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初期社会以及主导民国初期历史脉络的重要人物，主流历史叙事中的共识是：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可以说，这样的盖棺定论早已深入人心，但考察那一段历史可以发现，实际情形并非这样简单。或者说，究竟该如何评价民国初年的政要和政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如何客观地评判历史及历史人物，有个简易可行的办法，那就是首先看看同时代人的定评，在相互比照中就能得出结论。这种办法尽管可能存在绕弯子、众说纷纭等问题，但是同时也可以避免片面、偏执、曲解等缺陷。
先来看大清官僚、民国政客和新闻记者是如何评说袁世凯的。
晚清重臣李鸿章，在辞世的遗折中力荐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内称“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应該说，出自李鸿章之口的这种绝高评价，不是一般仕人所能享有的。
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但极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张一麟在《古红梅阁笔记》中写道：“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
著名报人黄远生在1912年曾著文《少年中国之自白》评价袁世凯“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其势力、魄力和经验，今日中国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任之。因为袁氏具备五大长处：意志镇静、经验丰富、见识宏达、强干奋发、拔才干。
可见，至少晚清民初时，袁世凯所获得评价并不算低。当然了，这其中不排除所谓官官相护或任人唯亲之嫌，因为作为敌对面的清廷重臣瞿鸿禨就看不起非科甲出身的袁世凯，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在弹劾奏折中就称袁世凯“其人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謟人，又能用人，最后皆为其所卖”。
再来看看作为包括同盟会在内的革命党一派是如何评价的。
黎元洪在与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刘承恩、蔡廷干会晤时即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刺杀摄政王不得而遭牢狱之灾的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谈之初，曾当面对袁世凯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当然，在南北博弈之际，黎元洪、汪精卫的评判是否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表达也未可知。
作为革命党最为勇猛的领袖黄兴，在去武汉指挥军事作战时致函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天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在进京见过袁世凯后，黄兴即对《民立报》记者表示：“袁公是英杰，民国可靠人。今共和虽成，基础未固，望新闻界注意维持。遇有不法，随时纠正，方为妥善。万不宜心存成见，取过激之攻击态度。” 1912年10月10日，与袁世凯会晤后，黄兴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演讲时还讲述了自己在京时的感受：“觉有一绝大希望及一绝大乐观之事，为袁总统之苦心谋国是也。报纸有以拿破仑诋之者，殊为失当，且亦绝无之事。袁之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真确。忠心谋国，反不见谅于人，此最足以灰办事者之心。然而袁总统未曾因人言而遂有所踌躇也，其度量宽宏有如此。”黄兴此说如果不排除他切实受了蛊惑这一条，应该很难再找出其他的缘由了。
孙中山在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推荐袁世凯的咨文中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在进京后当面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后曾评价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孙中山也曾表示过：“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他还曾给黄兴打电报，催促其来京，并为袁世凯杀张振武作解释。在接受黄远生采访评价袁世凯时，他说：“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还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作为政治劲敌的孙中山，此说应该是在一番打量、审视、权衡后的真实心理，而且应该没有做表面文章的可能。或者说，孙中山的评价应该比较真实地接近了袁世凯这个人物的特征。
再来看看外国人的评价。
曾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挪威人曼德1898年在提供给日、英等国外交官、记者的一份报告中预言：15年后袁世凯将成为中国第一任总统，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名”。这个与袁世凯近距离打交道的外国人，当年即有那样精准的预测，如果不是一时侥幸言中，那就是袁世凯的确给人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感觉。
1908年《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在《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说：“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
武昌首义后，面对南北政治势力角逐时，《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中有外国人士评价说：“将来中国之真主人”，此为“吾外人之大幸也”，“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惟袁一人而已。”旁观者没有党派恩怨，也无政治厉害，在孙文、袁世凯二人的选择间，显然袁世凯应该胜出。
