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2017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时间不断前行，历史却不会成为逝去的尘埃。正如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所言，“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与严惩，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80年前，30万生命凋零在繁华的六朝古都南京——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泯灭人性的事件，是日军在中华大地14年侵略史的缩影，更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日趋猖獗，其针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的言论越发荒唐，已严重阻碍中日两国正常交往。

　　在南京大屠杀惨剧中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们都已垂暮，时间未曾将伤痛从他们心中抹去。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所剩无多，仅余100多位年事已高的长者，近年来数位幸存者相继离世，抢救性发掘、保留历史记忆的任务刻不容缓。因此，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启动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项目，既关注和研究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的历史，也将目光放到了惨剧发生前及发生后幸存者的生活轨迹。我们希望以个体生活史和社会史的观点，探究南京大屠杀对于幸存者整个人生所带来的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3月，项目团队成员已经完成了对51位幸存者，总数超过150次的采访，形成了经过整理的录音实录124万余字，个人实录稿46万字。从这些材料当中，我们得以再窥由51位幸存者记忆所描摹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横截面。失职的国民政府没能保卫住南京，更没有及时疏导民众避难。而号称只杀疑似军人的日本军队，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那14天里，南京城内血流成河，人们惊慌失措，四处躲藏，即便躲避至国际安全区，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沦为亡国奴的南京民众忍受着来自文化、经济和生活三方面的严苛钳制。但就是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众都显示出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战争与屠杀是幸存者身心永远的伤痛，却也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期望和平而非仇恨。

　　国民政府的失职

　　对南京保卫战估计不足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淞沪会战结束。日本侵略军依其“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大陆令第8号，乘胜西进，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党精锐部队刚刚从上海前线撤下，损失惨重，来不及调整。为此，蒋介石接连召集三次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南京防守问题。李宗仁主张将南京作为“不设防城市”，以免遭到破坏；何应钦、白崇禧等多数将领认为南京地形上背水，易攻难守，主张不固守。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却力排众议，主张固守，并主动承担南京防守重责。他曾表示，守卫南京“六个月是没问题的”（转引自唐生智：《1931至 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 《文史资料选辑》第 15辑， 中华书局 1961年版， 第 47页）。

　　在南京保卫战中，虽然唐生智带着与南京同存亡的决心，坚决抵抗，拒绝敌人劝降，但是敌强我弱的现实，加上内部指挥不统一，国民党在南京战场上节节败退。12月12日，雨花台沦陷，唐生智奉命撤退，考虑人多船少，他下令“大部突围，一部渡江”，自己于晚间渡江逃往滁县。原本誓与南京共存亡的最高将领突然撤退，造成了军队内部极大的惶恐，一时间群龙无首，自乱阵脚，甚至在挹江门为了渡江自相残杀。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来不及撤退的官民被屠杀，南京沦为人间地狱。

　　国民教育的缺失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日以后，政府机关已全部撤离南京。但是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考虑以及对形势的误判，国民党政府一味鼓舞士气，并没有就可能的失败对百姓进行预防教育，在组织百姓撤离、疏散等方面也没有做准备措施。而唐生智的豪言壮语和破釜沉舟的决心，无疑是给不了解形势但是相信政府的官民一顆强有力的定心丸，唐生智甚至表态说，“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大将，我们不但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转引自广西政协文史委编：《李宗仁回忆录》下， 1980年版， 第 697页）。然而事后证明，这种盲目乐观置数十万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由于政府教育的缺失，普通的南京市民对日本人的残暴完全没有概念，只有少数财力雄厚或者得到内幕消息的人提前逃走，而大部分人滞留在南京，来不及逃亡。据王义隆老人回忆：“日本人进来的时候，我是站到路边亲眼看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小，好奇、调皮，好在外头玩，也不害怕。就看到日本人的大部队走中华门进城。几个排着一排，前面吹着号，排着大部队往北边去，到国民党的地方住下来了。当时爸爸也和我一起看的”。

　　战时状态下缺乏对南京普通市民的保护和疏导 因为战前从来没有制订民众避难的计划，所以当国民党大部队撤退后，滞留官兵自身不保，就更无暇顾及百姓安危。而12月8日，在日军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而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一线的情况下，唐生智摆出了“背水一战”的阵势，堵住了挹江门，将长江上的渡船全部销毁。这无疑是堵死了数万军民逃命的唯一出路。

