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仪

　　弃袁投曹

　　三国乱世之下，能够与诸葛亮（号卧龙）齐名的谋士，非郭嘉莫属。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生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其早年经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并无记载，后来在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傅子》内容中简单记载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郭嘉少年时期就胸怀远大的理想，弱冠之年正逢天下将乱，于是郭嘉隐姓埋名，秘密结交一些英雄人物而不与平庸之人交往，因此在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郭嘉，仅有很少一些人觉得郭嘉是个奇才，而大多数人觉得青少年时期的郭嘉是个问题青年。《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注引《彧别传》中称之为“有负俗之讥”，也就是与传统格格不入而受到讥议和指责，尽管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郭嘉究竟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在遵循传统且人才辈出的颍川地区，他属于一个另类人物。然而，就在郭嘉依旧我行我素、逍遥自在之际，汉末中原大地却因为董卓的擅权而变得混乱不堪。距离东汉京城洛阳不远的颍川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

　　初平元年（190年），袁绍与关东地区各路地方割据势力组成联军对抗董卓（这也就是后来文艺作品中俗稱的“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颍川郡所属的豫州刺史孔伷也加入了联军的队伍，颍川也成为联军的主要基地之一。颍川郡太守李旻在战斗中被俘并惨遭杀害，董卓则对颍川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杀戮。直到董卓强行将东汉朝廷的都城西迁至长安之后，颍川地区的形势才稍有好转。不过，经过这次浩劫之后，长期蛰伏于阳翟的郭嘉终于按捺不住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毅然离开故土，加入到汉末轰轰烈烈的群雄争霸的乱局之中。

　　大致在初平二年，郭嘉北上冀州，投奔到了刚刚夺取冀州地区控制权的汉末世家大族子弟、当时公认的群雄领袖——袁绍的帐下。不过，此次的经历时间很短，郭嘉很快就离开了袁绍阵营。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郭嘉发现袁绍此人尽管声名显赫，但绝非自己可以终身效命的对象。为此郭嘉还专门找到自己在袁绍阵营的同乡好友辛评和郭图说道：“明智的人都会去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得到采纳和实施的主公，这样才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袁绍则完全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托付终身的。袁绍此人仅仅学会了周公礼贤下士之风的皮毛，却不懂得如何用人的道理。其人思虑多端却缺乏要领、喜欢谋划却没有决断。想要和这样的人一起拯救天下并建立霸王之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郭嘉这段对袁绍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把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性格弱点看得一清二楚。郭嘉断定袁绍难成大业，最后毅然离开了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袁绍集团。从后来的历史轨迹来看，郭嘉的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袁绍最后的失败与郭嘉所指出的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性格弱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郭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

　　离开袁绍之后，郭嘉并没有急匆匆地改换门庭去投靠其他的割据势力，而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颍川老家，默默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或许此时在郭嘉的心中已经存有了一份甘为闲云野鹤、云游四方的隐逸之情。不过，汉末复杂的形势注定了这位“少有远量”的年轻人不会一直被埋没。数年之后，郭嘉心目中理想的“成霸王之业”的人就在他面前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中原霸主、曹魏帝国的创建者——曹操。

　　经过数年的努力，曹操集团终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汉末中原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割据势力。曹操除了不断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之外，同时还非常注重招揽人才。短短数年间，曹操集团已经基本形成了汝颍人士和谯沛人士文武两大人才群体。而在汝颍人士群体中最为曹操倚重的则是郭嘉的同乡荀彧。之前荀彧已经向曹操推荐了颍川人戏志才并深得曹操的重用，然而不久之后戏志才不幸病故，这让曹操非常伤心。曹操亲自写信给荀彧，要求荀彧再向自己推荐颍川地区的贤才。此时，荀彧便向曹操推荐了年仅27岁的郭嘉。经过与郭嘉交谈之后，曹操意识到郭嘉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一个能够辅佐自己实现大业的重要谋士，而郭嘉也把曹操看做自己的真命天子。从此，郭嘉正式成为曹操集团的一员。

