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

　　躲过日军劫掠的鼎中之王

　　●刘放

　　清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堪称鼎中之王，有“天下三宝”之说。如今，这三只惊世杰作作为镇馆之宝分别藏在上海博物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半个世纪前，这三只鼎中的大克鼎、大盂鼎，曾静静地藏在古城苏州一户人家的地底下，躲过了日军的劫掠。

　　

　　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腹内侧铸有铭文291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

镇馆之宝传奇

这户人家姓潘，这两件宝物的主人，是一个叫作潘达于的女人。

　　事情要从清乾隆二十七年说起。这一年，潘家第二十九世裔、奕字辈中的潘奕隽，在乡试中上榜，而此前其祖父曾连续十三科不第，潘奕隽的上榜被潘家视为是一洗羞愧的光宗耀祖之举。七年之后，潘奕隽高中进士，成为潘家金榜题名的开山鼻祖，此后的百余年间，潘氏家族共有三十五人金榜题名，其中包括一名状元、两名探花，而在官场中从政的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有四人之多，在国内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量众多。潘家因此成了当时苏州地区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

　　清咸丰二年，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高中探花，累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对金石古玩有着特殊的爱好，特别是对青铜器的收藏更是情有独钟。清咸丰十年，“一代名臣”左宗棠因遭人劾奏陷于困境，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终使左宗棠得以东山再起，为报答潘祖荫的鼎力相助，左宗棠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了比他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荫。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克鼎，成了海内外青铜器收藏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潘家后人曾刻一印章道是“天下三宝有其二”，这两只鼎曾经带给潘氏家族莫大的荣耀。

刚过门就接掌门户

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在潘祖荫手里达到了顶峰，但顶峰之后就是衰落的开始。潘祖荫一直无后，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只剩下两个女儿，家中还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被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然而，仿佛是潘祖荫的命中没有后代，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个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没有留下子嗣。

　　当年潘祖荫在北京去世，遗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相当罕见，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而在潘承镜死后第二年，潘祖年也去世了，因此，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潘家有宝众人皆知，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所梦寐以求的。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600两黄金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秘密埋藏躲过日军劫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家也卷进了战乱。机敏的潘达于事先叫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一个深夜里，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克鼎、盂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潘达于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院，威逼潘家交出那两只宝鼎，但潘达于和家人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保护国宝的决心，在一个多月的周旋抗争中，始终不露宝鼎的踪迹去处。日军无计可施之余，只能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闯入潘家以期发现秘密，最多的一天竟然有七次之多，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潘家财物损失不计其数，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潘家的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了。潘达于又和家人把藏品挖了出来，他们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着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被锁死，既不住人也不搬家，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解放之后。

献鼎之后淡泊人生

1951年秋天，潘达于写信给上海文管会，表示愿意捐出家传宝藏——大克鼎、大盂鼎，并希望把它陈列在即将开馆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一时间，已神秘失踪60多年的两件宝鼎将再度现身的消息传遍了国内文物界，引起轰动。重新发掘二鼎的那天，潘家大院在静寂中涌动着兴奋，两只宝鼎在文物专家们激动的目光中传递着时，潘达于不由自主地静静流出了两行热泪。

　　上海文史馆研究员倪德贤说，潘达于的这一捐赠规模在国内绝对“属一无二”，大盂鼎、大克鼎的价值无可估量，“在日本拍卖一个比这些鼎小很多的鼎，价格都在6000万美元。”献鼎后，政府发给潘达于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潘达于没有收下，她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说：“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

　　也有人曾从她住的高层窗口指着下面的小楼告诉她：“您捐的那两只鼎，如果拍卖，能买好几幢那样的房子。”潘达于回答说：“房子又值不了多少钱。”这个大户人家出身、青年丧偶、独自承担家庭生活重负的女人，对于“财富”的理解，也许早已在另一种境界。在捐出大克鼎、大盂鼎过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其家族中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件之多。

　　其实，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鲜衣怒马的望族．但到了潘达于这一代家道中落，早已成为寻常百姓人家。捐鼎时潘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虽然知道这两尊鼎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不过70元收入，而潘达于也只是里弄生产组一名普通劳动者。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人生。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上海博物馆刻着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上，“潘达于”这个名字依然“高高在上”，而关于盂、克二鼎的故事，也一直在若隐若现地流传。

　　（选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