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

　　论文学治疗本土化的必要性

　　李文倩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越高，人类的心理压力就越大。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辅助手段之一，“文学治疗”也越来越为学界重视，而“文学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于欧美白人主流文化背景中，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必须转变思想促进文学治疗的本土化。

　　文学治疗也可以称为阅读治疗，是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之一。1802年，美国医生贝加敏?路斯(Dr．Benjamin Rush)首先建议病人阅读小说，改善心理问题；一百多年以后的1916年，学者麦柯德?克罗舍斯(Samuel Mechord Crothers)第一个真正把阅读作为一种心理疗法(bibliotherapy)。

　　在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学者和心理医生对文学疗法的定义、文学疗法的目的与功能、文学疗法的实施方式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虽然各位学者关于文学疗法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于文学疗法借助阅读书籍这个媒介和阅读者的体验互动历程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其中，弗洛伊德对文学作品与心理关系的研究闻名遐尔，他用神话传说、寓言、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论证了他在临床个案观察中发现的一些潜意识规律和神经症病理机制，也探讨了诙谐和令人愉悦的心理机制，研究了文学作品对读者心理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到现在，文学疗法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遍布全世界，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然而，正如荣格所说的，“当你治疗病人时，实际上你是在与其探讨文化”。

　　中国悠久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环境必定会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杨国枢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汇集了他多年以来对中国人心理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他人取向的特征。在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比较研究中，他发现中国人(台湾人)的个人传统性有五个主要的心理成分，分别是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个人现代性也有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两性平等五个主要的心理成分。他推测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五类传统性心理和行为会慢慢减弱，而五类现代性心理和行为会慢慢增强。此外，他还重点研究了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和孝道，这两者都与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特征形成密切相关。

　　中国人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产生的心理问题与其它国家的人不尽相同。郑泰安对台湾地区的华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常见的异常心理与情绪问题具有华人的特色，比如在临床上有心理症状的“身体化”倾向，神经衰弱成为华人特有的心理症候群，而肾亏被认为是具有台湾地区特征的心理症候群。在精神症状分布方面，身体症状发生率最高，为28.8%，以下依次为焦虑/紧张(24.7%)、失眠(21.7%)、疲乏(17.4%)、注意力不集中(13.2%)、急躁(11.9%)、疑病症状(11.7%)、忧郁情绪(8.3%)与忧郁想法(6.5%)等。常见的社会心理问题依次是家庭问题、工作就业、经济问题和健康问题（《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1996）。此外的研究还有李心天和徐震雷对于癌症病人心理的研究（《身体与心理：癌症病人的心理与治疗》，1996）、吕秋云通过临床实例对华人亲子关系的研究（《从临床实例透视华人亲子关系问题》，1996）、刘连沛对中国少数民族精神病理和心理问题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精神病理与心理辅导问题》，1996）、翟书涛对中国人自杀行为的研究（《中国人的自杀行为及其预防》，1996）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人的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会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影响人心理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人本身就是一个超巨系统，文学、心理学都是面对一个人这样的超巨系统而产生的学科。有必要指出，在中国文学界，较早从理论上对文学治疗的功能做出全面而有深度阐释的是叶舒宪。他认为文学治疗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人的五种基本精神需要：一是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利奥塔等的语言游戏说、文学游戏说)：二是幻想补偿的需要(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说、霍兰德的防御置换说)；三是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荣格的原型说)；四是自我确证的需要(布鲁东等的超现实主义说、拉康的镜像阶段说)；五是自我陶醉的需要(柏拉图的迷狂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说) 。叶舒宪指出，人类的五种基本精神需要不仅为文学治疗作用提供了精神生态上的依据，而且也为各种与之相应的文学观找到了生理—心理的基础，它有助于从文化整合的高度来反思文学现象的“所以然”原因。对于叶舒宪提出的文学治疗原理，王立新和王旭峰认为可以统称为“宣泄满足论”的治疗理论，它展现的是“作家心理一作品表达一精神治疗”的思考路向。王立新、王旭峰认为，这种“宣泄满足论”的治疗方式是存在着缺陷的：它往往将治疗主体拘囿于具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或思想家本身，而忽视了普罗大众。他们说，除了“宣泄满足论”的治疗方式外，文学治疗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途径——“回归传统”。所谓“回归传统”就是指回归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叙事结构或认识模式。他们以中国文革叙事和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的比较分析为例指出：“我们发现，通过在文学中回归传统，回归稳定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找到稳定的价值评判体系，人们往往能够从容地应对突发事件，抚平突发事件或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一方式在以往关于文学与治疗关系的论述中却常常是被我们忽略