　　12月12日，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大量军民都涌到挹江门，并在此发生严重的冲突，很多人甚至趴在木板上往对岸漂。挹江门江水湍急，12月份的江水又十分寒冷，绝大部分试图渡江的人均溺亡江中。最终只有4000余人渡江，数万军民在挹江门被追击的日军屠杀。而更多百姓甚至来不及跑到挹江门就惨遭杀害，长达数周的南京大屠杀就此开始。endprint

　　人间地狱

　　尸横遍野 日军攻打南京城时，出动飞机炮舰轮番轰炸炮击。除去防御工事外，大片居民区遭严重破坏。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期间，南京共遭受日军飞机空袭118次，投弹1357枚，市民死亡430人，重伤528人，全毁房屋1607间（参见刘忠良著《 南京攻略战中的日本海军》，第34页）。这直接导致数万民众流离失所，或是“跑反”逃往江北；或是在城内流浪，无家可归。据阮定东老人回忆，“日本人飞机轰炸，把我们家全炸掉了——不光是我們家，那一条街（奤街）上……基本上都炸光了。当时飞机来炸的时候，大家一般在河边躲着，但是也炸死了不少人”。

　　在日本人即将陷城前，无序撤退的国军部队已经使得城内一片混乱。日军攻陷南京后，原国民政府首都在侵略者的蹂躏下完全是一片人间地狱的惨状。在进行集体屠杀的数个地点，中国军民尸体堆积如山。据方素霞老人回忆，“他们杀人狠得不得了。中山码头，好几个地方，还有下关江边有一个，都是集中杀人的地方，死的人不得了。江边的水，中间的不谈，边上的水都发红了。全是血。有的枪毙了以后就推到江里，就是这样子，死的人无数啊。”加之以日军各部队士兵对于南京周边居民的肆意虐杀，此时的南京地界内，惨死者的尸体随处可见。“这里是人那里是人，走那么三步五步，男女睡多少人，就是日本人进城的时候打死的。走路上嘛，这边也是那边也是睡的人，满街都是尸体，男女都有，各式各样。”幸存者陈文英老人这样回忆道。

　　民不聊生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南京人民为了保命，只得四处逃窜。原先住在城外的不得不携家人匆忙逃往山中，本来住在麒麟门许巷村的艾义英老人回忆：“就想到躲到山上去。就跑到后山上去了。到山上——我那时候才两岁，哭啊，哭得不得了。我一个姑妈也跟我们走的，姑爹受重伤，也逃到山上。我们走的时候是三更四更，半夜，在山上睡觉，哪里睡得着啊，冻得直抖直抖的。那时候冷啊，12月份呢！”民众在逃往山中时，更是无暇带上食物与生活用品，于是又有许多人在深冬山中的煎熬里丧命。与此相比，原先住在城内的市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一方面要面对肆意侵扰的日军，一方面还要寻找藏身保命的场所。对于城中难民而言：艰守家中虽然能够勉强果腹，却无法躲过日本士兵的疯狂侵扰；若是离家避难，虽然能侥幸避开日军的耳目，却失去了食物的来源；而多数幸存者选择的国际安全区事实上也并不安全。日军进入安全区抓人杀人并未遇到多大阻碍，且安全区内对于住宿和食物的配给也是限制重重。据高如琴老人回忆：“条件肯定差。那里没有被子，底下大概是草垫子。我们吃的是稀饭，连一碗的一半都不到。”总而言之，大屠杀时期的南京人民生活是极为悲惨的。

　　集体屠杀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参见《中岛今朝吾日记》，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280页）。从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南京沦陷后日军对于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士兵及平民的屠杀完全是接到上级命令后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为。曾在那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李高山老人如此描述其经历的一次集体屠杀：“天已经黑了，日本人就在龙池巷这个地方找了一间公馆，应该讲是单独的一个（带）花园的耳楼，就是现在的海军研究所对面，现在叫龙池庵。然后就把我们这些被俘的军人，一起押进去……就把我们这些战士全部往里推。推不进去怎么办，枪托砸，硬把人挤进去……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移动身体间距都没有，就是人很多。那么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呢，就把门给锁死了。就从外面把门给锁死。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就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对部队的这些人、被俘的中国军人进行扫射……”

　　而刘庭玉老人则目睹了集体屠杀后的惨状：“在江上划船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老江口、煤炭港，还有老虎山这三个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地点。下关老江口那里，日本人来之后人人都想过江，结果死的人堆起来有一丈多高，和堤坝差不多齐平。煤炭港还不多，最厉害就是老虎山，那里人死了无数。老虎山下面叫石榴园，也是一个屠杀点……江里都是死人，漩涡里面都是，死的人太多了，两三年都有味，闻到那个味道，饭都不能吃”。