二次革命刚结束，《纽约时报》就在社论中先后说：“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其结果，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强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为幸的事。”“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他被指控采用专横的高压手段，但是，国家已经陷入极不安定的状态，而中国人尚不具备充分自治的条件……他的做法可能是比较明智和安全的……在此情况下，袁世凯的胜利，似乎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可见，在旁观者那里，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行动，在现实操作的常情上也获得了赞同。
当时著名的独立记者黄远生曾转述了日本政要的看法：“中国今日，还有比袁世凯再伟大的人物么？除去袁世凯还有人能行者乎。”作为近邻的日本政要，此番话应该不是信口而出的。
综上，中外人士的这些评判，即使去除部分过誉之词以及道德评价，应该也足可以证明袁世凯无论是在朝鲜时与日本政府周旋、小站操练新军，还是任职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内阁总理大臣，直至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还是任职内大力发展工业、商业、教育、军事和立宪改革，一路堪称光彩照人、辉煌业绩，足以具备领袖的能力、风范和气质。或者在最低限度说，袁世凯本人与泼脏水式的评判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二
在传统和主流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成功的光环一直罩在同盟会的头上，甚至连武昌首义的革命元勋黎元洪也被打扮成“床下都督”，汤化龙、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以各省咨议局为代表的立宪派连同路人的身份都不具备了，更遑论身为晚清大员、复辟帝制的袁世凯。
袁世凯于创建共和体制的贡献不但长期被遮掩，而且还存在着诸如“不忠”、“逼宫”和 “狡诈”、“阴险”等恶名。更富有意味的是，这两种来自不同营垒的、原本相互冲突的评价竟然都被后来者一并认同和接受着。
“不忠”、“逼宫”一说，自然是指袁世凯携冯国璋等向隆裕太后和皇亲国戚索巨额“爱国捐”，结果堵住了主战派的嘴；以退位享优待为名游说和贿赂奕劻、那桐及隆裕太后的亲信太监张兰德；怂恿各口岸洋商向本国政府表达清帝退位请求；以辞职迫使朱尔典等多国公使公开声言赞成清室退位；授意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通电立定共和政体，冯国璋提请辞職禁卫军，声言不再负责京师治安之责……终致隆裕太后含泪颁布宣统皇帝辞位懿旨。
站在大清皇族的立场上，尤其是后来的宗社党，袁世凯此举堪称不忠不义，绝对是贰臣逆子。但是如果换一个立场，那么，袁世凯能够在南方革命党军力软弱之际，凭借政治智慧，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将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为现代中国人争得了人格，难道还应该为此遭受诟病？难不成只有发动群众血洗皇宫、诛其九族才算革命彻底性？
“狡诈”、“阴险”一说，自然说的是袁世凯兵临武昌城下，一面号令冯国璋迅速拿下汉口、汉阳，造成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一面密信黎元洪试探议和，并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商议和谈三条件：立即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一面向清廷夸大革命军的军力强盛、军饷不足，给隆裕太后等统治者施加压力，迫使其下诏退位。整个过程，如果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此纵横捭阖确实令人心存狡诈、阴险之感，但是对于历史转型期来说，再以那种衡量普通人的道德词汇来评价历史关键人物，实在是量小非君子了。
至于流传更广的“窃国大盗”之说，则更是充满疑惑。
将“窃国大盗”这一罪名安在袁世凯头上的应该是清廷遗老，尤其是宗社党人，因为他们认为袁世凯身为大清朝廷的命官，拿着大清的俸禄，却暗地里勾结革命党，与大清不是一条心。或者对于宗社党人来说，相比于黎元洪、黄兴、孙中山等造反者，策反、觊觎大清天下和包藏祸心的袁世凯，更令他们痛恨，于是“窃国大盗”在大清的遗老遗少们那里流传开来。
站在大清的立场上看，袁世凯的“窃国大盗”这顶帽子还真合适，因为若不是他的釜底抽薪，不管是辛亥革命成功，还是大清成功戡乱，恐怕都要以血流成河为代价，然而他却实现了和平让渡政权的光荣革命，其行为本身又怎能说“窃”呢。
至于李泽厚1990年代所言的“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之后就是不断革命，包括大革命、1949年的革命。这种论调不但与事实相背离——如陈小雅在《孙中山先生自美经欧返国》中所质疑的那样：“辛亥革命甚至没有发生一件类似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或起义者攻占冬宫的象征性事件，战争只是在局部进行，并且规模也很小”，堪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例子。
站在同盟会、国民党的角度看，“大盗窃国”说也并不合适。持这种说法者，自然是因为孙中山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反而为袁世凯所取代。或者按照正统学者李锦全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中的“教科书式”的阐释便是“大野心家袁世凯趁清帝退位之机篡压了国家权力”，“迫孙中山让位当了总统”。其实这种观点的背后存在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孙中山是共和宪政的法理正当性的代表，然而事实表明这只能是同盟会和国民党人的一厢情愿。
袁世凯是否真的强抢了总统职位呢？
