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 父
◎周胜远
2008年8月,我正在塘沽明珠花园康馨洗浴中心二楼休息。
突然大哥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焦急又无奈:父亲病倒了,可能是骨癌。自幼父亲就于我疼爱有加。我一九八六年大学毕业,在他眼里算是见多识广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这么想,以致于我不知怎么应对这旦夕祸福。但父亲依然最相信我。要我带他去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肋骨疼。
当天下午匆忙赶回家。第二天就去了滦南县医院。找了院长曹春光先生。诊断结果和大哥电话里说的差不多:多发性骨髓瘤。实际大哥已经在唐山工人医院,唐山人民医院为父亲做了穿刺。基本确诊。我不相信,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倒是我的健康让他绞尽脑汁,满头白发。第三天我通过朋友找到天津血液病研究所韩明哲教授。化验结果依然是那几个字。我呆了:我善良慈祥勤劳的父亲就要这样走完他的一生?
我告诉父亲血液中白细胞低,需住院治疗,输液肋骨就不疼了。输液后果真不疼了,化疗是进口药——马法兰,化疗不掉头发。父亲没有多想三个月出院后,父亲幸福的生活了三年。生活质量还很高。只是经常查看药品说明书。一个劲问侄女亚萱:瘤和癌是不是一回事。自己动手查字典这两个字的概念。又一次我回家问我: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会告诉我吗?很无助的样子。我后悔这件事,应该告诉他实情。父亲一定在天国里埋怨我。
从心里说我有些大意,韩教授亲口告诉我:这种病有的人能坚持十几年,有这种奇迹。然而,2011年春节刚过,父亲开始行动不便,臃肿懒散,心情抑郁。这个春节,我去了山西运城——我夫人樊艳萍家。等我春节后赶回老家,父亲心肺功能已出现衰竭。父亲一再要求去外地看病,我大哥表现出不耐烦,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也可以理解。临回塘沽的那天晚上,聊到我的婚姻,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还聊到孩子……
2011年3月26日,是我此生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你二大爷来看我,你和他说几句吧。我:爸爸,今天我心情不好,改天再说吧。我心里话,我不愿意在亲人们面前暴露我的痛苦。
我并没有想到父亲会离去的竟这么快。以往家里出什么事我都有感应。3月28日中午村支书刘殿雨在电话里喊:先别告诉他,先别告诉他。一下车我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大姐夫刘殿英,我知道我回来的太晚太晚了。
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我跪在地上,握着他冰凉的手,他再也听不见我的脚步声:远儿回来了。也没有当我递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卷起旱烟的样子,父亲永远与儿子不亲热了!
父亲年轻时在乡间教书。他是从农村老家考取了唐山市第一中学。两年后又被河北省龙烟钢铁学校录取,1961年因自然灾害缀学,拿到了肄业证书。算是准秀才了。教书正好是他的兴趣,父亲喜欢这份工作,当做了自己的事业。文革末期,因利益之争,家族之争,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小生产者,1977年被迫离开教师队伍。这件事足以影响父亲一生。也成了父亲的终生遗憾。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因为我从未在父亲生前提及这件事,提又有什么用?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
我父亲对数学,语文,音乐,体育都有一定天赋,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到今天他教过的学生都颇有感慨。女儿周沫的第一把二胡是我带她从金元宝的六楼精心挑选。学二胡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学习父亲的天赋。如果没有这场变故,你父亲不会走那么早,今年春节母亲还和我提起那件事。
父亲务农勉强维持生计,但做生意又是真正的行家。可能遗传祖父。祖父周印,解放前在天津,上海,烟台,包头都有商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亲从倒卖全国和地方粮票每斤二分钱的利润,逐渐到天津劝业场,北京五颗松等地进货到老家市场,瓷器,鲜花,干花,爆竹,鞋子,干鱼,蔬菜,水果,挂面,等等。父亲总能在第一时间抢占市场。1979年,我在滦南一中读书时,每隔五天父亲去卖一次玉米,实际是为了和我见上一面:一盘饺子,二两白酒。两个人最多不过一块五毛钱。而当时滦南一中的生活费每个月8块钱。我读哈尔滨工业大学是1982年,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父亲也愁了,卖了本该年底卖的猪凑了九十元,那是我一学期的全部费用,春节回家还给奶奶买回哈尔滨最好的糕点。
父亲抽烟,不抽好烟。父亲喝酒,不喝好酒。我平时给他的中华,茅台来人时才喝。父亲下葬时,我把他没舍得喝的两瓶茅台埋在坟前,就当我在陪他吧!我和哥哥弟弟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这河坝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们还有更多长辈,父亲不会孤单,也不单感到孤单。
我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看望父亲。应该告诉大家:父亲周文斌生于1941年9月初五,卒于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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