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加利

　　《太平广记》报应类动物意象初探

　　胡加利

　　在《太平广记》报应类中，内容不过是宣扬佛法灵异和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之说，鲁迅先生亦称之为“释氏辅教书”，但是在宣教的同时，却借助了动物意象这一媒介，动物意象在篇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太平广记》报应类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佛法灵异故事与体现本土民间信仰的故事。其中佛法灵异故事中出现的动物意象，大多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一、佛法灵异故事中的动物意象统计

在《太平广记》报应类体现佛法灵异的故事中出现的动物篇目虽然不多，但是动物意象却大多带有象征意义，同时，这些动物意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根据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基因，吸收了其他的民间信仰和儒、道思想后，呈现出一种中国化的形态。

　　在这一类故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动物是虎，所占比重为33%，主要集中在金刚经、法华经和观音经这三个小目中。其他动物则分散在各个小目之中，不成体系。

二、佛法灵异类故事中的动物意象的象征意义

1.虎意象

　　在第一类宣扬佛法灵异的故事中，虎意象出现的次数最多，一共出现六次，在这类故事中的虎意象与最初象征着残暴的恶虎形象有所不同，它们都是以善虎的形象出现的。虎意象在这一类故事中主要有三种形象：

　　第一，虎可以治病。如强伯达条，虎扮演着去疾疗伤的功能，但是前提在于诵经。在这里虎意象只是作为宣教的工具而已。

　　第二，感虎听经。这类虎形象在报应类中共有四条，这类故事都是讲述僧人诵经时，连老虎都受到感发。

　　第三，虎救人。如释开达条，在这一类型中虎扮演救人者的角色，当然所救助的僧人在被俘的时候潜诵观世音经，所以才有虎相救。

　　这六条有虎意象的故事中，其中五条都是与僧人相关，而且故事多数发生在荒郊野外，并且是独自一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山林中修行的僧人大多都是孤身一人，在山林中遇到猛虎或者与虎相处的几率非常大。这种路遇猛兽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僧人的生活经验。

　　僧人在自然中的伏虎并非是佛教的原生观念，而是中国佛教的创造，但是也是以佛教中的慈悲态度为先导的。遇到猛虎之后，慈悲不杀，使之成为孤独修道的僧人的法侣与法徒。受了驯伏的虎，不仅能够说话，还能听懂僧人的语言，并作出反应。如释智聪条，智聪逢大业之乱，思归无计，对于一直环绕着他的虎说“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竟然开口说话“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后挟四虎利涉，这里虎俨然已经成了智聪的法徒了。纵观这些高僧驯虎故事，提供了与世俗社会不同的对待虎的方式，在汉唐时期对于虎，法律中都有着专门的捕虎的条文，如池田温关于捕虎的一些规定条例的研究，但是在佛教社会内则以驯服降伏为主，一方面可以把世俗社会和僧人社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驯虎是一种特别能够体现僧人修行和道德的行为，这种伏虎行为便也与高僧的身份认定有了一定的关联。

　　中国佛教文献中动物意象以虎居多，但是印度佛教文献中是以狮子来象征佛陀，之所以传到中国之后以虎代替狮子，是因为中国本土不产狮子，所以一般的民众不可能了解狮子这种动物，所以在佛教叙事中中国僧人便把出现狮子的地方代之以中国民众比较熟悉的虎，因为狮子和虎都是以森林顶级捕食者的面貌出现的，所以这种改变也是根据本地人的日常经验。所以，正如陈怀宇所说“佛教僧人对动植物的认知，除了来自文本的传统之外，还有日常生活的传统”，原因在于如果作者想要把一种动物象征介绍给听众，就必须要让听众能够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常识出发来接受这种新的认知。所以，高僧在传教过程中，就要以本土的资源来代替佛教文本中的叙述，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受众所接受。

　　2.狮意象

　　狮子，在佛教文献中是佛陀的象征，佛陀常被尊称为“人狮子”、“释狮子”，原因在于宗教的语言和文献受到社会与文化语境的影响。狮子作为佛陀的象征，一方面是因为狮子被视为百兽之王，有王者气质，这样以狮子作为自身的象征，就可以建立智慧与道德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狮子也与王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佛陀出身于高贵的王族，这也很容易让受众接受狮子作为佛陀尊贵地位的观念。如释道积条，这里狮意象就延续着佛陀这一象征意义。再如昙无竭条，在寻求佛法的时候，狮子可以救人于危难之中，同样使用的是狮意象的佛陀象征意义。

　　顾伟康就曾把中国的佛教区分为两种形态，即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不言而喻的是，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在中国具有更广阔的覆盖范围，在士大夫阶层中也存在着民俗佛教，但是在下层民众中却并不存在经典佛教，《太平广记》报应类中反映本土民间信仰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借助于动物意象进行传教的故事，也是佛教秉承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佛教的这种报应观念，与中国的伦理观念相合拍，从而使得报应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众的心中。

　　胡加利，女，山东菏泽人，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