　　据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查证，仅在南京发生的28次集体屠杀案中，就死亡19万人以上，这还不算零散屠杀和被日军隐瞒的部分。

　　针对性屠杀 如果大规模杀害事件还不足以证明集体屠杀与日本军事机关的关系的话，那么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所谓搜索中国士兵的行为则无疑证实了日军的屠杀是有组织的。

　　日本士兵在制造南京大屠杀时，针对青壮年男子的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大多数日本士兵通过几个简单的细节就可以将一个中国男性判断为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并加以屠杀。据马继武老人回忆，“看什么呢？看手，手上有老茧不就是抓枪的吗？看头，当兵的戴帽子，头这里有道沟。脸上黑的，到这边白的，就拖过来绑起来。”这样的事件极为普遍，似乎日本士兵都通晓这一方法。可这样的判断方式却令常年从事农活的农民与工人甚至是习惯戴帽的无辜民众惨遭杀害。

　　而从我们所发现的一个细节中也能从反面论证有组织屠杀这一点。尽管日本士兵在南京城内随心所欲地行凶作恶，但其中的日本宪兵却会收敛气焰。江淑卿老人回忆说，她家当时是“专门靠着宪兵队住。小日本小兵还是坏，乱杀老百姓，妇女看到要躲，靠宪兵队住反而比较安全”。而日本宪兵在制止普通士兵暴行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制止的方式甚至显得滑稽可笑。谢桂英老人那时即将为路过的日本士兵所害，据她回忆当时场景：“我妈为了救我，就给他们磕头，不行，就磕头，一直到11点了，才正好来两个宪兵，他们戴两个白袖章，他们是查岗的，查火车，宪兵队的，宪兵队管他们，他们从来胡作非为。宪兵队看到这事情，上来就批评他们，等于我过了一道关。”由此种种，足以看出日军作恶本有其禁区所在，肆虐的禽兽肯定是被人有意放纵的。endprint

　　无辜者的鲜血 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令人瞠目结舌，以禽兽比之犹有不及。累累罪行，罄竹难书。除去抓捕南京城的青壮年男子外，日军在城内外活动时更是肆无忌惮地戕害中国的平民百姓。在我们的采访中，不断了解到有无辜的老人、孩子甚至是孕妇在那时被日本士兵肆意凌虐乃至杀害。

　　“两个小男孩……像洋娃娃一样……这两个小男孩看见飞机不丢炸弹了，没有炮声了，就出去玩了，互相追啊打啊叫啊闹啊开心了。这时候来了三个日本鬼子，鬼子一出来就是三个，看见这边小孩，跑过来，就用那个刺刀把我那小表弟一挑。我们亲眼没看到，要我能看到的话我也没得命了，后来是他妈妈讲的，这两个小孩，一挑，给他挑死了。他爸爸着急了冲出来，两个鬼子给他两枪，当时小姑爹他也死了。我小姑妈一看到这个情况，一下就昏过去了，她昏过去以后被三个鬼子轮奸……我们到晚上了，我父亲才敢到那边去看，一看三个尸体，两个小孩，一个大人，死在那。”郑锦阳老人所讲述的是一件一家三口被日本士兵戕害的惨案。而父亲和孩子被杀害、母亲或女儿被强奸的极度恶性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中数不胜数。

　　“我刚买了三斗米，日本人说米少了，有人偷了。连同我，日本人一共逮了七个人来审问。我们哪个都不讲，他们就拿管子一个一个地往我们肚子里面灌自来水——肚子鼓得那么高，七孔冒水。”刘庭玉老人这样回忆说。在沦陷的南京，中国百姓毫无尊严可言，他们随时都可能因莫须有的罪名丧命。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东西被他们抢去吃，吃了以后就像垃圾一样的从那里（阴沟）扔出来，我们老百姓就去吃了。有一次，他们吃了河豚鱼……他晓得老百姓会去吃，也让它从阴沟里面淌出来，结果这些人也不知道有毒，就拿回去吃了……一下子，就死了八个人，其中还有个孕妇，那就是说八个大人一个小孩，就因为吃他们那个河豚鱼的籽，死了。”程文英老人回忆道。这完全是一次谋杀，日本人竟以如此卑鄙的手段杀害无辜的百姓，简直是丧心病狂。

