艰；知道之忍，则克己而复于礼，礼人而反其敬，如曀而霁、冰而澌、容而消之，所过皆化。其说忍字有浅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忍之之为忍，然后忍字之义方备。”“忍”有两种层次，第一层次是“抑情之忍”，比如忍受饥饿苦楚，这是较低级别的克制；第二种层次是“知道之忍”，克己复礼，约束以礼，互相尊敬，像云散天晴、冰消雪融一样感化身边的人，这才是较高级别的忍道。张公艺家族九世同居，唯取于礼而后能忍，如《御定孝经衍义》说：“聚族同居，即古宗法之遗意，礼之所取也，盖必有肃肃悚悚之心，而后能忍也欤。”事实上，克己而复于礼的知道之忍，是修身养性的方式方法，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儒家提倡的“仁”。《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张公艺治家之“忍”，为较高层次的“知道之忍”，所“知”的“道”即为“礼”和“仁”，这也是张氏以忍治家的深层文化内涵的核心，如张家族谱所载“内外礼让，上下仁和”，就是张公艺以忍治家的方式、效用和结果。

　　“礼”，繁体为“禮”，《说文解字》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即举行祭神礼仪以求福佑。后来经过周公孔子的系统整理，延伸为“礼仪”“礼制”，成为当时社会的制度规范，如《礼记·王制》：“脩六礼以节民性。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大戴礼记·本命》：“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国语·周语》云：“昭明物则，礼也。”又延伸为“礼义”，指符合“礼”的制度规范的思想道德、精神修养，如孔子所云“克己复礼为仁”，又进一步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泛化为一种符合天地规律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说：“礼者，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以礼为约束，就能够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用，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言：“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以礼治国，则国泰民安；以礼治家，则家昌人和。张公艺治家之“礼”，就是遵从符合天地规律的社会秩序，克己复礼，遵守礼的规范，家族内外礼让，以礼相约束。儒家所言“礼”与“仁”是密不可分的。关于“仁”，儒家先圣有很多言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从不同角度阐述“仁”的特点、表征，以及如何达到仁的境界。如“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是一种高尚的伦理情感和精神境界。如何成“仁”？《论语·阳货》子张发此问时，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拥有这五种品行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于天下为仁了。然则，到底什么是仁呢？表现在个人修行上，待人接物做到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处事目标。

　　礼与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它们既有区别，又相依相存。关于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有一些明确的解释，将仁与礼互释，以仁释礼，以礼释仁。如颜渊问仁的时候，孔子所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以礼约束自己，待人接物以礼，将礼作为方法和途径，最终就能达到仁的目的和结果。再如仲弓问仁时，孔子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见大宾与承大祭，实际上就是尊礼，尊礼即为行仁。再如攀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忠，与人敬。”个人在独处、做事、待人时，做到合礼的恭、忠、敬便是仁。礼与仁都是营造理想社会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价值追求、道德典范，相对而言，礼是外在的、形式的，仁是内在的，内容的；礼是准则和规范，仁是目标和结果。礼与仁相依相存，没有礼则仁无从显现，没有仁则礼失其本源。《家范》载，张公艺书百余忍字进呈唐高宗，“其意以为宗族所以不协，由尊长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礼节或有不备，更相责望，遂成乖争，苟能相与忍之，则常睦雍矣。”长者以仁待下，幼者以礼尊长，相互忍让，则家族雍睦。

