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亚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多少年来，人们对王亚樵臧否不一，毁誉有之，至今没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与王亚樵有过密切交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英勇干将的华克之，就多次公开撰文，回忆、评述王亚樵。然而，华克之对王亚樵的评价并未能引起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今天，重新审视华克之对王亚樵的所述所评，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王亚樵、客观评价王亚樵。
华克之与王亚樵的交往
华克之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走上反蒋之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得力助手，此后在中共隐蔽战线上长期坚持斗争，屡建奇功。然而1955年，华克之却受潘汉年案牵连，被诬为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而被捕入狱，后被判刑11年。由于华克之长期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很多内情不为人知，所以华克之在狱中，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交代材料的形式，写下了近50万字的回忆文章《卅年实录》。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异常，华克之处于“阶下囚”的状态，但他仍保持清醒头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毫不留情地甄别别人，更加严格地审查自己。《卅年实录》并未公开出版，但其中华克之为王亚樵写的传记及相关评述，在公开出版的《华克之传奇》（199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原文引用，后来有不少文章、著作由此转引，如影响较大的西尔枭著《民国第一杀手》（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将相关段落作为附录引用。
在《卅年实录》中，华克之说：“近两年来我很有幸读到他（指王亚樵）的乡人为他所写的事件，未免断章取义，名为暗杀大王，言过其实，中多夹杂着蒋帮的言语，骂得过分。我还读到某些省的文史书籍，觉得又捧得过火，均不足定论，深为可惜。两者的缺陷都在于并不真正了解此人。”
从1927年与王亚樵相识，到1936年王亚樵被害，这9年中，华克之与他相从甚密。
1、相识。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华克之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实质，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国共合作的葬送者，并由此走上坚定的反蒋之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华克之就决定于4月14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左派集会，抗议蒋介石的暴行。蒋介石得知后先是亲笔致函，后又邀约面谈，都遭到了华克之的拒绝。华克之成为敢于向蒋介石公开叫板的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华克之在南京安徽会馆见到王亚樵。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华克之问王亚樵：“您来干什么的？”王爽朗地说：“是蒋介石请我来的，组织劳工总会的。”华克之说：“蒋介石已准备好，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对于共产党和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大开杀戒，大势已定，无可挽回，您准备和他遗臭万年吗？”（参见《合肥文史资料》第三辑）后来，王亚樵果然走上了反蒋之路，虽然蒋介石多次设法争取王亚樵与他合作，但都遭到了拒绝。此后，在反蒋方面，华克之与王亚樵志同道合，密切合作，相互支持。
2、做媒。在南京相识后不久，王亚樵就为华克之做了一件美事，这就是给华克之做媒。王亚樵给华克之介绍的是在江苏省立女子第一师范读二年级的安徽姑娘尹粹琳。华克之曾与尹粹琳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公开反蒋后，华克之遭到追捕，一度在尹粹琳帮助下躲藏在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宿舍。看到华克之拒绝蒋介石邀请，主持党员大会、演说、请愿，华克之成了尹粹琳心中的英雄。尹粹琳赴宁求学，其父曾托王亚樵照看，因而尹粹琳经常与王亚樵在安徽会馆见面。王亚樵听尹粹琳说了对华克之的倾慕，便有心玉成他俩的好事。为了不拂王亚樵的美意，华克之与尹粹琳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尹粹琳落落大方，有胆有识，支持华克之的事业。二人的感情发展顺利，不久，在王亚樵等人的帮助下，华克之与尹粹琳举行了婚礼，二人结为伉俪。
南京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华克之在南京曾两次被捕入狱。王亚樵对华克之说，南京要是待不下去就到上海来，十里洋场，藏龙卧虎，什么样的角色都有，会更有用武之地。华克之听了，感到上海更适合自己的反蒋活动，便于1929年夏秋之交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3、资助共产党的活动。华克之到上海后，住在新新南里232号小楼上，华克之称之为“危楼”。当然“危楼”的意思并不是指可能倒塌的危险建筑，而是指住在这里的为了理想而置生死于不顾的人，华克之自称“危楼楼主”。常住在“危楼”的有4人：华克之、张保京（即张玉华）、孙凤海（即孙凤鸣）、陈惘之（即陈处泰）。前3人都力主刺杀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的主要成员。而陈惘之已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社联”（即左翼社会科学联盟）党团书记、“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1937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这是一个特殊的小集体，他们政见虽不尽相同，但相处一室彼此包容，分析形势，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时碰撞出火花。陈惘之时常将中共党组织的看法向他们转述，但没有一点强迫要求。