　　郭嘉之所以一见面就会被曹操所器重，《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注引《彧别传》中说“智策”是最根本的原因。郭嘉选择曹操，看中的则是曹操与之前袁绍截然不同的“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的志向和能力。他认定自己在曹操的阵营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会发出“真吾主也”的感叹。而郭嘉与曹操的组合，对于曹操集团未来在中原地区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崭露头角

　　郭嘉投靠曹操之时，正值新兴的曹操集团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的曹操集团不仅已经击溃盘踞陈留多年的张邈集团从而夺取了兖州作为第一块根据地，同时通过迎接汉献帝而取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在中原地区成为仅次于袁绍集团的第二大政治、军事集团。随着曹操集团的壮大，一些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也将曹操集团作为依附的对象，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曹操集团的实力。不过在此期间，刘备集团的依附却使曹操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是与刘备集团的起步和发展过程密不可分的。

　　刘备，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皇室贵族家庭，早年以贩卖草鞋为生，在汉末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刘备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逐渐成为汉末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此人曾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吕布等中原割据势力，并竭力在中原地区博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尽管多次遭遇挫折导致发展迟滞不前，但在中原地区却享有较高的民望。曹操集团的部分谋士认为刘备为人有英雄之志，不会真心实意投靠曹操，迟早会成为一个劲敌。甚至有部分谋士向曹操建议尽早杀掉刘备以绝后患。曹操为此向郭嘉咨询意见，郭嘉的分析让曹操非常满意。郭嘉认为：提出杀掉刘备的这些谋士并没有错，但是将军举兵抗暴，为的是让天下重获太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将军才真心实意招揽天下英豪。如今刘备具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前来投奔，如果将军将其杀死，这必定会让将军背负谋害贤才的恶名，一旦如此，那些尚在观望或者打算前来投靠的人才将心怀顾虑并改变心意去投靠其他人，到时候将军又将能指望和谁一起去平定天下呢？为了除去刘备一个人而失去天下的期望，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听完郭嘉的分析，曹操非常赞同，立即下令拨给刘备一些军队和粮草，同时让刘备驻扎在徐州小沛一带，与盘踞徐州的吕布集团对抗，从而减少了自己在东部地区的軍事压力。

　　郭嘉之所以建议曹操不要杀掉穷途末路的刘备，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此时曹操集团正处于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还要大量人才的加入。虽然刘备充满政治野心，但是在当时声望极高，得到很多士人的拥护。杀掉他，无疑对曹操集团吸引人才的加入非常不利。除此之外，接纳刘备对于抵御徐州的吕布集团比较有利。而曹操的想法其实与郭嘉是非常一致的。这样一来，郭嘉的首次献策就与曹操达成了默契，这无论对郭嘉抑或曹操而言，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着中原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曹操集团与袁绍集团之间已经势如水火，势必会爆发一场确定中原地区霸主地位的战略大决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决定抢在这场战略决战之前消灭徐州的吕布集团，消除来自东南方向的威胁。于是在建安三年（198年），曹操以主力在徐州与吕布展开决战。

