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安

　　什么是“革命化”春节？从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不过节、不放假，吃“忆苦饭”忆苦思甜，同时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我奉命到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宣传办公室参加“军管”。我在“军管”过程中虽然自觉已经很左了，但还是跟不上疯狂的革命形势，终于在一次“接喜报”事件中，被踢出了军管会。

　　所谓接喜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每当有“最高指示”时，合肥市的工、农、兵、学、商以及一切组织、团体都要敲锣打鼓、放鞭炮，甚至跳“忠”字舞到省军管会报喜。那时我和宣传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担任这项“接喜报”的任务。接这种八股式的“喜报”往往要接到深更半夜，有时都要搞到黎明，无疑是一份苦差事。一天晚上在“接喜报”前，我叫了几句苦，发了几句牢骚，便被人上纲上线险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被定罪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于1969年12月发配到寿县的寿西湖农场。当时我爱人燕鸣在滁县中心医院当护士，她和孩子本来是可以留在滁县的。但是她却说，一家人苦就苦在一起，选择了和我一起去农场，被安排在农场医院，不久调到寿县计划生育办公室。

　　于是，1970年我们一家人在寿县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革命化”春节。当年春节前夕，寿县革命委员会通知：要进一步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移风移俗，彻底改掉一些旧风俗、旧习惯，要用革命的实际行动过好“革命化”春节。通知要求：全县所有工作人员，每人必须在初一、初二、初三的3天之内，完成搬运3000斤石头的任务。地点是从北门外的八公山上搬运到南门外，来回有六七十里路。

　　我爱人接到这个通知后，一下就瘫倒在床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革掉我的命，我也完不成啊！搬运3000斤石头，来回六七十里，这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来说，搞得不好确实会把命革掉！

　　“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革命”，确实“革”掉了许多人的命，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有幸免！至于给人们带来的种种艰难困苦，更是俯拾皆是。不久前，寿县革命委员会还进行过一次让人吃菜都不方便的所谓革命。他们规定：在寿县城内不准买卖鸡鱼蛋肉和各种蔬菜，必须到他们指定的寿县城外南门和西门之间一个十分偏僻的荒野之地去买卖各种蔬菜。当时我们家住在寿县城内被称为北大街的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街道上。寿县城不大，但是无论我从西门出城，还是从南门出城均需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那个荒野的“菜场”，至于住在东门或北门一带的人，就更远了。“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为了走捷径而不去绕行南门或西门，人们就在古老的城墙上挖了上下能通行的许多阶梯，但这却给古老的城墙留下了许多伤痕。

　　那次买卖菜的“革命”，人们怨气还没过去，又来了个拉石头的“革命化”春节。但是怨气归怨气，任务是必须完成的。

　　我们经过多方询问获知，这个任务家人是可以帮助的，但本人必须参加。为了帮燕鸣完成这個任务，我从农场借了一辆小板车，一家4口全部出动。

　　为了造革命声势，县革命委员会规定：初一这天，所有要完成搬运3000斤石头任务的革命者，必须全部集中起来跟着县革命委员会的队伍“招摇过市”。县革命委员会的队伍果然气势不凡，前面有10余面彩旗，彩旗后面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和“文化大革命万岁！”等横幅标语，每个小板车上都插有小三角旗。为了紧跟形势，我临时买了一张红纸，也做了一个小三角旗，匆忙地在上面写了“斗私批修”4个字。

　　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北门后，彩旗、横幅都不见了，（下转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