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兰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的东方主义解读

　　李珍兰

　　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自2005年在美国出版后，就受到了美国文化界的欢迎和追捧，并赢得了无数奖项。小说讲述了一段发生在19世纪湖南江永县的老同故事，展现了女书、老同及女性裹脚等文化现象。但受东方主义的影响，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大并扭曲了这些历史文化场景，以迎合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虚构，从而满足西方文化对东方的窥奇心理。

　　邝丽莎是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她以其华裔背景为主题，创作了多部小说。2005年出版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她的代表作，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也获得了其他作家及学者的一致好评。该小说能成功跻身于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文化界并大受欢迎，有人认为故事题材新颖是主要原因，毕竟“女书”和“老同”文化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然而，笔者通过文本的研读，发现《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与以往众多在国外取得成功乃至引起轰动的华裔文学作品一样，作品中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是其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而并非纯粹因为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萨义德认为，在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而东方主义则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视东方为“他者”，通过对东方的虚构使得西方与东方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且使西方得以用猎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个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民族：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萨义德指出很多作家与学者使“东方被东方化了”，从而强化了西方人思想中的东方主义。虽然邝丽莎曾在2002年前往湖南江永县进行广泛实地考察，并声称《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亲身经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但由于其受西方为中心的强权文化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欠缺，使她在创作中无法完全摆脱西方的话语影响，在重现故事的历史文化场景过程中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放大甚至扭曲了这些文化现象，使得《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东方主义因素。

一、异域风情文化氛围的营造

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西方对东方文化往往带有猎奇心理，越是神秘的异国文化越能满足西方的这种心理。而《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华裔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女书”和“老同”这种几近消失的神秘中国女性文化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被女书这种神秘的女性文字所吸引，“深深迷上了女书和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女书”是一种女性之间所专用的神秘字体，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发源并主要使用于我国湖南省西南部地区，主要记录当地女性的社会生活。20世纪80年代女书首次被外界发现，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女书被国内外的学者赞为“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在小说中，从雪花和百合结为老同开始，女书就成了她们交流的媒介。通过对女书的展现，作者为读者们揭开了这一古老而神秘的女性文化的一角，但同时也加深了西方对于东方文化“神秘性”的认知和印象。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讲述一对老同的生活与友谊的同时也详尽地描述了当地瑶族的各种社会习俗，展现了当时瑶族女性的社会生活和地位、故事情节与文化场景的建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读者在被老同的姐妹情谊深深触动的同时也对瑶族的社会文化习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西方读者来说，故事的很多礼仪和习俗都是前所未闻的，如结老同 、朱鸟节 、吹凉节 、赶庙会 、坐歌堂等等。例如，小说中多次描述了瑶族女子出嫁的仪式：在婚礼的前一个月，新娘的女伴们就要在女人屋里陪着新娘唱女歌讲故事，一直到哀伤日。“离我的婚礼还有三天，哀伤日开始了，妈妈坐在第四格楼梯上唱起了哀伤的曲子，村里的女人也都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屋子里一片‘呜呜’的哭泣声。我和母亲互相哭诉吟唱后，我还得依次和爸爸、叔叔、婶婶及我的两个兄弟哭唱”。 结婚之后娘家还要送去三朝书，并带去新娘在婆家吃的粮食等。这种奇特的坐歌堂、哭嫁等习俗不但与西方婚礼习俗大相径庭，也与其他华裔文学中描述的中国传统婚礼差别很大，更突显了该作品的异域文化氛围。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所营造的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氛围已经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标志，使得人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很难忽略故事的历史文化背景。著名华裔作家汤婷婷赞誉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近代中国、神秘女性文明的迷人故事”；谭恩美也评价说作品“呈现出已逝的真实而又神秘的世界”。《雪花与秘密的扇子》对于“神秘”而又“奇特”的中国文化的描述符合了西方对于东方文化的定位，也极大地满足了西方的猎奇心理，具有典型的东方主义特征。