　　战役开始之后，曹操大军进展顺利，先后占据徐州大部地区并最终将吕布集团的主力围困在下邳地区。不过，在争夺下邳的战斗中进展不顺，多次攻城受挫，曹军也因久攻不下而备感疲惫，士气下降。面对如此情况，曹操打算放弃攻城撤军。此时，郭嘉与荀攸一起向曹操建议加快进攻的速度，力争尽快消灭吕布集团。郭嘉与荀攸认为：吕布有勇无谋，之前已经三战皆负，其锐气早已丧失。大军作战以将帅的勇气和信心最为重要，将帅意志衰落则全军顿失斗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放弃。吕布的谋士陈宫虽然颇有计谋但反应稍迟，如果趁着吕布军队的锐气尚未恢复而陈宫也未拿定主意的时候一鼓作气猛攻下邳，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郭嘉和荀攸的这个建议，对于曹操下定决心消灭吕布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曹操终于攻破下邳，生擒吕布，不仅消灭了徐州吕布集团，也为曹操以后同袁绍集团的战略决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建安四年，盘踞在淮南地区的割据势力——袁术集团意欲与袁绍集团合流共同对抗曹操，曹操打算派兵进行拦截。此时早就想离开曹操的刘备主动请缨。曹操未能识破刘备的计谋，同意了刘备的请求。等刘备离开之后，闻讯赶来的郭嘉立即建议曹操收回成命将刘备召回，郭嘉认为刘备一旦离开许昌就一定会起兵反叛。但是为时已晚，事情的发展就像郭嘉预料的那样，刘备离开后，并没有去讨伐袁术，而是在不久之后借故杀掉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叛曹操。如果曹操能够听从郭嘉等人的主张，就不会在后期出现刘备这个对手，三国的历史也许会重新改写。

　　算无遗策

　　曹操集团在中原地区的迅猛发展，对中原地区原本的霸主——袁绍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战略决战变得不可避免。但就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袁绍集团无疑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曹操集团内部很多人对于这场决战感到非常忧虑，就连曹操本人也显得信心不足。曹操曾经说过：袁绍占据着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广阔地区，不但实力强劲且多次挑起冲突。自己曾经多次打算起兵征讨，却觉得胜负难以预料。

　　就在曹操集团上下弥漫着一股忧虑、彷徨甚至是失败的情绪之时，郭嘉却坚定地认为：一旦与袁绍集团进行战略决战，曹操集团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为此，郭嘉还专门向曹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便是著名的“十胜十败论”。

　　郭嘉从政治、军事、道义、用人、用兵、决策、个人品行等10个方面，对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虽然其中难免有些对曹操的过誉之辞，但总体上非常符合这两大集团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一个优秀谋士所具备的战略眼光和预见能力。郭嘉提出这个看法是在建安二年左右，当时曹操集团的力量还远非袁绍集团的对手，因此包括曹操本人在内，对战胜袁绍集团产生悲观情绪是很正常的。而仅仅辅佐曹操一年多时间的郭嘉就能从10个方面对双方进行比较和分析，并最终得出曹操集团定能战胜袁绍集团的结论，无疑对曹操树立信心是有着极大帮助的。因此在3年之后，曹操才能够排除所有质疑，坚定不移地与袁绍集团展开官渡之战。

　　从建安四年开始，曹操与袁绍在中原地区已成对峙之势，这时远在江东地区的孙策集团打算趁着曹军主力北移之际对许昌展开奇袭，这给正全力备战的曹操带来了恐慌。这时又是郭嘉站出来对孙策集团的动向进行了一个客观而冷静的分析。郭嘉认为：孙策刚刚兼并了江东地区，在此期间诛杀了大量当地的英雄豪杰，导致江东地区的政局非常动荡，这个时候孙策又贸然决定进攻许昌，虽然表面上拥有百万之众，但实际上好比一人独自行走在中原。孙策为人轻佻，好勇斗狠，缺乏足够的自我防护意识，这些弱点都会成为其致命伤。假如有刺客暗中埋伏进行刺杀，仅需一人就可以解决孙策。依我所见，江东地区的局势如此混乱，还没等到孙策出发就已经死于匹夫之手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与郭嘉的预测不谋而合。孙策还没有渡过长江就被刺客谋杀，死于非命。尽管这是一种神奇的巧合，但是从郭嘉的分析中，可以体会到郭嘉对于孙策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孙策个人性格缺陷的分析都非常准确。从这段记载中又可以看出，作为曹操集团的主要谋士，郭嘉不但对曹操集团当前所面对的对手了如指掌，而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也作了充分研究。

　　发生在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终于以曹操集团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集团的势力愈发走向衰落，曹操集团成功取代袁绍集团成为汉末中原地区的霸主，并开始着手对袁绍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围歼。在这场长达7年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战争中，郭嘉再一次成为曹操集团的主要谋士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肃清袁绍

