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州客

　　一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在大中城市里面或周边，至于有没有坐落在小城镇的大学，似乎真的难以举出多少例子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湖北省洪湖县（今洪湖市）南套河边的这所大学可是例外，离城镇很远，坐落在乡村原野之中。南套河的名声仅仅闻名于当地，我在上共产主义大学之前，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南套河的两岸完全是一片原野，一条笔直的河流穿过这片茫茫原野，滋潤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原野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水稻，到了秋天，稻谷成熟，满眼金黄，一直抵达天边。举目四望，绿树掩映的村落点缀在原野之上，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就在这么一片滩涂地上，当初的洪湖县兴办了一所大学——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出现在江西。1958年，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创办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委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也称“共大”，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1980年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前身。该校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名义办学历时22年，总校设在南昌市郊，以办大专为主；分校设在江西省各地，以办中专和技校为主，曾开办108所分校，创造了所有大学开办分校的最高纪录。由于这所学校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教育的要求，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赞扬。

　　1961年7月30日，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前夕，毛泽东亲笔给学校写信，表示完全赞成共大的事业。毛泽东在信中指出：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3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随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西共大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新高地。到了1975年，“文革”已经进入尾声，一部电影《决裂》，将共大的精神传播四方，许多地方都向江西共大学习，也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办起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二

　　洪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说是一所大学，其实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完全不合格的，甚至于比起当时一般的中小学来，都显得相形见绌。

　　先说硬件吧，学校有两溜排建筑，一溜排房子建在南套河河岸，是一排格局很小的平房，大约是刚刚建立学校的时候修建的，这儿居住的是教工和女生；和这溜平房处于垂直方向的，建筑在堤岸下边的是一座礼堂，建筑面积大约在200平方米左右；靠近河岸平房的那一头是厨房，其余的地方是餐厅还是会议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宿，这个礼堂实际上就成为我们男生的宿舍。除了这两溜排房子之外，这儿就没有任何建筑了。上课的教室当然也是没有的，礼堂既是宿舍，也是我们的教室。更不可思议的，这所大学也没有课桌、讲台等必备的教学设备。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站在我们寝室的空地上讲课，需要板书时就在挂在床头的一面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我们学生或坐在床边，或伏在床上做笔记。至于有没有不听课的，甚至于乘机睡觉的，老师只能通过观察学生是否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来掌控。当然，老师和学生之间本身就很少有眼神和表情的交流。

　　再说软件。这所学校办了两个班，一个是政治理论班，1977年我入学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文革”时期的各种思潮还不绝如缕，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学习内容。当时的政治理论专业老师有四五个人，其中台柱子是霍老师，他是我读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当时40多岁，又是正规大学毕业，说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文革”后调往中南民族大学教书，这是他强大实力的最好注脚。还有几位，一位姓饶，一位姓黄，一位姓罗，是上一届留下来的，专业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很听话，做事也很勤勉。由于我是政治理论班的学生，所以对这个专业的老师了解得清楚一些。还有一个专业班，赤脚医生专业班，老师都是从全县各个医院抽调来的，其中我家乡那个公社就抽调了一位医生做老师。这个专业的其他老师，其来源大约都是如此。

　　这里必须特别记上一笔的是，这所学校里有一位特殊的教工：洪湖有一位很出名的革命烈士叫刘绍南，1928年他为革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遗腹子（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就在这所学校里工作，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不太知道，感觉他基本上是在休养；他的夫人，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也在学校工作，大概是从事财务工作吧。夫妻两人，一个木讷，一个机灵；一个老气横秋，一个光彩照人。

　　三

　　我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的呢？当时高考停顿，普通大学招生都是靠推荐，连当时中专招生也是基层推荐的。推荐的方式是，上级确定一定的招生指标，然后分配到各个行政区域，比如一个公社分到若干人数指标，公社分配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选定人选后上报，层层遴选，最后确定谁可以上大中专。在确定人选的过程中，有一条标准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阶级标准。在农村，要推荐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大学，那些“四类分子”的子女，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满足了贫下中农这个条件，但是其中还是隐藏着若干潜规则，一般来说，干部子女或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子女被推荐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上共产主义大学当然也是被推荐的，只是因为上普通高等院校是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很看重，竞争更为激烈一些；而上共产主义大学，回到家乡后仍然还是穿“草鞋”，因此竞争较少，或无人竞争，或者不屑于竞争。

