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也是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起草者高语罕诞辰130周年、去世70周年。高语罕（1887年8月1日—1947年4月23日），安徽寿县正阳关人。南昌起义前夕，高语罕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兼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

　　中共早期建党建团的参与者

　　高语罕是反清志士，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即参加了陈独秀创立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亲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亲历熊成基等发动的马炮营起义，与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后留学日本，与李大钊相识，期间回国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新青年》（《青年雜志》）创刊后，他先后发表了《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岛茹痛记》等多篇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在中共早期建党建团活动中，高语罕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陈独秀谈到，“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发展”。张国焘回忆，“他（指陈独秀）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语罕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参见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9页）。两年后，高语罕与章伯钧等人赴德留学，并参与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德国支部的组建活动。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时曾说：“在德国也组织了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133页）高语罕自己也回忆过组织德国共产党的情况，“他（指史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参见高语罕《九死一生记》，载1945年8月16日至1946年1月28日成都《新民报》日刊第4版“雄辩”专栏）。

　　“黄埔四凶”与“反蒋大炮”

　　1925年8月，高语罕在留学德国3年后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汪精卫、邵力子共同起草二大宣言，并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唯一的共产党员。随后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还兼任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

　　高语罕在军校里深受学员们的喜爱和尊敬，聂荣臻曾回忆，高语罕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同时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高语罕敢怒敢言、直爽尽职。有一次黄埔军校开会，蒋介石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十分尴尬。

　　此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高语罕同邓演达在德国相处时感情颇佳，堪称密友。在黄埔军校，高语罕同张治中因是安徽同乡，私交甚好；同恽代英早在安徽一起办教育时就熟识。3月20日，高语罕亲历“中山舰事件”，对此予以强烈遣责，遂与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一起被蒋介石斥为“黄埔四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排挤汪精卫，诬陷打击共产党人，高语罕被迫辞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职务。之后在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上，高语罕发表演讲，“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影射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遂下令驱逐高语罕出广州。高语罕在陈独秀之子陈延年等安排下离开广州赴上海，临行前写下了《四月七日夜轮泊黄埔》诗：“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卸却戎装又儒装，平生书剑几行藏。踉跄浮海非高隐，祠罢中山祠马昂。”马昂即马克思、恩格斯简称。

　　5月25日，蒋介石散发《校长宴会全体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的小册子，指斥高语罕。同日，高语罕发表《一封公开信——致蒋介石先生》：“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憨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

　　1927年初，高语罕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宣传委员会委员，旋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即连续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14篇社论，严厉抨击蒋介石，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第二方面军秘书长

　　兼共产党党团书记

　　1927年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沈雁冰（茅盾）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二十军党代表本为朱德，此时朱德应老同学朱培德邀请，去南昌任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二十军途中折回武汉。

　　1927年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讨伐张学良所率奉军，凯旋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此时高语罕还兼第二方面军共产党党团书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学校校长。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想通过“东征讨蒋”，获得国民党首领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军事人员相对集中的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而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

　　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公开“分共”。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离开武汉到九江，酝酿发动南昌起义。张发奎的军队预备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在半秘密状态下赴九江。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进出皆须坐木划来往。高语罕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就相识，他俩每天傍晚在湖中划船，有时诗兴大发在烟水亭壁上题诗，有时把船荡在湖的对岸芦苇深处，一泅入水，游个半天。

　　“小划子会议”

　　7月23日，贺龙部队来到九江。高语罕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积极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据1932年《上海周报》刊载杨甫的《高语罕在上海》一文介绍，贺龙加入共产党也受了高语罕一定的影响。

　　7月24日，汪精卫准备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邀请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叶挺到庐山开会，准备夺他们的兵权。叶剑英闻讯告知叶挺。叶挺同高语罕也熟识，高语罕在芜湖工读学校执教时的学生曹渊和孙一中，在北伐时都是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营长。

　　7月25日，高语罕与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秘书长）以游湖为名，在甘棠湖一只小船上召开紧急会议。当时议定：叶挺、贺龙不参加次日由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叶挺、贺龙不按照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命令去德安集中，而是依次把自己的部队开往南昌，贺龙部队先给叶挺部队让路。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晚年多次谈到“小划子会议”：一次他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5个人，是叶剑英、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另一次他告诉萧克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高语罕出版于1926年的《白话书信二集》，目前藏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封面有“第八师师党部购置”字样，为叶剑英藏书，国家3级文物。这本书“包含有当时极重要的历史文件，可惜当时第一版5000部两月而尽之后，就绝版了”。

　　反对张国焘、揭批汪精卫

　　7月27日晨，张国焘来到九江，召集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传达头天中共中央常委研究的暂缓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他说，他来的任务是看看地形，与大家讨论南昌起义的事情。高语罕等坚决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并说再无讨论的余地。恽代英说，还有什么讨论的，已经决定了。

　　就在这时，由中共九江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向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语罕在1921年10月开全国教育会时与汪精卫时常接触，但私人之间并无深交。到了在广州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汪精卫、邵力子与高语罕被举荐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因此颇为接近。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和高语罕同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开监察委员会时常见面。此时，高语罕认为必须公开反对汪精卫了，就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说汪只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個政治家，一碰到实际政治的紧要关头，便要动摇。至此，高语罕同汪精卫的关系彻底决裂。

　　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7月29日晨，汪精卫和孙科、张发奎、唐生智等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高语罕也夹在趸船迎接的队伍中。汪精卫一到九江码头就下令，立即停止出版《国民新闻》。