　　南京市民的无助 在昏天黑地的南京大屠杀中，面对日军惨无人道和无休无止的暴力行径，普通的南京市民毫无反抗之力，深深的无助感笼罩着他们，甚至笼罩了他们有的人的一生。据当时藏匿在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辎重营长郭岐回忆：“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十几名鬼子兵……孩子们几回见过这种骇人的场面，一个个的全吓哭了……有人扶在墙上，哀哀地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参见郭岐著《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167-168页]。南京市民在目睹亲人惨遭日军蹂躏的折磨下，“人们觉得自己像个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没有谁知道自己何时会康复”[参见拉贝1937年12月28日日记，（德）拉贝：《拉贝日记》第240页]。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张生教授研究，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普遍患上了精神障碍或疾病，集中表现为在灾难降临时受害者“惊恐万状失去反应能力”、“精神疲劳和失忆”、“歇斯底里精神失常”、“提起往事情绪失控”甚至“自杀”等等。祖居南京的高如琴老人1937年还是个孩子，然而不幸目睹了家人遇害的全过程：“那时候我还小，我们出来的时候外婆搀着我的手，就听见她喊了一声‘哎呦，人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之后，日本人看人死了，就走掉了。”无助的一家人只能含痛草草掩埋了亲人，继续逃命。

　　灾难下人性的彷徨 在日军的暴行面前，中国民众的生命犹如草芥，而内在的人性也在灾难的环境下变得扭曲和复杂。余昌祥老人在日军进城时和家人躲进了附近粮行的地下通道里：“那个地洞里面蛮热的，再加上人又多，我们就穿个汗衫。两家子夫妻带有两三岁的小男孩……两个小孩在里头闷着，又是好动，在里头难过，一天到晚挤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他们又哭又闹，旁边有个岁数大的就讲，你的小孩这么闹下去，这一喊，喊到上面日本人听到的话，我们都没有命。他的父亲和母亲两人，就用小孩盖的小被单把他的脸一捂，老子就坐到头上，妈妈就坐到腿上，把两个小孩子硬捂死了。母亲看他腿又蹬，就坐在腿上，人最后一口气勁大，那点小孩子也是。母亲坐在他腿上，刚坐上去，他一脚就把她蹬远了。父母开始肯定不同意，不想做的。但最后没有办法……我当时就哭了，都好好的作甚么……我要是小一点，不也一样给这样子捂死了。但没话说的，到地下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性命”。

　　然而，这样“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并不止于此。余昌祥老人还看到一位电工，因为“日本人戳（他）这个膀子，胸口戳一刀，胳膊又一戳，他疼得吃不消，就跑到地洞里去”，然而他疼得大喊，“搞得大家都没有办法”，为防止日军发现，“最后是他自己家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用绳子把他摁着勒死的”。

　　并不安全的国际安全区

　　国际安全区的基本概况 在南京沦陷期间，因为各种原因仍停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组织起了多个救助中国难民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在保全难民制止日军的暴行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并管理的南京安全区（笔者注：在国际委员会的英文档案中这一区域被称为“SafetyZone”，而在中文文告中则使用“难民区”，本章节中“安全区”和“难民区”均指这一区域）是当时南京最重要的避难场所。该委员会主席为德国人约翰·拉贝，他当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纳粹党员，因其特殊身份被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仅在西门子洋行院内他就庇护了超过600位难民。委员会共有中外委员20余位，该机构还有众多的志愿服务人员。这一机构于1937年11月22日成立至次年2月18日改组，是南京市内庇护人数最多、资源最多的一个慈善机构。就我们采访的51位幸存者的情况而言，一共有27位进入了由西方人士设立的避难场所，其中25位进入了国际安全区，余下两位进入了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

　　在当时，最为难民们所熟知的是美国传教士魏特林，中文名华群，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在1937年代理学院院长。她也是建立国际安全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难民们都称呼魏特琳为“华小姐”。幸存者江淑卿老人回忆，“我们在美国华小姐组织的一个难民区住，她跟日本人签了字的，不叫日本人来。美国华小姐好啊，救我们难民。大洋房里头人都走了，就给我们难民住。”王秀英老人也回忆道，“躲进难民营逃难是因为有华小姐，美国的那个，我们叫她华小姐。她那时候救了多少女人哦……那时候就华小姐对中国人是爱护的，办难民收容所，把像你们（笔者注：指采访者，青年女大学生）这么大的人，收到里面，不给日本人侵犯，这是真的”。endprint

　　但国际安全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区，尽管日方对其存在予以默认，但日军士兵仍然肆意闯入安全区实施各种犯罪行为；安全区内的物资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属的物资也遭到日军掠夺。