排除固化的知识灌输和思维方式，不得不承认，以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的实力，是不足以完成共和革命的，所以1911年12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即通过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刻拍电报给袁世凯解释说：“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现在清帝尚未退位，“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后又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如果按照当年南北议和的契约，正如范福潮所指出的那样：“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如果再对比政治威望、军事力量、行政能力、国际认同度等其他硬件条件，孙中山更是不敌袁世凯了，所以南北和谈成功、共和确立，首功应该归于袁世凯。这一点，当年在孙中山身边的日本人山田纯三郎曾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自己也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错的。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掌控意識形态话语，无论是宣传上还是历史书写上，“窃国说”开始广泛流布，并深入人心。而大陆盛传“窃国”说经久不息，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可谓功不可没。
如果“窃国说”指向的是背叛民国走向复辟帝制，如黄毅在1916年以《袁氏盗国记》为名著述，这其中也有值得说的话题。
在通常的理解里和话语表达中，只要一提复辟、帝制，人们的头脑中闪过的就是皇帝、太子、大臣、嫔妃、太监、叩头、山呼万岁等印象，再延伸一点就是皇权专制、家天下和改朝换代等传统观念，这些都与以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相背离，于是也就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之。
不过，学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袁世凯尽管选择了复辟帝制，但洪宪帝国与满清帝国、朱明帝国、蒙元帝国以及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王朝，仅在形式上雷同——以皇帝为最高权力代表，而实质上却不同。因为袁世凯复辟采取的国体是君主制，但政体却是立宪制，亦即仿效英、日、德的君主立宪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正因为如此，所以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中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梁启超当年在《立宪法议》《新大陆游记》中有论：现代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3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他还认为，3种政体中君主专制权偏于上，一旦失误容易导致人民革命；君主立宪权偏于下，民选总统容易导致激烈竞争；君主立宪权力得其平，君主承袭定规有权威，但发号施令必须经议院协赞从而杜绝专制的可能，因此“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
或者退一步说，袁世凯即便开了历史倒车，也是从民主共和转到君主立宪，却没有倒退回传统中国“家天下”的皇权专制。如果非要说“窃国”，学者李新宇在《帝国黄昏 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与悲怆》中说得好：“袁世凯‘窃的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
关于袁世凯的评价，是后来人偏听偏信，这一点民初时的宣传画就已经做了最好的注脚：无论是“挺袁”的“共和三杰”（民初宣传画：位居中间且高出者是袁世凯，两边是孙文、黎元洪，略低一些），还是“挺孙”的“中华民国共和四杰”（民初宣传画：位居中间且高出者是孙中山，下面是黄兴，两边是袁世凯、黎元洪，略低一些），袁世凯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共和元勋。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中言之凿凿地说：“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无论袁世凯在清末民初如何具有实力和统摄力，无论他与共和功成有多大的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个从小小幕僚起家，在学识和素养等方面虽然略通宪政常识，但远不具备现代政治家的素质，尤其是在问题多多的共和宪政的初期实践中，传统的家长制作风彰显无遗。为此严复评价说，袁世凯“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著名报人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说其“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当面向袁世凯解释何谓共和国的顾维钧事后评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也相对客观地评价说：“虽然袁世凯是野心勃勃，也热望按其意念组织中国的政体；其为人亦非狭隘自负和习惯于接受阿谀谄媚……作为总统，袁氏的种种过分行为，并非由于袁氏的自我夸大引起的，而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造成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一时期的中国，能有几个真正具有实力又了解和掌握民主的操作规则的人呢？不必说那些与袁世凯一样脱胎于大清帝国的王侯将相，就是为出洋考察的代笔操刀的梁启超、杨度，或常年在海外革命不已的孙中山、黄兴等，都不过是些“江湖郎中”，于现代的民主宪政一知半解而已。正是在这样真正的一种特别国情下，对袁世凯这个脱胎于新旧传统、新旧文化交接的政治家，要求太高是不切实际的。
三
再来说一下“善后大借款”和“二十一条”。
中华民国刚刚成立，财政空虚，各项事业举步维艰，为了渡过难关，袁世凯没有直接向民众大肆征税敛财，而选择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
虽然这些借款都是师出有名、用钱心切，而且可解民国政府燃眉之急，但是因为出现未经国会认可而直接决断的程序问题，政府不得不向议会作出解释，希求得到议会的承认和追认，并以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为代价。