　　1976年底，我正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整天辛勤地劳作着，挑着一担担的泥土，爬着非常陡峭的土坡，累得气喘吁吁，四肢酸痛，手掌上、肩膀上磨出了一层层的老茧。有时我总是痴痴地想，一辈子就这么艰难地度日，我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我沮丧，我失望，我看不到生活中有任何希望。有一天，我的父亲回家后又返回工地，他悄悄地告诉我，大队推荐我到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年，学习政治理论，回来后就到大队担任政治理论辅导员，他已经将表格替我填写好了。我不禁喜出望外，人家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让我羡慕不已，我虽然上的是一所地地道道的野鸡大学，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虽然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却可以轻轻松松地度过一年。况且，我也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如果学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学成之后，能够在大队里混混，发挥我能思善写的特长，做点轻松的事情呢？我们家祖宗八代都没有出一个大学生，现在我能够上这所大学，虽然是一个不能够改变农民身份的大学，全家老小还是特别高兴。从水利工地回家后，还没有到过年，我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通知上说，我已经被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录取了，某月某日到学校报到云云。

　　行走在乡村曲曲折折的小路上，遇到认识我的人都跟我说，哎呀，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读大学，你真有福气！到大学里好好学习，争取有一个好成绩。我从他们的语言中似乎读出了真诚的祝贺，也似乎领悟到他们的揶揄和嘲讽。尽管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共产主义大学青眼有加，尽管还有《决裂》这样的电影作品为之吹捧和张目，但是至少在我的心目中，这所大学是不值得看重的，上这样的大学是不值得骄傲的。

　　四

　　1977年2月，春寒料峭的日子，我挑着行李从县城坐公共汽车，经过洪湖县的大口、小港等地方，然后在南套河边下车。通往洪湖共大的路是一条幽静而又偏僻的乡间道路，南套河的两岸栽种着高峻挺拔的水杉，春天时节树枝上光秃秃的，即令白天，阳光穿过树枝，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还是显得阴森森的。走在这条小路上，不知道共大究竟在何方，遥望远方，连打听一声的人都没有。就这么走着走着，终于远远地看到了一栋红墙红瓦的建筑，然后再走近一点，就看到了河岸边的那栋平房，我相信，那就应该是我要到达的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了。

　　走近这两栋房子，路边已经有人过来接待我们，上一届的学生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引着我们到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指引我们在哪个地方买饭票，在哪个地方吃饭。那个时候，有钱是买不到米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粮食都是按计划供应的，到粮店买米需要粮票。而当时粮票也非常紧俏，于是粮食管理部门就发明了一种相对便捷的方式，免得你要担着粮食去远方：你先将自己的口粮交给本地的粮店，然后粮店给你开出一个凭证，你就可以用这个凭证在其他指定的粮店拿到自己的口粮，即所谓粮食支票。在买饭票的地方，先交出自己的粮食支票，然后每斤粮食还要缴纳两分钱的加工费，同时还得缴纳一定数量的菜金。

　　正如前文所说，我们的寝室就在那座礼堂里。礼堂用红砖砌成，盖着红色的机瓦。什么是机瓦？这里不妨说说。原来农村也好，城镇也好，盖房子都是使用燕子瓦，有的地方叫布瓦、鸳鸯瓦或阴阳瓦，这样的瓦都是手工制作然后烧制的，长方行的瓦面呈抛物线状态，盖在椽子上，一溜排瓦面朝下，一溜排瓦面朝上，一层一层错落往上叠。而机瓦却是机器按照一定的模板制作然后烧制的，每块瓦占据的面积比较大，对椽子的要求不是很高，瓦与瓦之间前后左右钩连。那个时候，盖机瓦的一般都是公家的房子，盖燕子瓦的绝对都是农户。横梁是用很粗的钢筋焊接的，从左到右有三道横梁。在礼堂中间用芦席隔开成两个大寝室，靠近饭厅的是赤脚医生班的寝室，另外一边就是我们政治理论班的。当然，礼堂里住的都是男生。

