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2017年，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70周年。

　　1947年6月30日，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充分发挥运动战特长，横穿陇海路，跨越黄泛区，激战汝河，抢渡淮河，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南线全部兵力于周围，建立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党中央经略中原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艰难的历程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内战。经过仅一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为建立新的解放区，进而支援解放战争，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把战火烧到敌占区，以减轻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压力，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

　　1947年6月30日，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下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开进鲁西南。正当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并捷报连连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段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们的计划，没想到次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3个“A”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份标有3个“A”字的加急絕密电报，让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望。看完电报两人立即将电报烧掉，经过简单的商量后，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半月，在收到3“A”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便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关隘，后有国民党军重兵的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整，又马不停蹄地向南挺进，重重困难可想而知。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原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后来曾回忆说：“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几天以后，等刘邓大军闯过黄泛区、渡过沙河，继而向汝河进军时，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

　　为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急忙调来整编八十五师，经平汉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8月24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此时前面的敌人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距离只有30里。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他们命令部队当即开始，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片刻不停，强渡汝河。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把所有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子，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冲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就这样，到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终于渡过了汝河。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仅剩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北岸。此时，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得危急起来。夜里，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当大部队刚刚冒死渡过淮河时，敌人的追兵就赶到了准河北岸。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能“望河兴叹”，无可奈何。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0天的千里挺进，终于走进了大别山。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就在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并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沿岸，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后即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在这里，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很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经历时，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严峻的考验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在战略全局上取得了成功，但自身也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最艰难的历程，全军上至统帅刘伯承、邓小平，下至普通战士都经受了比全国同一时期所有战场都要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尤其严峻。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重兵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企图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兵力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第七军、整四十八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2、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十、第十二纵队）应在14万以上，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人数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2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人，其中被俘8000余人。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 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人数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于当时斗争特别艰苦。由此不难看出，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严峻考验，作出了巨大牺牲。

　　3、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于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9月间3次企图围歼敌五十八师、八十五师，都因部队不适应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

　　4、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不利于我军在此扎根。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建立根据地后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危害更大，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

　　5、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对大别山的环境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们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对于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来说，南方的大米根本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此外，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了几天就烂透了，战士们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且要连续行军作战，真是苦不堪言。而且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加上水土不服，腹泻、生疥疮没有药治，病死的也有不少。

　　伟大的意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区军事压力。1947年3月，国民党重兵聚集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形势十分严峻。黄河，从陕北到山东呈“乙”字形。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集中主力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将南线我军压缩在“乙”字形的弧内，聚而歼之。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部署少量兵力防御，就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中间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正是连系东西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邓小平对部下说，我们晋冀鲁豫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就越有利。为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三军配合的周密部署。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挺进豫陕鄂地区。这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极大地缓解了陕北、山东解放区的军事压力。

　　2、开辟了新解放区，缓解了老解放区经济压力。经过一年的解放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在陕北地区，由于本来就是贫瘠地带，陕北人民供给中央机关和陕北少量部队已十分困难。因为战争的破坏，1947年陕北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军队和老百姓一同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在华中，1946年3月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前，太行山老根据地的人民不但要负担刘邓12万主力，还要负担徐向前的7.8万部队。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建立了鄂豫皖解放区，经济负担由新解放区来承担。部队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刘伯承、邓小平还亲自和战士们一起缝制棉衣等。这些都极大地缓解了老解放区的经济压力。

　　3、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立即开展了攻城掠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斗争，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三路大军在其他地区也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形势。这样，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战略要地武汉，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在这一伟大转折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是起到了战略进攻的先锋作用。

　　4、造就了一支顽强的部队。面对大别山区恶劣的环境，刘邓大军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牢牢坚守在大别山，坚持战斗约半年时间，并寻机消灭敌人，不断壮大根据地。广大官兵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毅力，经受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变得更加勇敢。在此后的淮海战役及其他戰斗中，这支部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作者系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