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萍

　　传统文化对经济管理的影响研究

　　◎许丽萍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存留在人骨血里的内核，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每个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在探索与自身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方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这样的影响力却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笔者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归纳，以期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亦是博大精深。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目前我国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合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在经济管理方面，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积极地探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管理中确实有大量值得借鉴、学习的闪光点，但是，同时它也在某些方面存在消极的作用，限制了经济的发展。J?布坎南曾说过:“文化进化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我们一直依靠这些抽象规则生活，但并不理解这些规则。”“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指我们不能理解和不能(在结构上)明确加以构造的、始终作为对我们的行为能力的约束条件的各种规则。”（J?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5、116页。）如何发现并且科学合理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规则”运用到经济管理领域中来促进经济发展，首先要做的是，应该分辨出传统文化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哪些起到了积极作用，哪些起到了消极作用，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一、积极作用

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提出的“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首创的管理制度，都能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出处。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自己的经营哲学，并著有《论语与算盘》，在这里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有外国学者认为，东亚五条龙的经济腾飞，是因为“它们都享有经世永久的儒学传统”。而“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的伦理教育，它把《论语》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正如涩泽荣一所说，“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

　　（一）“人本”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对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就有:“唯人，万物之灵”的说法。孙膑在《孙膑兵法?月战》一文也写道：“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曹操的《度关山》一诗中，也有“天地间，人为贵”的杰出诗句。像这样肯定人的地位的说法，在我国传统文学中数不胜数。除了肯定人的地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有论述。《诗经?大雅》中有:“无竞唯人，四方其训之”，意思就是，有了贤德的人，国家才强盛，四方诸侯才会顺服。《尚书?五子之歌》告诉统治者:“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说，为政之要在于“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说，要对内部的人有凝聚力，对外面的人有吸引力。还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人”的作用的。而这一点，在现代经济管理中，非常重要。

　　电影《天下无贼》中有一句台词一直流行至今：“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说明大家在内心是非常认可这句话的。在经济管理中，如何留住人才，是提高经济体自身竞争力的基础。在这个方面，许多单位都借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观念。首先，从工资待遇方面，要知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要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使他们“有恒产”、“仓廪实”，这是从物质方面来遏制人心浮动，减少人员流动。然而这只是一个很容易打破的浅表的关系。更多企业的做法是从精神层面使员工更加有归属感，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首先做到把挖掘到的人才安排在最能发挥其能力的岗位上，使其在心理上对企业抱有“知遇之恩”；然后在企业文化中形成“得其心者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领导哲学和“仁爱”、“忠恕”的相处之道。

　　（二）“义利”观。在经济活动中，如何使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的问题。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利益，就容易造成不择手段的不正当竞争，人情淡漠、人心涣散，市场秩序混乱，产生“无商不奸”的信任危机，最后将导致经济发展受阻。因此，在《增广贤文》中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曾说：不义之利“不苟得”。这就告诉人们，在获取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不能舍弃“义”。这就为经济活动定下了道德准则，使人们能够兼顾他人的利益，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舍弃遵守道德准则所带来的长远利益。然而“义”和“利”并不是一些人狭隘认为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通常，从长远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像我国不少“儒商”就做到了“大丈夫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取财”；”“君子”也可以爱财，只要“取之有道”便可。正如《论语?泰伯》中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三）“天人合一”。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所以应该“无为而治”。这里的“天”和“道”其实指的都是自然规律。这跟哲学中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一定会发展壮大，而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会消亡”的说法有相通点。在经济管理中，发现自然规律并顺应它是重要的。像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相反的，他指的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要去发现并严格按客观世界的规律办事，才能顺其自然，达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败”、“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之有益”的境界，实现“无不为”、“无败”、“无不治”、“有益”的管理结果。就像我国早期的计划经济，由国家对市场进行调控，后来发展到市场经济，开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自身进行调控，国家只进行一些宏观方面的调控。这就是国家从“有为”走向“无为”。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坚决反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这里面也能看到“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消极作用

（一）家族式管理模式。从启继承禹的王位，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之后，这种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就一代代传承下来。上到统治者的王位更迭，下到百姓们由儿子来继承家业，这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想法，一直延续下来。《大学?礼记》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也就是说要按照“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顺序来实现管理目标。这也就造成了古代的统治者们把“国”也当做“家”一样去治理。一方面让自家亲戚占据重要职位，给予各种便利，另一方面就是做事情“讲人情”、搞特殊。这样的管理方法从古代来说，人尽皆知的失败案例就是“安史之乱”，而到了现代，人们似乎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放眼各大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仍然是随处可见。首先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任人唯亲”的方法，大大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因为看不到升迁的希望，人才也更容易流失。其次，这种家族式的管理对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从人品到能力的要求都很高，由于领导不当导致企业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再次，因为家人亲戚都在企业，所以企业往往要给他们非常优厚的福利，为了兼顾公平，企业就要照顾所有员工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及就业等等，造成企业负担过重，容易把企业办成福利组织。

　　（二）“安贫乐道”，“君子固穷”。我国几千年来的主要经济状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正是这样的生产力基础决定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小农意识的积淀。这种小农意识主要表现在平均主义思想以及更倾向安于现状的心态。相对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就十分缺乏了。孔子说过，“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寡”和“贫”都是可以忍受的。就像改革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虽然它带来的“大锅饭”和“铁饭碗”可能吃不好，甚至吃不饱，然而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人民道德观和价值观中，在某一历史阶段，仍旧成为了一种合理的存在。而在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惯性与惰性之后，由于竞争所产生的的“不安”和“不均”，就成了人们讨厌和逃避的对象。而逃避竞争，拒绝改变的心态将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巨大的阻力。

　　恩格斯说过，“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他的话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和形成中国人价值观和行为活动的约束规则，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在我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我们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力量。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451450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2015年9月立项软科学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与渗透--在全球经济与社会转型背景下”（立项编号：1524004106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