　　洗澡乃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经常在田野劳动，身上的衣服经常汗湿。冬天洗澡的次数当然要少一些，而夏天则要天天洗澡。学校是没有澡堂的，我们如何洗澡呢？说来真是寒酸，学校给每个班发放若干大塑料盆，然后大家共用。夏天天气很热，对洗澡水的温度要求不高，就在厨房里舀上一脸盆冷水，倒在洗澡盆里就可以洗澡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洗澡地方，所以往往洗澡就在自己的铺位前将就。为了避免尴尬，大家洗澡的时候都是穿着短裤的，洗完澡，再关上蚊帐，换掉短裤。更让人显得尴尬的是，我们床铺的旁边有一个房间，门就朝着我们的床铺开着，里边住着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开拖拉机，女的在学校食堂工作。每次洗澡的时候，我们都在心中念叨，这个女的该不会这时候回到寝室里拿东西吧。往往这个时候，这个女的都是匆匆忙忙地跑到她的房间里来，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跑回她的工作岗位。这时候，让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小说中的那句话来：“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时间久了，大家也就羞耻感疲劳，见怪不怪了。

　　五

　　一所学校，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教学工作，洪湖共大当然也不例外。上课的时间一般是农闲季节，或者天气不好、下雪下雨的日子。

　　在共大里我们学习哪些书籍呢？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是当时上级要求学习的马列主义原著。1977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了，那一段时间，我们整天都是学习这本书，还请来洪湖县委宣传部的干部来为我们作辅导报告。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本书，书上密密麻麻的記录着当时学习时写的笔记：有的是记录老师的讲课内容，有的是自己学习时写的心得体会，也有一些是从当时的报章上抄录下来的。我们这些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是初中毕业，甚至还有一些是小学毕业，知识水平有高低，接受能力有差异，但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是因材施教，不管你能够接受还是不能接受，都是满堂灌。教学的过程如同大水漫过田地，有的地方渗透到了地下，有的地方只是打湿了地皮。由于没有频繁的大考小考，同学们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学得好或学得不好，大家也不是很在意。

　　当然，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试，到了该年下半年，特别是差不多结业的时候，还是进行了几场考试。考试内容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再就是马列原著阅读的考查。我在洪湖共大所有同学当中，应该说是属于理解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比较强的，每次考试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负责阅卷的是罗老师，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为受到霍老师的青睐才留下来的，身份是“亦工亦农”。什么是“亦工亦农”呢？当时户口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一般的农民是不可能进入到公办体制当中去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因为某个人已经在公办体制中工作了，还没有转变为公办身份，于是采用折中或者过渡的方式，他本人在生产队里拿粮食（俗称“背米袋子”），但是在公办体制中拿工资。罗老师当然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人非常忠厚老实。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们有几位同学考取了大学、中专，他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而且考的是中专，最后听到的消息说，罗老师落榜了——这当然是后话。每次阅卷，他都将我的试卷先清理出来，第一个批改，而且每次得分都是90多分，直逼满分。虽然我得了高分，其实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从内心里我觉得他比我还要差。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还是不对，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就是当时我也不一定比人家高明。离开共大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罗老师，甚至没有听到他的更多消息，但愿他一生平安！

　　既然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么生产劳动就是这所大学办学的应有之义了。学校有几十亩水田，每到农忙季节，我们都是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强度完全不亚于生产队的劳动，甚至要过之。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二套劳动服装，长衣长裤，还有草帽和斗笠。这个地方原来是低洼的湿地改造成的农田，栽种和收割的时候，脚都会踏在很深的淤泥当中，既要在淤泥当中挪动自己的脚步，还要弯腰动手劳作，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每当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到床边，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仍然腰酸背痛。好在我当时经常为班级刻写教材，或者编发刊物，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相应要少一些，對劳动痛苦的体验也要少一些。

　　六

　　洪湖共大靠近南套河，南套河河水清幽幽的，河岸上杉树成荫，夏天的时候，走在坑坑洼洼的河边小路上，清风吹来，十分清爽宜人。每天劳作之余，或者学习之后，我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是最为享受的时刻。当然，我们结伴而行的不仅仅有自己班级的同学，也还有赤脚医生班的同学，大家虽然只是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彼此之间已经十分熟络，非常亲热。我还记得赤脚医生班的一位姓涂的同学和我关系最为亲密，我们对社会、对人生很多想法都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彼此经常结伴散步。后来听说他担任了一个乡镇的医院院长，现在当然退休了。那个时候，还是激情澎湃的时代，改革开放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母腹中躁动，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呱呱坠地。我们一边散步，一边畅想着未来，大家都关心着国家大事，期盼着中国这艘巨轮扬帆远行。

