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

　　近年来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等因素持续低迷，包括一些政界上层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华言行层出不穷。其中一些人捡起了在日本废除已久的对华蔑称，称中国为“支那”。

　　日军侵华时期曾以“支那”蔑称中国，这已成为中国人民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痛。现在一些日本政要重拾这个旧词，自然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感。

　　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China。随着近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影响空前扩大，China在国际上的名声愈益响亮。为什么国际上把中国叫做China ？“支那”一词与此有关吗，又是怎样成为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的？ 这里面既包含着许多有趣的历史知识，也记载着中国的兴衰荣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国运。

　　China一词来源于“秦”

　　对于China这个词的起源，人们看法不一，但现在中外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它是“秦”这个词的音译。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用“秦”称呼中国的，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波斯文的文献，用现在的拉丁文字拼写出来，就是Cin，Cinistan，Cinastan等。

　　公元前7世纪，“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采用由余之策，向西扩张，“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当时，包括现在的中亚西亚以及我国的新疆地区，与我国内地早就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秦的名号像波浪一般向西传播开去 。

　　在东方，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孔雀帝国，它的开国首相乔底利耶著有一本著作《政事论》，讲的是安邦治国的事。书中有“产生在Cina 的成捆的丝”这样的句子。这个Cina同样指中国。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是不是只是猜测？我们怎么知道“Cin”或者“Cina”就是指中国呢？中文史料中有没有印证呢？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因向大宛求取汗血宝马不成，乃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长途远征大宛。

　　当时，大宛人有一个弱点：不会打井。城中取水完全靠城外河流。李广利派人把城外河流堵截起来，使城里无法取水，围城逼降。大宛城中贵族于是杀王求和。

　　李广利与部将商议：“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大宛列传》），再打下去还很麻烦，不如见好就收，把马带走，接纳大宛贵族的和议。

　　此处的“闻”就是听说，有人向汉军报告了情况，大宛城中新近得到了会打井的“秦人”，所以无法再通过断其水源的方式迫其投降。那么，“秦人”是什么人？如果大宛人不會打井，这一带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不会打井，所以，“秦人”必定是汉人。为什么李广利这句话中不把中国人叫“汉人”而叫“秦人”呢？其实不是李广利这么叫，是向李广利报告情况的人这样叫。谁能向李广利报告这个情况呢？只能是当地人。

　　我们因此而知道，在西域当时确实把中国人叫“秦人”。

　　除史记外，《汉书》也有相关记载。

　　汉武帝派往匈奴的使臣卫律投降了匈奴，很受匈奴单于器重。匈奴因为一再遭到汉朝打击而疲苦不堪，经常担心汉兵袭击。卫律于是给单于出主意，让他们打井、筑城、建仓库藏粮，又因匈奴本是游牧民族，不擅守城，卫律又出主意让“秦人”来守卫，“汉兵至，无奈我何” （《汉书·匈奴传》）。这些所谓“秦人”，显然就是之前随其投降匈奴的汉人。

　　除《史记》《汉书》外，还有第三个例证。中国僧侣最早到西域去学习佛法，始于三国时期，但到印度本土的第一批僧侣是东晋时期，其中的代表者是高僧法显。法显回国后著有《佛国记》，讲他去印度求法的经历。他在中亚和印度游历时，在谈到自己的祖国中国的时候，“秦土”、“汉地”并称，又称中国僧人为“秦道人”。这显然也是按照当地人的叫法称呼中国和中国人。法显说，当地人见到来自“秦地”的人来学习佛法，说哎呀，真了不起，那么偏远荒凉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学习佛法。可见，公元前4世纪孔雀帝国时期印度就把中国称作秦，600多年后法显去时依然把中国称作秦。

　　这样，中国和外国的史料就对上号了。不管是《史记》《汉书》还是法显《佛国记》，所说的“秦”、“秦人”一定是当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Cina的回译，他们当时一定明确知道Cina就是当地人对“秦”的音译。从北边的匈奴，到西边的波斯，到南边的印度，这么广大的地区都把中国叫做“秦”，更远的欧洲人也用“秦” 称呼中国，就不足为怪了。

　　“秦”音译变“支那”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对中国的这种称呼也传入中国，但是中国人以及来华的西域高僧在翻译佛经时，有时直接用“秦”来直译这种对中国的称呼，而有时又把它按音翻译成“支那”、“至那”或“脂那”。

　　例如隋代的僧人学者费长房，在其著作中就说，中国总称“脂那”，或者“真丹”，或者“震旦”，“此盖取声”（这都是根据发音而译）。

　　对“至那”或“支那”做出最好说明的，是玄奘和他的学生。

　　玄奘是公元7世纪的僧人，比费长房晚一个世纪，比法显晚了两个世纪，法显是他崇敬的前辈和先驱之一，他就是学习法显精神去印度（天竺）学习佛法。玄奘到印度时，印度陷于分裂状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实力最强，趁机崛起，其国王（玄奘称他为戒日王）凭着强大的实力征服了东西南北四天竺，建立了一个统一但短暂的大国家，自称摩揭陀国。