　　张公艺以忍为治家之道，其文化内涵的核心是礼与仁。总结而言，它的表现大概有三个方面：其一，以礼法为典则规范，克制约束自身和家族成员；其二，以礼义之思想精神修身养性，教育家人；其三，待人慈爱宽仁，宽容忍让，感化子弟乡邻。结合文献资料张公艺家族事迹具体而言，张家以忍治家，以仁和礼为基本指导思想，“制典则、设条律，以诫子孙”，制定家规家法，将礼仁思想转换成具体的形式规范，以便家族子弟遵守。张家训诫家族成员待人以礼，不许子弟欺侮乡邻，横行乡里。张家设置义和广堂，对内对外讲究宽容忍让，禁止家人争斗兴讼。对家族中的女性成员，禁止搬弄是非，说人长短，以口舌起嫌隙，导致兄弟不睦、乡邻争斗。张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张公艺，遵从祖训，诚意待人，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顺承父母，雍睦亲族，厚德交邻。凡事忍让克制，对待别人的误会不愤怒，不解释，待事情真相大白也不过一笑了之；待人宽厚，不较横逆，容恕小人的冒范，不计前嫌的以诚待人。教育妻子待下人慈惠，宽待奴婢；劝和邻里亲族，教人友恭，劝人息讼，以义规人，以节俭感人，勉人释仇。张公艺家族仗义疏财，在灾荒兵乱时救济灾民，平时接济乡里，多次赈灾放粮，仁爱施舍远近闻名。遇到邻人借钱粮不还、乡邻侵占地界之类皆以宽厚容之，惜老怜贫，收养少孤，积德行善，捐募钱财修建大桥济人，对众生皆慈悲为怀，劝邻人勿捕鸟鹊，常常放生积德。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张公艺所倡的“忍”，非一人一事一时之忍，而是“百忍”，所谓“百忍”，有三个方面：其一，从个人来说，要时时处处、方方面面忍让；其二，从群体来说，要人人忍让，互相谦让；其三，从层次上来说，要一忍再忍，一再忍让。如此，才是一个家族和睦相处的治家之道。

　　可以说，正是张公艺以忍治家，注重礼法规范，以仁礼为本，规定、教育、感化家人乡邻，才成就张氏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姑婉媳听”的和谐局面，才能有“每旦鸣鼓会食，群坐广堂，髫髦未冠，列为别席，内外礼让，上下仁和，雍睦薰蒸化及”的美好景象，才能创造九世二百年和谐同居的奇迹，才能打造平等自由富足美好的世外桃源。

　　后世对于张公艺以百忍治家致九世和睦同居的事迹颇为推崇仰慕。如《明儒言行录》卷三有“忍字赞”，也有慕其九世同居的行谊，而率领家族学习尝试者，如《江南通志》载：“王靖，字宁之，祁门人。尝慕张公艺行谊，百口同?，尺布不私。成化丁酉乡荐授交河知县，人称其节操。”甚至由于张公艺家族的举世闻名，后来凡有家族和睦者常被人比作张公艺。如《山西通志》载：“沁邑南乡村名后麻园者，里人刘光岳七十余口，五世同居，忍让一如张公艺。”再如《甘肃通志》载：“皇清梁必擢，秦州人，家传孝谨，五世同居，时人以方张公艺。必擢亡妻陈氏主家，五十余年长幼百口，咸相敬爱无间言。”

　　不过，以“百忍”治家之道从其被推崇不久便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赞许忍道的唐高宗性情柔懦，以致后来被武则天改朝换代，批评者言及此处，常将忍让释读为柔懦，甚至归罪于百忍之道，称高宗对武则天一忍再忍，终致武周代李唐。这实在是对百忍之道的极大误读与诬篾！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回应道：“张公艺以百忍字献高宗，论者谓其无当于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恶知忍之为道乎！书曰：‘必有忍，乃克有济。’忍者，至刚之用，以自强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观物情之变，忍可以挫奸邪之机，忍可以持刑赏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听宦者之辞，而立命上官仪草诏以废武氏。是惟无激，激之而不揣以愤兴，不忍于先，则无恒于后，所以终胁于悍妇者，正此也……长孙无忌渭阳之情，闻谮即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即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于耳，即不忍于心，高宗之绝其天良，恶岂在忍哉？公艺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闻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可操戈戟于天伦，而能饬九世以齐一乎？”忍是刚强之道而非柔懦之术，忍可以观物情之变、挫奸邪之机、持刑赏之公、畜德威之固，高宗被武后改朝换代，恰恰是其“不能忍”的后果，怎能归罪于“忍”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4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