二、大肆渲染中国旧社会裹脚陋习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针对裹足这一文化符号的展现和强调，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妇女遭受的苦难和压迫的揭露与同情，同时还强调，这不过是中国男人对三寸金莲这种畸形足的恋物癖的结果。例如，书中描写小脚在中国文化审美中的重要性，“我的双足让我丈夫心驰神迷……他总是喜欢看着它们，把它们捧在手心里……”再一次佐证了东方主义学者眼中的中国“他者”形象——神秘原始而又落后。根据东方主义者的建构，欧美人是理性的、进化了的、道德高尚的、成熟的、正常的、合乎逻辑的；而东方人则与之相反，他们不理性、落后、野蛮、幼稚、不合乎逻辑、神秘莫测。此外，小说中专门拿出一章来详细描写裹足过程中的血腥、残忍、腐臭和死亡。裹足之后，很快“我们的脚就像放在烧红的炭上灼烧一般刺痛着，嘴里不自觉地发出抽搐的声音”。即使这样，百合和她的妹妹们被母亲驱赶着，在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脚趾骨骼尽快断裂之后，肌肉还会腐烂、化脓。

　　“妈妈开始拆开三妹的裹脚布。顿时一阵恶臭充满了整个屋子……三妹的脚终于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脓液呈深绿色，血肉模糊并略显褐色……三妹还是昏死了过去。整桶水已像毒水般浑浊发黑。最后妈妈把那双残肢从水里捞了出来，用毛巾细细擦干”。

　　小说中的大肆渲染深刻地再现了中国传统女性所受的苦难，是对男权社会非人压迫的一种声讨。但是，更主要地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和观众的猎奇心理，迎合他们对于中国妇女刻板形象的期望。而女书权威研究专家赵丽明曾经指出，“瑶族相较而言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民族。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瑶族是在唐宋年间从原始母系时代直接进人封建社会的，母系时代妇女地位较高的习俗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是因为，瑶族女子承担着和男子一样的劳动，小脚不适合生产生活。所以即使有少量的裹足现象也主要是上层的富贵家庭。小说中“长篇累牍的‘裹脚’等情节主要是为了迎合西方关于落后中国的旧有想象”。

　　甘奴认为如邝丽莎一类的西方作者热衷描写这样的东方奇观。对女性所遭受的苦难的描写，在“博取西方女性主义者怜悯的同时，又巩固第一世界女性心目中自身优越感，并强化她们对第三世界妇女所固有的呆板形象导致进一步误读”。钱德拉·曼哈蒂也指出在西方表述中，东方的妇女往往是“无知、贫穷、传统、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三、“老同”关系情欲化

除了异域风情的文化渲染和愚昧野蛮的裹脚外，小说中最夺人眼球的莫过于对“老同”的描写。“缔结老同就像婚姻一样重要”，小说中这样写道。但在那个年代，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是自己无法选择的；“老同则不同，老同是自由选择下的结合成为彼此情感的伴侣，并永远忠于对方”。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女性文化中所形成的超越婚姻的“老同”情谊却超出了作者的认知范围，是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邝丽莎所不能理解的。在讲述雪花与百合这对“老同”的故事时，邝丽莎再次发挥想象，给她们的友谊加上了情欲的色彩。作者在“吹凉节”这一章的最后以极其细微的手笔描写了雪花和百合互在对方身上写字的情景。这一部分的描写充满了浓浓的情欲色彩。因为天气太热，雪花与百合干脆把衣服全部脱掉，并提议在彼此身上用女书写字。“我舔湿了自己的手指头，雪花洁白的肌肤完全地呈现在我面前。当我潮湿的手指触碰到她肚脐上方的肌肤时，我感觉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的双乳渐起，而腹部开始陷入，皮肉上竖起了疙瘩”。随着写字部位的上移，作者的描写也愈发露骨，让人不禁把“老同”和“女同”（女同性恋者）联系起来。这种把友谊情欲化的做法要归根于作者意识中的东方主义思想。邝丽莎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所描述的这对“老同”的故事其实是对西方女性文学传统的一种追随；然而，作者把“老同”与情欲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误读和丑化了“老同”的形象，使得这种中国形式的姐妹情谊与西方文化中的姐妹情谊区分开来，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思想中的“他者化”行为。

　　邝丽莎通过《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在众多的华裔文学中脱颖而出，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及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然而几百年来，东方主义思想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尽管其影响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有所减弱，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定位依然难以彻底摆脱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的影响。邝丽莎也是如此。由于缺少中国文化环境的浸染和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世界的想象，作者在重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也使其东方化、他者化，过度渲染旧中国的文化陋习，丑化中国女性形象，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

　　（指导老师：陈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