到上海的第二天，华克之就和尹粹琳看望了王亚樵。华克之介绍了自己到上海后的情况及同住的朋友。他说，初来十里洋场，还请九哥（王亚樵字九光，时人多喊他“九哥”）指点迷津。王亚樵说，只要是革命的、反蒋记国民党的，用得着我的，万死不辞。
王亚樵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言有行。在陈惘之开展中共的活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多次慷慨解囊。1931年，英法租界印刷业同南京政府合作，禁印共产党的《红旗》等进步刊物，《红旗》面临着停刊。陈惘之通过华克之找到王亚樵，请他设法自办一个印刷厂。王亚樵拿出近一万元，办起了“公道印刷厂”，《红旗》及中共中央文件等得以正常印刷出版。然而，半年后，印刷厂被法租界巡捕查封，一大半工人被逮捕。王亚樵找了律师，与租界巡捕疏通后，被捕工人才得以释放。1932年秋冬，根据陈惘之、华克之要求，王亚樵出资开办了一个“和平米店”，一是对经济困难的共产党人可以临时接济，免得无米下锅；二是对被捕释放的共产党人，可以有个“铺保”（就是必须由开店铺的老板出面担保，才能获释，而且出狱后的“犯人”要随叫随到，否则由店铺担责。这对当时的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事）。有了“和平米店”，可以保释被捕的共产党人，但由于人保出来之后无法做到随叫随到，没多久“和平米店”就关门歇业了。此外，王亚樵还曾筹资帮助陈惘之办了一個“春申书店”，书店刚在报纸上登出出售书目，就被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而被禁止营业。
对陈惘之所从事的事业，王亚樵是一清二楚的，但他仍鼎力相助。虽然多次出资都无果而终，但他认为此钱用得正当，愿意协助陈惘之等做更多的事情。
4、同赴西南。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联合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听到这一消息，华克之和“危楼”的朋友们兴奋不已，日夜谈论这一话题。一天，华克之收到王亚樵一封短信，约他晚上到郑抱真家用餐。晚间，华克之见到王亚樵及另一好友李怀诚。王亚樵说，福建人民政府绝非等闲，他们联合红军反蒋抗日，正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他还告诉华克之，他和李怀诚都收到了李济深的邀请，即将赴福建襄赞义举，并约请华克之同往。华克之欣然应允。
华克之择日赶到福州，与先期到达的王亚樵、李怀诚会合。李怀诚与华克之谈了几天来的观感。他说，福建政府的高层各怀心思，不能一心，反蒋抗日喊的多做的少，远不如预期。李怀诚甚至感到沮丧。隔了两天，王亚樵兴奋地对华克之说，我已把你介绍给任潮了（李济深字任潮），你们见面后，好好谈谈你的见解。李怀诚说，把你在上海的想法对任潮说个彻底，听与不听，用与不用，听天由命，总算不负此行。
在王亚樵的引见下，华克之与李济深见了面。第一次是礼节性的，没有深谈。第二次，华克之谈了对福建政府的一些建议，特别是从南京朋友处得到的关于南京政府对福建政府所掌握的情况，其中有福建政府高层人士的政治倾向及福建军方人物的态度等。这些情报对福建政府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可惜并未引起李济深的重视。王亚樵、李怀诚、华克之在福州住了一些时日，与李济深也有多次晤谈，但总感到大局难有改观。3人觉得已尽绵薄之力，回天乏力，只能坐观其败了。离开福州后，王亚樵去了香港，李怀诚回了南京，华克之则回到上海。果然，福建政府仅存在了3个月，便在蒋介石的剿杀下失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人逃往香港。
5、合力刺蒋。从福州回到上海，更坚定了华克之刺蒋的决心。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没有能够和蒋介石匹敌的，要打倒蒋介石只有从肉体上消灭，从而为中国革命扫除障碍。华克之的想法得到了孙凤海、张保京的支持，不久贺少茹又加入进来。1934年10月，设想终于付诸实施，华克之负责到香港筹资，其他3人负责到南京筹办晨光通讯社。
华克之一到香港，就找到王亚樵，未及寒暄就直述来意。王亚樵非常赞成，他说，李济深现在隐居香港，福建政府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反蒋宗旨没有变，对你们的行动他会支持的，并表示愿共同去做李济深的工作。由于前次福州之行的经历，华克之与李济深已很熟悉。华克之上次在福州的进言虽没有引起重视，但事后李济深还是感受到了分量。王亚樵、华克之见了李济深，华克之言辞恳切，表示参加刺蒋的年青人义无反顾，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完全以国家民族存亡为己任。李济深听了表示竭力支持，并资助港币5000元。
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一个月后，“南京晨光通讯社”开张发稿。刺蒋需要等待时机，可是维持一个通讯社的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不菲。为此，在晨光社开张后，华克之先后3次赴港筹资，每一次王亚樵都鼎力相助，为华克之引见、说项、转圜。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华克之到香港后，先见王亚樵，然后二人一起拜会陈铭枢。之后华克之再转道广西梧州拜见李济深。两次分别筹得港币4000元和6000元。在得到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消息后，华克之等认为时机到了，一面为这一天的行动作准备，一面着手行动后的善后。为此，华克之第三次到香港，请王亚樵帮助安排孙凤海的妻子和侄儿在香港落脚，同时向李济深、陈铭枢说明筹款的使用及南京刺蒋的准备情况，得到李、陈资助4000港币。在华克之离开香港的前一天，华克之与王亚樵彻夜长谈。二人曾联手刺蒋，均未成功。此次华克之再次行动，成败难料，二人不免有些伤感。