　　日军的肆意闯入 尽管日本方面基于多种原因不敢对安全区内的西方人士采取极端措施，但日本方面从未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以图避免承担明确的义务，“日本政府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参见拉贝1937年12月5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04页]。

　　朱秀英老人回忆道，“结果日本人来了，我也不懂他们的话，他把我拉到床上，我大叫，他就把手枪对着我——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只要我动一下就要打死我，吓得我直抖……那个日本人就像个畜生一样，把我这个小姑娘，那时候我才九岁啊，那个畜生就（和我）搞关系了……他们在难民区就这么搞。”这是日军在安全区内所作所为的一个缩影。

　　日本军人不仅肆意闯入安全区进行犯罪，甚至还攻击制止他们的西方人士，陈文英老人回忆说，“后来来了好多好多车子，日本兵跑过去……那个华小姐不让日本人进去，日本人就给她几个大嘴巴子，要进去……（华小姐）电话不知道打到哪去，后来来了两三车子日本兵……他们讲是日本宪兵，日本兵还在那里捣乱，后来宪兵把日本兵带走不少”。即便是宪兵出现也无法制止军队的犯罪分子，足以见得其行为完全是有组织的。

　　除了进入安全区进行强奸、抢劫以外，在安全区内肆意扫荡所谓残兵，借口“抓伕”将受害者杀害也是日军惯用的手段。马庭禄老人回忆，“日本人进（安全区）去要‘抓伕……我们认为好像就是要他们干苦力，实际上背着我们难民区里面的人民，把那些人抓去以后就杀害了。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父亲被日本人杀害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我的二姑爹杨守林、舅舅温志学是跟我父亲一道从难民区抓去被杀害的”。

　　种种证据表明，安全区的安全功能被严重压制，暴行只是相对于区外有所收敛。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南京城内没有一处称得上安全的地方。

　　悲惨的难民生活 尽管卫戍司令唐生智在撤退前曾承诺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赠送一批粮食，但因各种缘故，安全区实际接收到的粮食极其有限，日军破城后还大肆掠夺物资。因此，国际安全区内的难民们生活极为紧张，生存已成了最大的奢望。

　　在安全区（因条件所限，安全区主要保护妇女和儿童）里，国际委员会设法救济无力自购食品者，幸存者杨翠英一家五口人即凭国际委员会所给的凭证在金陵大学领取派发的免费食品，但这样的救济只达到了“一天发两次稀饭、一个人给一瓢”的水平，勉强能使受助者不至饿死。据《拉贝日记》记载，安全区还出现了因维生素缺乏而皮肤溃烂的人。

　　住宿条件则更为糟糕，能有机会住在屋内的地铺已是十分幸运，很多人只能住在简陋的棚子里。如幸存者伍秀英一家人就住在“用芦席和竹子撑起来搭的小棚子”里，而12月的南京风雪交加，这令难民们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日据时期对百姓的奴役

　　曾有人声称，南京大屠杀只是“偶然事件”，更有甚者认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极力保护良民，使其安居乐业”。然而在我们的采访研究中发现，所谓“治安”，其实是民众作为“亡国奴”的痛苦生活和日军“殖民化”的奴役和压迫。

　　文化教育 伪政权在日军支持下进行的“国民教育”，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属性。在日据时期，甚至普通人都要学讲日语。据王长发老人回忆：“回家以后，在路上如果看见日本人都要规规矩矩的……日语我们也学了些，吃饭叫‘米西，‘塞由那拉是再见，谢谢你叫‘阿里嘎多，他们在这里八年呢，这些都是经常用的”。

　　学校教育却打着“维新政府”幌子。据马庭禄老人回忆：“当时在学校里，要学总理遗嘱……那时候每天都要背。早晨出操的时候背。出操的话，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都在操场上，看升国旗，升国民党的国旗（笔者注：指汪伪政府旗帜）。”然而真实企图却是“日化”沦陷区民众。

　　据祝再强老人描述：“我们六年级之后，要学日语。日语老师是个女老师……她对我们蛮凶的。我就是恨日本鬼子，所以我学习日语相当不好，答不下来，不愿意学。以前桌子下面的面子都是高低不平的，毛毛糙糙，一个座位上是两个学生。凳子是木头的长板凳，十公分宽。因为她问，（我们）答不出来，所以她让学生跪在上面，用食指和拇指掐着耳朵背，就这样惩罚我们，所以我恨日本人。”这样的奴化教育，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

