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璟

　　吸入模式下的文化传播
——以翻译为媒介

　　杨璟

　　一种文化形态，哪怕是如中华文化这样曾一度优秀先进的文化形态，需要吸收接纳它种文化形态以谋求自身的改良与进步，虽然过程痛苦艰难又漫长，这个过程的促进剂就是翻译媒介。本文通过对翻译媒介作用下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进程的研究，观照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

　　吸入模式；文化传播；翻译媒介

　　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进步改良离不开外来文化吸收，以传播方式而言，这是一个黑洞般的吸入周边文化信息能量的过程。吸入式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是指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从世界各地向着某一个特定地区聚集的文化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该特定地区从外部地区引入不同形式的文化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吸收借鉴，最后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从传播轨迹来看，吸入式的文化传播方式犹如一个漩涡，不断地将四周的水流吸入内部，使之成为本体的一部分。当传播过程中以翻译作为文化传播媒介时，这种类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则表现为一个地区将包含世界各地独有的文化信息的由各种不同语言写成的文本翻译成本国的民族语言并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借鉴和吸收，使之与原有的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通常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外部进入的文化信息会对本地原有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为其输入一些从前没有的新的文化要素，甚至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作为接受中心中国从世界其他各国吸收借鉴各类文化信息的现象十分常见，以翻译作为媒介的吸入式的文化传播更是相当频繁，但是由于本文的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因此下文将主要以佛教的传入和西方先进自然人文科学知识的传入为例，通过分析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于数千年内在这两个领域上通过翻译这一媒介进行的文化传播史料来具体论证漩涡式这一文化传播方式。

一、中国通过佛经翻译吸入佛教文化

众所周知，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世界三大宗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是来自同属于亚洲的天竺（今印度）的佛教。事实上，因为佛教里有敦促教徒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修行的教义，很多僧侣都遵从这项教义，在各国各地游历苦修，因此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通过一些游历至中国的僧侣开始了在我国的传播历程。佛教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关键在于中国对所引进的各类大量佛教经典的翻译。

　　公元67年，来自天竺的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本生经》和《佛本行经》等首先开启了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陈玉刚，1989：1）总体来说，“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1999：18）。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们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安世高、鸠摩罗什和玄奘。安世高原为西域安息国（古代波斯，今伊朗）的太子，后因醉心佛学而让位于其书，专心出家钻研佛法。他于汉末来到中国并很快掌握了汉语，在洛阳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其中主要为印度小乘佛教经典。他先后译出了约95部经书，共计115卷（彭文奉，2008：19）。总体上来说，中国从安世高译介的经书中主要吸收了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使中国人民得到了防治心污染的种种有效方式，有利于中华民族“尚善求和”的美好民族性格的养成。

　　在南北朝时期，翻译由西域僧侣带到中国的梵文佛经及中国僧人远赴西域求得的梵文佛经已经成为了社会风潮。当时印度著名高僧鸠摩罗什为佛经翻译事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鸠摩罗什是最早开设议场来翻译佛经的，为此后大规模的议场设立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他在翻译佛经时通常先将梵文口译成汉语，讲出义旨，再拿旧译本进行对照，并且与译场中其他学者进行详细讨论后写出初稿，最后再进行进一步修改。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近四百卷佛教典籍译成汉语，其中包括《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智度论》等。（王介南，2011：110-111）。此后，我国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才真正开始。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在佛经翻译事业和佛教的传播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经走遍西域及天竺130多个国家，带回中国多达657部佛教经典，并且在回国后花费了整整20余年译出其中的75部佛经，共计1335卷，几乎包括所有小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其中，《大般若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玄奘精通汉梵双语和佛教教义且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他所翻译的佛经准确严谨且通畅典雅，译文质量在中国译经史上到达了高峰。还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如康僧会则译出了《旧杂譬喻经》和《六度集经》等7部经书。这些经书的翻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范文澜，2000：120）。总体来说，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孙昌武，1988：21）正如王克非所总结的，“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000个词；从音韵上看，汉语出现了四声；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倒装句增多了。此外“佛典的翻译又有裨于中国文学极多，给中国文学启以新意境，输以新材料，”又催生了新的文学体裁（王克非，1997：14-15）。

二、中国通过科技典籍翻译吸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以救国救民

中国很早就已经开始通过翻译来引进当时社会比较急需的科技文化知识，据史籍记载，唐代的医典中已出现了阿拉伯药方及药物的记载（张广达，1987：141）。宋朝初年，根据阿拉伯天文计算资料编译的《应天历》完成，为中国引入了阿拉伯天文知识（马祖毅，2007：298）。虽然中国古代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是主要指的是数学方面，在医药和天文方面则稍显不足，因此这些通过翻译媒介流入中国的医药和天文知识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社会这些方面的空缺，造福了当时的中国民众。然而，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以漩涡式的传播方式进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方先进的自然人文科学知识。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遭到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有见识的爱国之士抛弃偏见转而向西方学习。数目庞大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被陆续翻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

　　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一书中指出：“最先输入达氏进化说于中国者为严复。严氏于光绪二十四年译出英人赫胥黎之《天演论》，即东人所称之进化论也。严氏译出书籍颇多。此书为其最初译作。亦最有影响于中国思想界。”（2000：64）诚如其所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将赫胥黎介绍进化论的《天演论》一书翻译成汉语介绍给当时的国人，这一举动促进了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同时西方进化论的盛行也对我国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中国社会的主导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甚至中国的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此外，严复还翻译了《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几部对当时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学著作（黎难秋，1993：136）。另一方面，由于卢梭的学说在欧美各国影响甚大，美国的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都与其有很大关联，因此他的《论法的精神》一经马君武自法文译成中文后便产生了巨大反响。该译文使得中国人民第一次得以窥得该学说的全貌和实质，对中国青年一代革命思想和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张星烺，2000：103）

　　同时，李之藻译刻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西班牙人庞迪我翻译了《万国全图》，林则徐组织人员根据慕瑞《地理大全》中的一部分编译了《四洲志》一书。通过这些地图和地理书籍的翻译，许多诸如“地球是圆形的”、“世界存在五大洲”等地理学知识被我国吸收，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打破了中国人民诸如“天圆地方”和“中国作为天朝大国是世界的中心”等错误的观念，对中国人民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智。另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过滑尔达《各国律例》一书中的几节，同样收在《海国图志》的第八十三卷中，内容涉及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马祖毅，1984：225-227）

　　总结来说，在这个时期，西方的自然社会科学著作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我国，数量之庞大远远超过了第一个时期，为我国逐步建立现代科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华民族挽救了民族危亡。并且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灵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相关知识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引进了中国，形成了又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

　　从以上翻译史史实可以明显看出，各类文化信息是通过大量相关书籍的中译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国汇聚进中国的，而中国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无止境的吸收着这些文化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消化吸收，将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新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三大文明一样渐渐没落终结，而是生生不息地传承了下去，甚至直到如今仍然在蓬勃发展和进步的原因。事实上，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一直不间断地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沟通交往，吸取各种异域文化并将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既与本土文明一脉相承又富有异域色彩的新的民族文化。

　　［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黎难秋.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5］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6］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7］彭文奉.佛经汉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08。

　　［8］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1］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A］.中外文化交流史［C］.周一良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747。

　　［12］张星烺.欧化东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杨璟（1985.—），女，甘肃武威人，甘肃中医药大学英语教学部（定西校区），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甘肃中医药大学 英语教学部定西校区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