　　建安七年九月，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向袁绍残余势力占据的重镇黎阳发动进攻，正式拉开了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序幕。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苦战，曹操终于占据黎阳，打开了通往袁绍残余势力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邺城的门户。建安八年四月，曹军向邺城发动猛攻。镇守邺城的袁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殊死抵抗，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曹军伤亡很大，但将士们士气不减，很多将领提出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拿下邺城的建议。此时的郭嘉却公开对这种意见表示反对。郭嘉向曹操建议：袁绍生前最为喜爱的就是袁谭和袁尚这两个儿子，还因此在确定自己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病死都没有确定究竟由谁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造成了袁谭和袁尚为争权而产生内讧，再加上郭图、逢纪这些谋臣从中煽动、挑唆，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空前激烈。如今大军围攻邺城，袁谭和袁尚为了自保，不得不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敌。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急攻的方式只会增加士兵的伤亡，如果放缓或暂停进攻，外部的压力一旦减弱，袁谭和袁尚这兄弟俩之间的矛盾就会随之凸显出来。为今之计不如摆出因久攻不下而不得不转移目标南下去进攻荆州地区刘表的架势，暗中严密监视邺城等地区两袁之间的情况，一旦两人之间内讧再起、相互削弱，大军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样就可以一举将其歼灭。

　　对于袁绍集团的内部矛盾，曾经在袁绍手下效力的郭嘉是十分了解的。这种矛盾也是导致袁绍集团官渡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郭嘉充分利用了这个矛盾，建议曹操通过佯装撤军的方法造成一种假象，诱使袁绍集团内部原有的复杂矛盾再次爆发。随后，曹操立即派遣大军退至西平县，作出一副即将南下进攻荆州的假象，袁谭和袁尚对此深信不疑，很快便爆发冲突。不久之后，袁谭与袁尚的部属开始相互进攻，袁谭被袁尚打败，逃至平原县，并派谋士辛毗向曹操乞降。曹操眼见时机已到，随即派兵佯装援助袁谭并顺势拿下邺城。后来郭嘉又随同曹操一起在南皮地区击败袁谭并平定了冀州地区。到建安十一年三月为止，曹操先后消灭袁谭、高干等袁绍残余势力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冀州、并州、青州及幽州等地，基本统一了黄河北部地区。郭嘉也因为谋划有功被封为洧阳亭侯。在夺取了冀州、并州、青州及幽州四州之后，郭嘉又提醒曹操广揽四州人才并大胆任用，这对四州地区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绍残余势力在被击败之后，只能仓皇向边远的乌丸控制区逃窜。面对这一现象，曹操提出了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乌丸地处边境，不但路途遥远，而且道路曲折，无论大军移动还是粮草供应都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当曹操提出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时，立即遭到手下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多数将领认为此时的袁尚已经无法构成威胁，乌丸人又贪财忘义，不讲朋友交情，就算袁绍生前对乌丸人多有笼络，但他们也不可能被袁尚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远征乌丸无疑会激起乌丸人的强烈抵抗，加上一直有传闻说已逃往荆州多年的劉备还向刘表建议趁着曹军主力远征的机会偷袭许昌，到时候曹军远在北方无法进行增援，许昌等地将难以抵挡刘表的进攻。

　　对于将领们的这些意见，郭嘉明确表示反对。郭嘉不但坚定支持曹操北征乌丸的战略构想，同时进一步指出：尽管我军已经威震华夏，但乌丸地理位置偏远，他们一定不会增加防御力量。如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奇袭，就一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同时，袁绍生前对乌丸人有恩，四州的局势也尚未稳定，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斩草除根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那么袁尚就极有可能凭借乌丸势力的资助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到那时无论是青州还是冀州的局势都将发生突变，因此，北征乌丸是彻底消除隐患的最佳选择。郭嘉同时认为，荆州割据势力的首脑刘表只不过是一个清谈客而已，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驾驭刘备这样的枭雄，一旦重用刘备又无法完全控制，但不给刘备重任又担心刘备从此根本不会听自己的话。这种矛盾势必会影响刘表最终的决策，到头来终将沦为纸上谈兵而毫无实际动作。尽管由于大军主力远征造成许昌等地兵力空虚，但刘表最终是不会真听从刘备的话发兵进攻许昌的。

