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柳 姜鹏宇

　　希 望

　　魏柳 姜鹏宇

　　放暑假后，同家人一起回老家看望祖父。去祖父家的路上，经过一段颠簸的土路，有几辆正在工作的渣土车朝我们开过来，于是父亲靠路边停下车等着渣土车通过。我摇下车窗看见对面山脚下一排房屋正进行地基建设，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于是问父亲这么大的工程是做甚么用的，父亲抽着烟说：“那是政府扶贫所建的房屋，是支持少数民族建设的国家扶贫项目，是给那些没有住房又无力自建或者买房的村民建的”。听到父亲的话，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国家富裕了，对老百姓真好，这一下不就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宏愿吗？我正处于兴奋中时，父亲话锋一转：“现在的人，不以穷为耻，反以穷为荣，尽给国家拖后腿”。我很迷茫，这明明是好事啊。父亲接着说：“扶贫的政策性房屋原本是给那些没有住房又无力自建或者买房的村民建的，属于照顾对象的家庭（指标）按照人均二十五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但是现在人人都想着走关系、搞指标，然后坐在家里等扶贫，这心思呀全用歪了，得到指标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好吃懒做，谁不知道啊”。这时，渣土车开过去了，父亲开着车也上路了，我坐在后面，心情久久的不能平静，思索国家扶贫的好事怎么就走样了那？

　　我是山里的孩子，小时候外面来的老师告诉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贫穷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展不平衡，地理环境封闭、信息闭塞，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我们曾将其奉为圭臬，深信不疑，因此我们穷的理所当然。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发现实际情况好像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比如国家的扶贫房屋，听父亲说得到扶贫房指标的村民，无一不是好逸恶劳之辈。他们用着国家的低保金纵横赌桌，住着国家扶贫屋，骂着党和国家不拉他们一把。当穷成为一种习惯，时时刻刻把穷挂在嘴边，当穷能够成为一种武器，能在国家身上得到好处时，穷的本身已经不是穷了。

　　我老家是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享受西部大开发待遇。国家对这里扶持力度相当大，每年村民有粮种补贴，老人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学生有国家助学金。基本照顾到了各个年龄段的贫困人民，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的，逢年过节，民政部门更是送油送米，照顾有加。然而，我们依旧穷困，吃不上饭，穿不起衣。以前不曾去想其中道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渐渐明白了我们穷困的根源。

　　我们穷的不仅仅是物质，我们穷的更是精神。物质上的穷困，在政府扶贫之下尚可以喘息，但精神上的贫瘠却是外力难以作用的。物质上的穷困，尚有良田沃土以供耕耘。精神上的贫瘠又凭何力回天？这些穷人沉湎于国家扶贫的物质中，为占到政府便宜而沾沾自喜、相互攀比。从来不曾想过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回馈社会。穷人们早已习惯娃娃鱼似得张开大嘴，静等饲料。精神上富不起来，物质上必然流于匮乏。村里有一阵国家支持养殖业，结果是头天送的鸡苗，第二天就被转手卖出去，得到的钞票无非几餐酒肉祭了五脏庙，或者赌桌上对骂了几声爹娘。辗转十几年的扶贫政策，种的药材，白术、黄精、人参；种的苗圃，乌木、桉树、紫薇；搞的养殖，娃娃鱼、鸡鸭，最后全是政府补贴到手，国家资助用完，随即烟消云散，富裕不在。山区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得意洋洋的村民仗着这个名头，饱饮国家的血肉，笑着说：还是穷点好！

　　仗着“穷人”的身份一味的索取政府，寻求他人的物质支援。明白的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绝望的人恨恨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被扶贫的村民斜视着家中三层小楼，吸一口烟，得意的说道“看你们那么苦、那么累才修这莫大的房子，我们玩的清闲，不修房子，国家也给，你说是为那般？”

　　听着这样的话语，我很迷茫，对这些人究竟该怎么办？扶贫扶贫，越扶越贫，他们穷的不是物质，他们穷的是精神，只有精神上奋发起来，他们才能彻底的摆脱贫穷，才能真正的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自力更生，富裕起来。

　　扶贫先扶智，我希望我的乡亲灵魂能富裕起来，不等不靠，奋发有为。相关人员在扶贫工作中能多些耐心，多传授知识，启迪智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基层的相关人员能改变以往简单的填鸭式扶贫工作模式，而是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从点点滴滴做起，慢慢改变山区村民的精神面貌，进而带领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我真诚的希望我曾经朴实的乡亲能回到从前的样子，自立自强，早日过上真正富裕的生活。

　　我知道这一切很难，但这是我的希望，这是一个走出大山孩子的殷殷之望。

　　家乡永远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澎湖湾，我永远爱你。

　　魏柳，男，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2015级法学专业学生。

　　姜鹏宇，男，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法学专业兼职教师，武汉大学法律硕士，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专利代理人，双中级职称。曾在《法制与经济》、《法制与社会》、《中国全科医学（医生版）》、《中国药学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在《唐山文学》、《参花》等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