王亚樵在帮助华克之解决经费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晨光社及后来刺汪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此次刺蒋（即后来的刺汪）完全由华克之策划，孙凤海、张保京、贺少茹参与。陈惘之及中共党组织知晓此事，但没有支持，也未能阻止。事后，蒋介石和戴笠实施大逮捕，在香港捕获王亚樵干将余立奎等，并认为王亚樵是幕后主使，并讹传至今。这一点华克之在多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余立奎在回忆文章《我被作为刺汪要犯判刑的经过》中（见1996年第11期《纵横》）也是这样表述的。蒋介石和戴笠始终没能弄清晨光社的政治背景和来龙去脉。尽管王亚樵不是晨光社事件的策划与主谋，但还是受到了晨光社事件的影响，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梧州惨遭特务毒手。
华克之对王亚樵的评价
华克之是与王亚樵过从甚密的人，他们交往的9年正是王亚樵生命的最后9年，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9年。因此，华克之对王亚樵有较深的了解。虽然王亚樵组织的好多重大活动，华克之并没有参加，如1923年枪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1928年刺杀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枪杀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1932年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但作为同时代又交往密切的人，华克之对这些不会不了解。所以，这并不影响华克之对王亚樵的评价。
华克之对王亚樵的评述，主要有3个方面。
1、王亚樵不是“流氓”，不是“暗杀大王”。从王亚樵主使的暗杀案来看，其暗杀对象主要有4种人：一是政敌，如徐国梁，他是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得力助手，杀他是为了能与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军阀。二是贪官污吏，如刺杀张秋白，是为了反对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在安徽的横征暴敛。三是外国侵略者，如刺杀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刺杀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侵略者的帮凶李顿。四是叛徒，如赵铁桥，是由于赵的出卖而导致王亚樵好友王乐平被杀和（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三军讨蒋的失败。由此可见，王亚樵早年在安那琪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想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他所主导的暗杀活动带有明顯的政治背景，也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当然，其中也夹杂有集团利益和义气用事的成份。
所以，华克之认为：“正因为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阶级分析，使他走上了歧途。王亚樵是个典型，这一点很可惜。他指导杀人，不过一个两个，其余三三两两，多是他的所谓学生所为。可是时代不能相容，蒙上暗杀大王之名。”“毁之者说是易为人收买，专干坏事，杀人不眨眼睛，上层分子的公敌，遂被人称为暗杀大王。”“公允地说，王亚樵不是‘流氓，不是‘杀人大王，历史会拭去他身上的尘垢，恢复他自己的面目。”
2、王亚樵是一位有缺陷的爱国者。王亚樵是行走在革命与暗杀之间的人，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革命之路仍是他生命的主线。1907年—1911年秘密结社，参加反清；1912年—1926年追随柏烈武、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1927年—1936年，坚定反蒋，英勇抗日。显而易见，王亚樵是一位革命者、爱国者。当然，王亚樵革命之路充满了崎岖和坎坷，直到他遇害都没有走上一条光明正确之路。尽管他也在努力探寻，并已看到了一丝希望。
对于王亚樵人生经历的曲折，华克之认为，一是社会因素使然。合肥“这块地方唯一的特点，在清末民初，出了不少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大地主。最著名的前有李合肥（鸿章），后有段合肥（祺瑞），提携了成千上万的官僚、军人，纵横捭阖于北中国各省，把持了中央政府……王亚樵就在这个社会长大成人，欲向上爬不上去，只好向下发展。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占有了上海，统治方法各异。王亚樵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方始显出身手，才能成为传奇人物。只要你动脑筋，升官发财，易如反掌。这位聪明的王亚樵一入上海，如鱼得水了。另走一条歧径，自称朱家、郭解、要离、专诸（这4个人均是我国古代轻财重义之士，為人报仇，不惜生命，所谓一诺千金）”。二是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王亚樵的政治思想较为庞杂，最早与人义结金兰，密谋反清；后来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并为宣传其思想、发展其组织而奔走；结识孙中山后，拥护“三民主义”，积极推进民权；在上海，他又参加“安那琪主义”研究小组。华克之说，王亚樵等“都不懂马克思主义，高吟低唱都是些乱七八糟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蒲鲁东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巴枯宁主义。”“他主张暗杀，是从这些人的理念演化而来的”。加之他行走江湖，打抱不平，仗义行侠，为朋友两肋插刀等，都在这位革命者和爱国者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所以，华克之认为王亚樵“是一位有缺陷的爱国者”。