　　玄奘到摩揭陀国，见到戒日王，寒暄过后，戒日王就问，你从哪里来，目的是什么？玄奘对曰：我从大唐国来，来学习佛法。接着王就问了，大唐国在什么地方？经过哪里？到那里有多远呢？玄奘就说了，在此东北数万余里，你们印度以前所说的“摩诃至那国”就是，“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至那国是我们以前的国号，现在我们叫大唐了。

　　显然，玄奘是用戒日王已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向他来宣传中国。“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摩诃至那”就是“大中国”。endprint

　　玄奘的学生慧立，给玄奘写了一本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玄奘曾对外族僧人自称是“支那国僧”。“支那”就是“至那”的异写。

　　在玄奘之前，唐太宗所派中国使臣梁怀璥就曾来到过戒日王的宫廷。戒日王听说唐朝使臣来了，惊问国人：自古以来，曾有“摩诃震旦”的使者到我国来过吗？大臣们都说：没有。“摩诃震旦”是什么？也就是“摩诃至那国”。我们知道，现在从西亚到中亚到南亚的这一大片地区，有好多以“斯坦”结尾的地名和国名。“斯坦”一词来自古代波斯语，表示人居住的地方。既然“支那”是一个国家，当地人顺理成章地也在后面加上个“斯坦”，这就成了Cinastan，也就是Ch（i）na+stan。

　　再反过来译成中文，就是“真丹”或“震旦”，上述费长房书中已有这种译法。摩诃震旦，也就是“大中国斯坦”。

　　《新唐书》在记载此事时，还特意说明：“戎（外国人）言中国为‘摩诃震旦。”

　　综上所述北至匈奴，西至大宛，南至印度；从公元前5世纪，到7世纪，前后1000余年，通通都把中国叫做“秦”国。而在西方，随着罗马的海上扩张，开辟了从西方到印度的航线，“秦”之名也随之漂洋过海到了西方。

　　日本人把“支那”变成

　　对中国的蔑称

　　由前述可知，西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与包括波斯、印度在内的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的称呼Cina是一脉相承的，回译成汉语，称做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不但没有对中国歧视或者蔑视的意思，甚至含有对中国的尊敬。那么，日本人是怎样把“支那”这个词，变成对中国的侮辱性称呼的呢？

　　在17世纪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称呼中国。偶尔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学术圈子里，这显然与中国自己使用这个称呼一样没有任何贬义，大家熟知的于公元9世纪随遣唐使到唐朝学习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师，在其诗集中就有这种用法。

　　進入近代，东西方开始发生大规模交流。但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与荷兰商人交往。正是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学习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这种学问被称做“兰学”。正是从荷兰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

　　1713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一本荷兰语地理书籍时，当看到对中国的称呼China的时候，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遂将China译为“支那”。这一时期，一些来华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也采用了“支那”这个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这个古老的名称看做一个从西方来的新词汇。但这时的这个词汇尚未带有贬义。

　　一个叫做佐藤信渊的人，可能是给“支那”一词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渊是个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日本西化的早期倡导人。早年学习“兰学”，了解西方科学、历史和军事等等，写过不少著作。他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并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后来的日本侵华和发动二战的计划方略，正是受此影响。1823年他写出惊世奇书《宇内混同秘策》，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日本应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当，“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 “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上承16世纪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下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行动，备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青睐。佐藤信渊书中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词因此被带上蔑视的色彩，并广为传播。

　　几位对日本明治维新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对“支那”一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阴，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他也把中国称做“支那”，主张“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福泽谕吉，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论”（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加入欧洲列强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称日本不幸有两个近邻：支那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对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败坏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为西洋人总是把“日支韩”三国同样看待。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可见其从内心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福泽谕吉被尊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就是福泽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

　　福泽的这些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因而影响甚大，其对“支那”一词的传播也就更加有力。

　　这些日本思想家们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因为往往与对中国的蔑视和入侵中国的著作相联系，因此带上了贬义色彩。但仔细想来，这样称呼中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如古时的“遣隋使”“遣唐使”之类。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做“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称呼名不副实，且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福泽谕吉甚至夸张地描述这种衰落），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不再想用过去那种充满崇敬的唐、汉等名称，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这又与日本人当时强烈的崇洋心理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并不像中国人自己或日本人过去那样按照朝代名称称呼中国，而是一概称中国为China。这一点也显然影响了日本人。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更让他们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endprint

　　甲午战争，日本竟然一举战胜了千百年来的老师中国，这使日本人又惊又喜，满街充斥着“日本战胜，支那败北”的欢呼。“支那”这个称呼充斥日本社会。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名。但是又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直到1927年以后，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名称才逐渐普及开来，“支那”这个名称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但这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期，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当时中国的爱国人士和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改称“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权实现统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称呼。1930年5月，國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以断然拒绝接受。”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体的强辩。中国几大媒体同时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对其强辩予以批驳。迫于中国强大压力，此后日本对华条约或公文里大都改称了“中华民国”。但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蔑华仇华心态没变，“支那”称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坚持“支那”蔑称。日本当局还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中国地域上暂时存在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为其日后侵华扶植伪政权埋下伏笔。1929年那个暴露了日本侵华野心的《田中奏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这两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改变，“支那”这个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现在日本右翼重拾这个对华蔑称，其用意不言而喻，自然也不会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历史不应重演，“支那”一词也不应再出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