　　同时，粗陋偏僻的校园里由于年轻人的到来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每到傍晚，校园里响起了二胡声、笛声、口琴声，春天应和着蛙鸣，夏天伴随着蝉声，富有诗意！有几个夏夜的晚上，在校园的一块空地上，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开起了月光晚会。为了开好这次月光晚会，大家都洗澡了，白天身上的尘垢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少男少女们围坐在月光之下，开始唱歌。当然还有主持人，但是这位主持人是随随便便、自自然然，完全是临时发挥，并没有撰写什么串联词，也没有手持话筒。唱歌的都是一些文艺积极分子，平时我们就见识过他们的本事。在月光晚会上，他们更加用心，表现得也更加到位，自然获得阵阵掌声。赤脚医生班里有几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同学，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目如点漆，口似樱桃，自然是很多同学的梦中情人。但是居然没有人去追求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当时“文革”虽已过去，但是人们还是生活在禁锢当中。那天晚上，她唱了马玉涛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唱着唱着就走调了，而且走得很远，回不来了。美女唱歌，大家期待声如其人，但是最终荒腔走板，期待落空，自然又引起一阵笑声，这笑声里有嘲笑，也有惋惜。

　　在1977年的国庆节，学校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演员自然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班级准备了几个节目，有小合唱、京剧清唱和舞蹈。我当时为这次演出专门写了一段歌词，歌词的题目是《南套河畔好事多》，配上一段现成的乐曲，编成了一个表演唱的节目。由于时间相隔久远，这个歌词自然是不记得了，但是大致的内容和表演形式我还是记忆犹新。内容是歌颂南套河畔共大的好人好事，歌颂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大地。几位女同学，身着百褶裙，边唱边舞。农村来的女孩子，舞姿自然显得有些笨拙，既不婀娜，也不翩跹，令我失望。但是，这是我的第一篇作品，而且是唯一被搬到舞台上的作品，心里自然很高兴，一直都记在心里，不时回味回味。

　　当时，洪湖共大的学生大概不到100人，老师加上教职工也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在这所学校里，却出现了派性斗争。当时的校长，再就是霍老师等人是一派，他们占有学校的各种资源，对上通联县委，对下控制全校，我们姑且称之为实权派；我们班的班主任饶老师，还有黄老师，以及前文说到的公社医院抽调的医生教员等人是一派，都是教学骨干，我们姑且称之为实力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有时候甚至在课堂上相互攻讦。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阐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点名地批评学校领导的做法。霍老师学术水平比较高，阐述自己的看法要隐晦得多。有一次，我被霍老师点名，要求回答他的问题。我当时自视甚高，于是侃侃而谈，以为会受到霍老师的表扬。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回答遭到霍老师的全盘否定，在否定的过程中还夹枪带棒的，让我非常难受。但是，接下来霍老师讲的内容跟我回答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下课以后想，是不是因为我在同学当中因能说善写而稍有名声，而且公开地站在实力派的老师一边，让霍老师想给我点颜色看看呢。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洪湖共大建在乡下，免不了要和周围的农民打交道。学校占据了一定数量的农田，和周围生产队的农田毗邻，有一段时间为田地的边界曾经爆发争执和冲突。当然，我们不会去管这些跟我们的利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学校领导是在意这些事情的。他们和生产队的领导、群众发生了争执甚至冲突后，心里当然不是很高兴，于是就到学校来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向全体师生交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期得到学校上下的理解和支持，甚至于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这一天，我们在兼饭厅兼寝室兼教室的礼堂里开会，校长振振有词，唾沫横飞，讲了不少内容，最后讲到我们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时候，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要像韩英所说的那样，先将拳头缩回来，然后再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当时“文革”刚刚过去，一批优秀影片解禁，《洪湖赤卫队》即是其中之一，大家对韩英的这句台词非常熟悉。当时听到校长说这句话，大家就起哄了，大声地反驳校长说道：“韩英开展的是对敌斗争，我们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对待贫下中农！”这位校长不知道在学校的派性斗争中，我们学生基本上是站在实力派一边的，更不知道同学们都是来自各个公社生产队，对农民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同情，或者说我们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面对学生的质疑和反驳，校长只是嗫嚅着，没有什么话来搪塞过去，乖乖地不再说话了。

　　大约1978年初，我们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当学校将一个“洪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业证”的小红本子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深情地挥挥手，作别南套河，作别洪湖共大。至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之间的斗争究竟谁胜谁负，我不得而知；洪湖共大何年何月寿终正寝，我也不得而知。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教育系统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