3、王亚樵是值得肯定的爱国者。人们谈论王亚樵最多的是“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殊不知，这是对王亚樵的贬低和诋毁。其实，抗日和反蒋是王亚樵后半生的主题，也是他最坚决、最坚定，建功最多、最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地方。这是与时代主题相契合的，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王亚樵的爱国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抗日。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积极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当时，王亚樵在上海工人中已有相当的号召力，振臂一呼，从者如云。他组织了一支万人义勇军参加对日作战，打得很顽强。还组织了数支敢死队，专门锄杀日军、汉奸。他派人潜水到停泊在黄浦滩的“出云”号日本军舰下面，放置炸药。然而由于炸药放的位置不对，未能炸沉日本军舰，但还是给日军很大威慑。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日），王亚樵派人提前混进会场，放置炸弹，将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炸伤。白川义则是毙命在中国战场的职务最高的日军将领。9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奉命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他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袒护日本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王亚樵便对李顿密谋行刺，由于计划不周而未能成功。
反蒋。与抗日相比，王亚樵的反蒋也是不遗余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独裁专制，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为此，王亚樵与国民党西南派一道，坚定反蒋。1928年在上海与柏烈武等密谋反蒋，1929年联络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三方反蒋”，1933年参加福建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并且多次对蒋行刺，是让蒋介石、戴笠感到畏惧的人。在高官厚禄收买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戴笠追杀王亚樵。最终王亚樵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
支持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王亚樵在反蒋抗日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推崇在一步步加深。他不仅一次又一次为共产党筹集经费，还为被捕的共产党人找律师出庭辩护，争取被捕的共产党人早日获释。他支持爱国青年密谋刺蒋，设法为晨光社解决经费困难。没有王亚樵相助，华克之组织晨光社刺蒋（刺汪）的难度要大得多。在与共产党人陈惘之接触后，在陈惘之的影响下，王亚樵的思想、言行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中共党组织当年交给陈惘之的任务之一。王亚樵曾对自己的暗杀主义和虚无主义作过这样的解释：没有伟大的共产党存在，我的某些行动也许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是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了，一切真理存在于时空之中。在王亚樵多次为共产党筹款后，华克之曾问王亚樵：安那琪在哪里？王亚樵说：我就相信安那琪主义，不能张挂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否则当局必定千方百计要把我捉去砍头，早已不能随诸公之后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我这安那琪主义也有可能协助你们做出更多的事情！这些自白反映了王亚樵的思想变化。在反蒋抗日的道路上，王亚樵在逐步向共产党靠拢。
在生命的最后，王亚樵看到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王亚樵提出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得到追随他多年的诸多好友的赞成，于是派出余亚农、张献廷赴延安联络。王亚樵的请求得到了中共高层的允诺。遗憾的是，就在余亚农、张献廷带着这一好消息赶回梧州时，王亚樵已遭杀害。
所以，在华克之写的王亚樵传中，最后是这么说的：“王亚樵一生自1927年起，反蒋，反蒋记国民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意志坚决。蒋介石屡次着戴笠用黄金高官为饵，亚樵一无动摇，即此一点，或可求谅于人民。”
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密友、同盟者，相知相交近10年，对王亚樵的了解不可说不深。王亚樵遇害的第二年，华克之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毛泽东与之作了长谈。从此，华克之从反蒋义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党的秘密战线的杰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蒙冤入狱，但胸怀坦荡，平反后为战友落实政策而奔走，1998年1月以96岁高龄去世。以华克之的身份和经历为王亚樵写传记，是他人无法比拟、无可替代的。华克之所写的王亚樵传，臧否分明，客观公允，分析透彻，立足点高，体现了对历史、对友人高度负责的精神。
如果将华克之对王亚樵的评价再加以概括，将王亚樵定位为“爱国义士”，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其中的“义”，既有中国传统的侠肝义胆之“义”，更有对国家民族的大忠大义之“义”。希望以后人们谈起王亚樵，首先想到的是“爱国义士”，而不是“暗杀大王”！
（附：文内未注出处的引文，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克之传奇》。该书在多次采访华克之和广泛查阅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从大事件到重要细节都争取存精去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系江苏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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