　　7月30日，汪精卫等在牯岭开庐山会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实行 “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叶剑英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散会时已近黄昏。他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报信。

　　接到叶剑英密报时，已是7月31日凌晨两点钟，高语罕立即搬至南浔路对面的大东旅馆，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到后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起草八一南昌起义

　　中央委员宣言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后，参加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是由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的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联合署名的。宣言严厉揭露并斥责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革命面目，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

　　此外，高语罕还起草了一个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也刊登在《民国日报》上。

　　南昌起义后，朱德升任第九军军长。高语罕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与朱德同住哥廷根，每周都开党小组会，周末都要聚餐。在高语罕眼中：“朱德的为人，你若看他那个样儿，简直是一个乡下佬。他不轻于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有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瞭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

　　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开始在叶挺军部，后来又转到贺龙军部去了。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高语罕随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9月23日、24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9月30日早晨，起义部队撤离汕头，抛弃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达了挂红旗的决定。此时，周恩来找到高语罕，安排他到香港，去与张发奎、黄琪翔接洽联络。

　　关于南昌起义

　　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高语罕到香港与张发奎联系未果，经军委同意，先到澳门杨匏安家里暂住。高语罕和杨匏安都是中共五大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澳门小住时，高语罕认真反思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原因。

　　“政治上的。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左派这个名词，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而且我们国民革命直到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是‘土地革命。但是，在路上就没有听见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民众中切实宣传过，更谈不到实行。当时大家都抱着秋毫无犯，王者之师的梦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

　　“军事上的。我们同志负责军事责任的，很少对于战略上战术上能以担得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刘伯承同志还好，但广东地形情势不熟悉），比如当时名义上四个军长：十一军叶挺、二十军贺龙、十五军刘伯承、九军朱德，大致除了刘伯承同志之外，都犯了一个毛病——轻敌—疏忽。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

　　“组织上的。我们在军中对于小组会议，没十分注意，这是大的缺点（这是我就亲历者说话，因为我没有参加小组会议，便说不注意，也许是有），弄得军部C.P.与非C.P.的同志不能发生十分的联系。”

　　高语罕也表示了自己对于中央最近政策的意见：“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

　　最后，高语罕还表示了个人服从组织的安排，“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妖精”

　　在澳门期间，高语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潜心研究学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曾记得民国二年以后，革命党人多失意流落沪上，以我所知，多数人皆颓废不堪，天天等着革命到来，弹冠走马，绝不晓得潜心研究学术，做进一步准备工夫，更不知分析以往革命的失败，计划将来的进攻。现在呢？所谓革命党，论理不应该再有这种现象，然而以我所知，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唉！这固然是可悲可叹，然而1905年至1917年中间的国际革命党之蜕化、产生等等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又奋然而起，大凡伟大的革命，其成功虽是由多数人，而其创始与指导之功实多由于少数忧深虑远、艰苦卓绝之士。”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政治信念，抱定为真理而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勇敢精神，编译了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唯物论史》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康德的辩证法》《费希特的辩证法》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等著作；撰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白话书信》《白话书信二集》《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怀念为革命而牺牲战友的《百花亭畔》《九死一生记》，以及宣传抗战的《烽火归来》《一日一談》《入蜀前后》等著作；撰写了引导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个人前途和社会问题、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为中国未来撒播革命火种的《青年书信》《读者顾问集》《国文作法》《红楼梦宝藏》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高语罕著作内容广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等各个方面，许多论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为时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启迪意义。高语罕一生撰有著作33部、文章500余篇，尤其是他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思想家，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曾被国民党污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妖精”。高语罕的许多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先河。

　　比如《辩证法经典》，1930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河上肇节编，高语罕编译。这本书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编译集子之一。收集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章节（1938年才有中译本），恩格斯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以及列宁的《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等论著或论著节选共10篇。

　　再比如，《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1930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针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陷于幻灭、悲哀和失望，写的一本解释唯物史观的通俗的小册子。高语罕认为，“我们若研究革命的理论，而不注意此等实际与理论打成一片的杰作，终是读死书的废物。”高语罕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指导作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哲学的最高问题，以及唯物史观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等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等。

　　此外，早在1927年底，高语罕就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他认为，“黑格尔说过，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也都是合理的。这两句名言，差不多笼罩了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意思深远，耐人寻味。大革命失败后的人，回过头来，伏案读书，读一句是一句，自觉比从前有味多了。”“要研究马克思的唯物论，除了研究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唯物论以外，并要研究黑格尔的唯心论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我们要研究哲学，无论唯心论也罢，唯物论也罢，康德的作品总算是应该细细地研究的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种。”“康德哲学是一种调和的学说，而不是一种斗争的哲学。研究他的辩证法，再进而研究它的全部哲学，便可得着他的唯物论方面的精神，而不致堕入一般所谓康德哲学的唯心论的窠臼。”同时还研究费希特的哲学，“做我们研究唯心论的辩证法的指针，并做我们研究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接引”。

　　1947年4月23日，高语罕在南京病逝。《民主与统一》刊登启事：“语罕先生和他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一样，都由于为真理而奋斗，过的是极困苦的生活。他今天虽然逝世，他的精神继续活着。凡为人民利益及真理奋斗的青年，都应以高先生的人格为榜样，中国才能达到自由与复兴。”

　　[作者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高语罕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