　　郭嘉的意见更加坚定了曹操远征乌丸的决心。建安十二年三月，曹操从邺城出发，开始了北征乌丸的艰难征程。当大军到达易县之后，郭嘉又建议曹操改变行军方式以达到进攻的突然性。郭嘉指出：兵贵神速，目前大军辗转千里偷袭敌军，军用物资太多会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同时也难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不如下令留下军用物资，让将士们轻装前进，加快行军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军发动进攻。

　　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立即命令大军日夜兼程，轻装前进，秘密从卢龙塞出兵，直取乌丸单于的老巢。乌丸人果然措手不及，仓促间甚至顾不上任何战术，只能盲目进行防御，结果被曹军杀得大败，乌丸单于蹋顿及几个出名的乌丸头领均死于乱战之中，袁尚等人只得再次仓皇逃走。

　　北征乌丸的胜利，对于曹操集团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这次战争是曹操统一北方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一战，既消灭了袁绍集团的残余力量，同时又战胜了乌丸，消除了他们百年以来对于北方地区的骚扰。另外，随着并州乌丸部落迁入内地，曹操集团手中具有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战略机动力量。而在这场战争的战略制定与具体实施过程中，郭嘉不但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战术，使得战争很快获得了胜利。

　　郭嘉在协助曹操实现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系列战役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其能力也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此期间，曹操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郭嘉种种诟病的声音，原因是郭嘉的个人品行受到了曹操手下部分人士的指责，这种指责也传到了曹操的耳中。

　　英年早逝

　　前文提到，郭嘉在战场上的算无遗策深得曹操的器重，但是他在品行上的“不治行检”却受到时人的诟病。《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就提到，曹操手下的重臣陈群曾经因为郭嘉的“不治行检”而多次在曹操面前投诉他。行检，指的是品行。“负俗之讥”与“不治行检”，指的都是郭嘉行为上的不检点，这是郭嘉性格上巨大的缺陷。不过，曹操采用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郭嘉这种品行不端的另类也能够大胆任用，这使得郭嘉对于曹操非常感谢。郭嘉与曹操的关系，就像同时代的另一对君臣——刘备与诸葛亮一样“犹鱼之有水”。郭嘉竭尽全力辅佐曹操，而曹操对郭嘉亦是信任有加。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只有郭嘉才真正明了我的用意。”可见他对郭嘉的赏识。他对郭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动过“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的念头。但是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却因郭嘉的病逝而落空。

　　建安十二年，郭嘉在随曹操北征乌丸途中染病，不久就病逝。一个算无遗策的传奇谋士也从此在后汉时代消失了。郭嘉病逝后，曹操无限哀伤。直到一年之后赤壁之战失败，他还想起了郭嘉这位算无遗策的谋士，认为如果郭嘉在世，自己就不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他还发出了“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的感叹，对于郭嘉的离去感到万分的惋惜。对于后汉三国时期这位著名的谋士，曹操曾经在给郭嘉当年的举荐人荀彧的两封信中写道：

　　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以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擒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方将表显，短命早终。上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

　　而《三国志》作者陈寿则认为：郭嘉才策谋略，堪称世之奇士。

　　纵观郭嘉短短38年的经历，这两者的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作为曹操集团的谋士，郭嘉对于曹操集团的发展、壮大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智略谋划往往出人意料，而事实的发展也总能证明他的意见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面对复杂的形势与局面，总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虽然郭嘉有“负俗之讥”、“不治行检”的缺点，但也只能说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吧，这无损于他成为后汉三国时期最出色的谋士之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