　　严苛的配给制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加强对城内中国居民的控制，实行严苛的配给制，限制大米等粮食的买卖，导致城内粮价飞涨，粮食奇缺，民不聊生。为解决粮食问题，国际委员会多次企图与日本当局交涉均未果。据张生教授分析，“日方的企图十分明显，就是想以粮食为工具胁迫国际委员会解散难民区”，从而实行更加残暴、直接的统治。

　　路洪才老人回忆说，对于中国百姓“（日军）都发个良民证给你……就是一家几个人，大米供应多少，粗粮供应多少，实行供给制。他就首先要保证（日本）军人啊，在满足他的前提之下再满足你的。中国的老百姓所以经常买不到米”。

　　路洪才老人还回忆说，为了限制粮食流通，日军还在城门口等地设卡盘查。“老百姓怎么办呢？就把裤腿扎起来，把米放在裤腿里，有的放在背心里。日本人发现以后呢就用刺刀检查。你到城外买米……回来他一看，鼓鼓囊囊的，要是发现了就惩罚你，把那个米全部给淌掉，淌在地上，打你一顿，然后就让你走。经常的事，挨饿受冻，饥荒啊。”然而，日军就是检查也残忍异常，祝再强老人回忆道：“结果有一次，汉奸说‘她带的是米，一捅，哗啦啦，米就出来了。结果，真的是孕妇，连大人、小孩一起死了。”

　　亡国奴 沦陷区的百姓除了生命受日军威胁，粮食受日军限制，就是普通生活的一言一行也要被日军压迫、施暴，根本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當时南京城内的百姓，见了日军一定要点头鞠躬，否则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endprint

　　王长发老人回忆道：“回家以后，在路上如果看见日本人都要规规矩矩的，要跟他鞠躬，点头哈腰，他挡那块你就得跑到后头去，前面不行。你走路不能跑，一跑就要打。如果你不跟他鞠躬，他看你就杀；你不喊他，就让你低头用枪管子打你。看到他就要点个头，你不点头人家就要骂你，喊你‘八嘎（笔者注：日语，笨蛋意）……还有一次，我在雨花路玩，来了一个日本人，一把抓住我，嘴里‘小孩、‘小孩地喊，抓到我，他就把我带走了。”在戏弄之后日本军官放肆地“大笑”，老人当时只能仓皇逃离。

　　与身体的伤害一样，这种亡国之后被奴役压迫的感受让我们采访的每一位老人都刻骨铭心。伍秀英老人回首往昔不禁感叹道：“那时中国人……根本不敢跟日本人起冲突，大部分都给他们做事，规规矩矩的，就像个奴隶一样！”此刻，“国家”就在脚下，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

　　经济掠夺 占领期间，日军不仅对中国人民的生命百般践踏，更时刻不忘对中国加紧经济掠夺和控制，以使它那巨大的战争机器得以持续运转，甚至连一件毛衣也不放过。陈文英老人回忆道：“那当兵的烧杀抢夺……我父亲的那个学生，被日本人搜身，把衣服解开来给他们看，里头穿一件红毛线衣，日本人叫他脱下来。天冷，他不肯……（日军）打，甩几个嘴巴子，用枪拐子往他身上捣，最后没办法，脱下来给他（指日军）”。

　　而在占领后，日军更是以工厂做工的形式，实质上将中国人沦为其“奴隶劳工”，陈文英老人“（日据时期）跟老头两个在兵工厂做工，他做漆木工，我就在那擦擦机器，上点油……每天他一块二，我拿三毛一天……这个苦就吃大了，日本人在这边，没有吃没有喝，受罪。后来日本人走了，我就好一点了。”王秀英老人则是做日用品的劳工，她回忆说：“后来日本人进城了，日本人有工厂，我们就到日本人工厂工作。（我）从小到大感觉小时候是最苦的，小时候从小死妈、死老子（笔者注：老人父母为日军杀害）……（自从）日本人进城，一年年过来都是苦大仇深。”为阻碍中国经济恢复，险恶的日军在败退前还不忘将军工厂炸毁，只留下中国劳工残破的身躯和心灵。

　　被奴役人民的反抗

　　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与反抗 南京陷落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在南京四周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新四军在1938年四五月间就派出部分部队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当涂及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派兵进入南京长江以北的淮南和苏中地区，相继建立淮南和苏中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声势直逼南京城下。

