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俊杰

　　浅论女性与上海的关系
——以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为例

　　◎ 鲍俊杰

　　张爱玲与王安忆这两位上海女作家，虽然在不同的年代抒写着上海，并且落笔之处都在女性身上，但在相隔30多年后，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景象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世界却出奇的相似，两位作家都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物质化、世俗化世界的女性进行了观照。本文将通过对《倾城之恋》与《长恨歌》的文本内容剖析，试从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上海、两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以及女性与上海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对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与上海关系进行解读。

一、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上海

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之一，上海本身就是19世纪西方经济、文化势力向东方疯狂扩张的历史产物。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女作家，有着十分相似的历史观，因此，自然而然对上海的阐释也有着相似之处。她们都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视角，转为从个人视角用回忆式的叙述方法来展示上海的风情风貌。与其他城市的特点一样，除了繁华璀璨之外，上海还有着其平凡安详的一面。弄堂就是其平凡之所在，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大多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洞悉到上海生活化、平民化的一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看到最真实的上海变迁。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弄堂逐渐淡出了上海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变化可以从经济与文化两个方面的转变凸显出来，所以，从小说背景这一点上来观察，张爱玲与王安忆之间是有所不同的。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弄堂是其中的一部分，弄堂里各式各样的人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都市风景观。普通的人性凝定在普通的人身上，从弄堂中普通市民性格特点的描写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张爱玲自身的生命体悟和生活感受。平淡中上海大城市风景的书写，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平常世界的地方性和互动性，弄堂中日常现实的描写透露着张爱玲对感性世界的迷恋，对生命现状的把握，在日常生活意象的经营中体会琐细的喜悦与快乐，这便有了小说中她对感性生命存在和具体世俗生活的难言爱好。

　　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最突出的特点是繁华背后的平淡，“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这句话中透露出了王安忆写作的视角，她更理性、更客观地对上海进行了“俯视”性的描写。弄堂虽是古老的景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弄堂也会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这部分描写中，王安忆刻意淡化了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十年这一时间段的政治背景，而是在日常生活形态的叙述中，将记忆中上海人都市民间化的历程一一推向正面舞台，写出上海市民与当时时代主流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便是《长恨歌》的精华所在。

二、两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正如她的《倾城之恋》中白家的钟一样，比别处都要快一个钟头，生活节奏是快的，女人们自然也比别处的更加摩登，更加讲求现实，也更加希望享受人生。例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爱打扮，爱时尚，与钱相比，她更爱虚荣。在都市民间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张爱玲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新的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和对时代变动中的道德精神的深切关注成功地结合起来。她并不像文学领域中一些男作家一样，着意从某种启蒙或是革命的道义出发，将生存的意义依附于某种精神理想，而是更倾向于从民间生活的本身去探求其内在的精神内核。

　　王安忆的作品中将女性作为城市的缩影来描写，王琦瑶浸透了上海的味道，解读了一个王琦瑶，也就读懂了一群王琦瑶，同样也就解读了一个上海。与白流苏相比，王琦瑶的身上多了几分聪颖和睿智，在各种场合的经历又为她增添了几分见识，这就使她的性格比较含蓄和沉着，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谦和恭谨又不失娇媚婀娜，懂得保护自己不被流言所中伤，上海的纷繁与复杂，使王琦瑶更懂得社会中的人情世故，更懂得如何在这样一个繁华璀璨且环境复杂的社会中明哲保身。由此可见，上海的大环境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作用。

三、女性与上海的关系

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她是带有上海灵魂的一类象征，同张爱玲笔下的其他的女性形象一样，她的心理也是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她对感情也曾有过美好的憧憬，但因为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差距，其心灵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极度沮丧失落之余，她的心理便发生了逆转。女性生存的尴尬、生存的孤独、生存的悲哀是张爱玲笔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历见证，白流苏的命运，则在喜剧的结果中透露出悲凉的味道。王琦瑶的命运同样折射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史，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城市又是一个大女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一生有着上海每一个平凡女人的影子，上海孕育了王琦瑶，王琦瑶身上也同样带有上海的烙印，带着上海那种对金钱、对时尚、对物质的欲望。

　　在上海这个摩登快节奏的繁华大都市中，一切东西包括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品。城市文明在给人民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人的精神加上了“金钱”的枷锁。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处理人际关系和事务不再关涉亲情、仁义，金钱和利益成了唯一的标准，而女性在这一生存境况中，变得物化、势利，在英雄或权利崇拜的双重魔圈中，女性失去了独立为“人”的价值，被“金锁”锁住，从而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严重异化。

　　因此在这种情景之下，女性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依靠个人奋斗打拼来满足物质需求，要么就只能依靠男人来给自己提供一定的物质享受；可是从小说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王琦瑶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都市生活不像农耕生活那样需要女性拥有强健的体魄进行劳动，但是女性在消费文化环境下依然属于弱势群体，她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能力来为社会进步创造价值，因此，只能依附男人来生活。她们逐渐受到外界物质文化的刺激，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欲望越来越强，最后为了达到目的，只能卑微地依附在男人的身旁，受到男性的牵制与摆布。总而言之，消费文化对女性的异化这一结果与女性自身的主观因素和现实客观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010022

　　鲍俊杰（1992-），女，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