　　的。”在王立新、王旭峰看来，克尔凯戈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固然可以通过写作不断追问或编织某种乌托邦来医治自己的精神困惑。但是，问题却在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个性化的深刻思想。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借以调节自身和外界关系的就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传统所提供的世界观中，人们才会感到稳定和安全。尤其是在灾难性事件之后，大众更倾向于通过对以往经验的回归来求得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且这种理解确实可以有效地给人们提供心灵安慰。”王立新、王旭峰指出来的大众治疗问题，“回归传统”的问题，对深入认识“文学治疗”问题的复杂性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分析指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学治疗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生理—心理的问题，它还是个关涉文化传统的问题。

　　文学界对文学治疗的研究包括了对作家苦闷心理与文学治疗、文学与疾病、文学与灾难等多重关系的探讨，这也表明文学治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英国大不列颠医学》和《环球精神医学》等国际权威杂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曾经有几个值得深思的研究：第一个研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的非洲，是人类学家和精神学病家一起参与的结果。在尼日利亚的居民中，使用当代精神病学和当地巫医两种治疗方法进行比赛，实验对象被随机分成两个组，他们多是精神病和神经症患者，一组使用当代精神医学治疗，另一组用当地的巫医治疗。治疗后的效果是，巫医的治疗效果远远好于使用当代精神医学的医生。尼泊尔后来也进行了类似的治疗比较，一些尼泊尔当地山区的土著医生（身兼传统医生和宗教师的双重身份）和当代西方的医疗方法展开治疗效果比较，结果也与尼日利亚的结果类似——当地的治疗效果远远好于西方精神医学的干预。第三项报告是青海和甘肃地区的一些人类学田野工作观察到的，当地一些著名的大喇嘛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要好于当地现代使用西方疗法的医院。虽然在手术治疗的其它治疗中西方医学模型更有治疗效果。

　　以上案例中，巫医的治疗效果比心理医师好，并不难理解：对当地人而言，巫医比心理医师“更有意义”。因为很多社区里巫医身兼宗教领袖、知识分子、医生等等身份，不光是可以随便雇佣的专职人员这么简单，说得夸张点，当地人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些人那里来的，所以这些人的话对他们而言比心理医师“有意义”得多，这背后是患者的文化认知在做坚实的后盾。反之，如果让西方人同时接受巫医和心理医师的治疗，效果可能就会恰好相反。这也是因为精神分析等现代心理疗法是西方文化发展出来的产物，不是哪种文化的人都能适合的。

　　心理治疗在跨文化中显示出的巨大差异，文学治疗作为其手段之一也必然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考虑文化的因素，任何治疗都会是更艰难的课题。

　　荷兰学者Hofstede(1991)曾经就亚洲文化和欧美文化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上的差异问题，提出过四个维度：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2.高权威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和低权威距离(low power distance)3.高不确定性逃避(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和低不确定性逃避(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因此，基于西方文化发展的文学治疗，在进入中国这一异文化的环境中，必须要本土化。也即，发现适合中国人的方法和技术是重中之重，是跨文化、本土化研究的焦点。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水平和质量。

　　课题项目：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文学治疗”机制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2YS187）。

　　作者单位：上海杉达学院 201209

　　李文倩（1980—），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上海杉达学院公共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