　　幸存者季培生老人曾接触过武装组织的新四军，他回忆说：“当时我们那个地界（三汊河）是新四军、汪精卫和平军、日本鬼子三股势力都能统治。那时候苏北，不是国共合作抗日嘛，国民党部队和新四军部队遇到了打仗，和平军有的遇到了新四军有时候也不打，毕竟是中国人。（新四军）遇到日本鬼子就打”。

　　此外中共还在南京秘密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进行爱国思想宣传教育。王长发老人即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我还参加过共产党地下党工作，是朋友介绍的。当时我们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做地下工作……我们经常夜里头起来，塞传单到门缝里面，没得人管的时候就偷偷地贴传单在电线杆上、墙上，宣传这个事。还要秘密开会，讲讲情况。组织里的人联系都是单线联系，因为害怕出事。我们有三个人一起，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有代号暗号，不固定的”。

　　普通市民的抗争 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国民政府撤退，中共也还没有派遣人员潜入南京。但是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与殖民统治，南京军民在极端的恐惧下，依然勇敢地与侵略者进行拼死的抗争。当日军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分批疯狂屠杀时，战俘与难民虽手无寸铁，但也集体冲向敌人的机枪和刺刀，据后来一名日本士兵回忆道：“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转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出版，第71～72页]最后日军点燃汽油将他们全部杀害。还有许多南京妇女面对日军的威逼，宁死不从：当时年仅17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面对数名日军的施暴，宁死不从，试图夺刀反抗，最后被刺30多刀。

　　当时还出现了一件密藏日军屠杀血证照片的事件，1938年中山东路的“华东照相馆”刚恢复营业，16岁的学徒罗瑾在为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冲洗胶卷时，发现了多张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他偷偷地加印了一套，冒着生命危险小心保存，藏在毗卢寺大殿，后来被另一个青年吴连凯发现并秘密转移。而这份照片后来作为审判谷寿夫的罪证，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军为了巩固在南京的统治，先后扶持几个汉奸傀儡政权，并且实施了“以华制华”、思想奴化等殖民政策，但是南京人民对他们的罪行切齿之恨，以冷漠、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抵制。魏特琳曾在日记中记载：“不断地有人来找工作，他们说，宁可領取仅可糊口的薪水，也不愿在傀儡政权下工作”。

　　抚平战争的创伤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这对于坚持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斗争长达半世纪之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对于当了八年亡国奴的南京市民们来说意义更加重大。蒋淑珍老人回忆听到广播中播出日本投降的消息，市民们“那时候高兴地不得了的，送死神走了，热火朝天，欢送他们滚了，敲锣打鼓的，一个个欢喜的不得了”。还都的仪式也非常隆重，郑锦阳老人记得，当时除了蒋介石讲话以外，还有游行、提灯会等庆祝活动，不少街边的商家也挂出象征胜利的“V”字标志。

　　惩治战犯是为了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在枪毙罪大恶极的战犯谷寿夫的时候，前去观看的南京市民站满了街道，余昌祥老人说，“谷寿夫被枪毙以后，南京人都欢呼。都讲小日本还有今天，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

　　尽管战犯受到了严厉的惩治，但是普通的日本军战俘和附庸侵略的日侨却得到了极大的宽恕，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被组织起来做一些将垃圾填进泥潭之类的苦工，此后很快便被遣返回了日本。endprint

　　以德报怨 在对待日俘日侨的态度上，南京市民可谓是以德报怨，对曾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不仅极少发生予以加害的事件，市民们甚至对正在做苦工的日俘日侨还时有帮助。

　　祝再强老人回忆说，“对俘虏不是像过去（他们对我们）一样打他、骂他，我们老百姓都善待俘虏。中国人还是善良。我们也没有吐他们唾沫，敲他们、打他们，还说他的好。我住在大党家巷，有的老百姓还送菜给他们吃。那时候就知道日本人在那里做苦工，觉得很可怜。”马继武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本身就没得吃，有的稍微条件好一点，看到日本人挖河没得吃，看他们可怜，买两个馒头给他们。那是中国人善良，不像日本人到南京来这么厉害、残暴。”这种待遇与1937年12月12日破城后南京人民所获得的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

　　在亲眼目睹遣返日俘日侨的时候，不少南京市民心生恻隐，据朱秀英老人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太平路，从大行宫到白下路那么长的马路上全是垂头丧气准备回家的日本兵。中国人真的很老实，都不打他们，就有些老百姓讲两句气话：打他们这个狗日的……日本人投降以后軍人都回国了，还有一些日本老百姓没办法回去，他们在马路上老老小小站在一起，一家一家呆呆地站着，中国人看着都心酸，还说要把他们送回家去”。

　　永远的伤痛 因为幸存者们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他们中很多人目睹日军行凶，亲人遇害，甚至被刺伤、被子弹击伤或是遭受了日军强暴，因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症状，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了今天。

　　陶承义老人谈及那段经历时说道，“（对）日本人他们很恨。那是国仇家恨。我经常想这个问题。你们都不知道，我谈这个，三天不能平静，睡不着觉，那是恨透了。我们恨战争残杀我们，当然不是我一家，南京多少万人，唉。”幸存者仇秀英老人曾前往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时的所见所闻，“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因为和我同行的老太是被强奸的，所以我们也没怎么关注日本新奇的东西”。

　　但令幸存者们最为气愤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枉顾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是对幸存者们的二次加害。葛道荣老人说：“只要安倍政府一天不承认侵华，一天不承认其烧杀淫掠的罪行，那我们的揭发、控诉一天不能停止。”路洪才老人也对当前日本右翼分子的做法极其不满，“我始终认为这个事情（南京大屠杀）要宣传。现在有些日本人，我感觉很坏，这些日本人，对这个历史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不讲投降，他讲终战，甚至美化。他说我到你这来是为了把英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实现亚洲共荣，携起手来，发展我们亚洲，他是这个意思。他把历史颠倒过来了”。

　　日本友人的反思与努力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在其国内风头正盛，但有良知的日本人仍然努力与右翼势力作斗争，并试图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传递到日本。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团体“铭心会南京”和这一组织的创建者退休教师松冈环女士，她曾采访了102名侵华日军老兵并编写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并且出版了多种图书和影像制品。不仅如此，她还亲自来到幸存者家中采访、向他们致以问候，并邀请他们访问日本，讲述亲身经历。

　　余昌祥老人说，“我记得有一位日本女士，叫松冈环，是个退休小学教师，每年都会来我家拜访我。她是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每年都会带着日本的民间团体到南京来，学习、祭祀；拜访我们这些幸存者，还请我们吃饭，坚持了有27年了。”马庭禄老人也认为，“她人相当好，中国话说得也流利。她的岁数不小了，有四五十岁。她来看过我，还给过我卡片。我们是欢迎她来的，她是维护了中日邦交，维护了我们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日本团体和个人深刻反省日本的历史责任，对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加以严厉批判并与日本右翼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能够正确认识中日之间历史症结，反思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团体和个人，无不令已是风烛残年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感到宽慰，也是对南京30万亡灵的尊重和慰藉。

　　结语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的本质是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其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因此，战争一旦发动，就不可能存在完全胜利的一方。不论实力的差距，战略战术的运用是如何悬殊，毫无牺牲的战争不可能存在，战场上的伤亡不可避免。但南京大屠杀惨案却是例外，因为它瞄准的对象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它的目的不是战争中所谓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是毫无理由又毫无意义的屠杀。

　　硝烟散去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交往在曲折中前进，中华民族从未停止过对战争的反思。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日友好，共同发展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最佳选择。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问题成为阻碍双方友好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唤起国际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能够引起日本极端右翼势力的反思和反省。同时，我们也希望双方的国民，能够在正确认识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历史问题的前提上，铭记战争带来的苦痛，友好交往，不能让前人遗留的问题阻碍今日社会的发展。

　　人不可能一直活在过去，这样无法到达未来。但人同样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各国文化激烈碰撞，影响甚至融入当代青年生活的时代中，这样一个通过寻访过去，拯救即将消失记忆的口述历史项目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群体通过寻访老人，整理录音、校对文字，与80年前那段灰暗的历史零距离接触，用年轻的生命记录那些历经岁月摧残、风烛残年的生命，保留这些即将消失的珍贵记忆，不仅是当代青年人历史责任感的体现，更是一次珍贵的再教育过程。

　　采访过程中，那些血淋淋的真相和身临其境的场景，震撼着每一个参与口述历史项目的青年大学生的心灵。不仅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有了更进一步的历史认识，也是一次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再提升。最重要的是能够深化当代大学生对于“和平”这样一个人类所不懈追求的永恒价值的理解。我们用口述历史这样的方式祭奠30万飘荡的灵魂，让他们回归故土安息。“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千年前白居易借折臂老翁之口诉说出战争的残酷，千年之后的我们同样应该铭记，和平才是真正能够使中日双方，使世界各国走向繁荣，实现共赢的唯一途径。希望这个口述历史项目，能够在世界铸剑为犁的进程中，发挥一点光和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