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决策缓慢、程序繁琐让习惯于大权独揽、追求高效率的袁世凯很不适应。再加之，袁世凯的革新思想底色原本是君主立宪制，对共和制原本并不认可——他之接受共和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因此，即便是在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后，他也常对身边人戏说“共和办得怎么样”，对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内阁副署的约法不以为然，终至迫使首任内阁唐绍仪去职。及至后来的内阁接连另起炉灶，如走马灯般，也就逐渐丧失了政府公信力。对此，陶菊隐在《政海轶闻》中曾有过感言：“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这样就造成了袁世凯与共和之间的内在紧张，终于在后来的内忧外患中，情急之下选择了复辟——君宪救国的歧途。
袁世凯最为人诟病的当属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新约，即国人所熟知和不齿的“二十一条”。
有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问题，随着近年来思想解放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真相已渐渐浮出历史的海平面。
关于“二十一条”，不用多说，实在是日本政府倚仗国势强大，置民国政府以可欺之地，私下里、单方面提出的排斥他国并有损于中国政府利益和民族感情的霸王条款。在这一点上，当年日本政府在道义、品德以及遵守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劣迹可见一斑。
针对日本政府的趁人之危和咄咄逼人，袁世凯心中极为愤恨，但是民国草创，贫弱至极，完全拒绝日本的要求，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在一番酝酿和斟酌后，袁世凯定下总原则：对于日本所提条件，只要不与其他各国约章相抵触，而且不侵害中国之主权与独立的，可尽量承认，否则就要全部拒绝，例如“第五号”尤为不可谈。
在此原则下，袁世凯邀约总统府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人古德诺以及各部高官共同研究制定了具体对策。
对内政策：一、撤换缺乏经验的外交总长孙宝琦，代之以经验老道的陆徵祥，同时辅以曾留日的次长曹汝霖进行对日谈判，并采取外交“蘑菇”策略，终延3个月有余；二、命总统府顾问有贺长雄等回日本打探详情，得悉元老派对政府措施不满，并了解到日本政府此举的底线。有贺长雄还运动元老派干涉政府，迫使政府妥协；三、命陆军总长段祺瑞调动军队，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以示威慑和不惜一战的决心；四、鼓动民众，掀起抵制日货、召开国民大会等民间抵抗运动，以做政府后援。
对外方面：袁世凯命外交部参事顾维钧私下乔装拜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寻求帮助，私下授意政治顾问莫里循在境外将信息逐渐披露出去，以换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随后《曼哲斯德卫报》《支加哥讲坛报》《泰晤士报》相继披露了“二十一条”的全文或简讯，令世界哗然。美国国务卿布莱恩照会日本驻美大使，声言日本此举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并表示“反对日本有关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美国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并提出，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违反此前的规定，有碍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将一概不予承认。英国也在谈判焦灼时警告日本政府“如诉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日本政府迫于压力，给各国政府提交了一个修订过的文本，并且声称“第五号”仅仅是“建议或提议”。
正是因为这样韧性的阻击和博弈，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让步妥协，以至于在25次正式谈判和20次非正式谈判中多次修订草案。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情急之下的日本政府于5月7日下了最后通牒，言明“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在此情形下，民国政府不得不对日本政府的“修正案”“即行应诺”，并宣布“冀中日所有悬案，就此解决”。同时，外交部于5月13日向各国宣布了中日交涉始末的白皮书，“以明最后通牒之接受，系迫于不得已。”
尽管经过一番努力，“二十一条”已经不复完整，但是对于一贯具有民族主义心理的袁世凯来说，仍不啻为奇耻大辱。5月14日，袁世凯发出密谕：“……疾首痛心，惭愤交集……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其痛楚心情实在令人心生感动。
心平气和地说，袁世凯面对“二十一条”所做的努力和所收取的成效，在那样一个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下，已经尽了一个共和国最高领导者的职责，虽不能说给予嘉奖，但也应该无可厚非了。尤其是，虽然签订了中日新约，但是袁世凯拿出晚清官场政治惯用的不遵守契约精神的套路，在可能的条件下，或者拒不履行条约，或者授权地方百般阻挠，致使新约很多条款不能兑现。有久居东北的日本人就曾当面向曾叔度抱怨说：“我等被囚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各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至于流行说法：袁世凯蓄意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支持他复辟帝制。或者如李新、李宗一在《中华民國史》中说“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其卖国行径”，实在是蓄意栽赃，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纯属无稽之谈，用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高级黑”。对于此，芮恩施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说道：“反对袁的人指责说，提‘二十一条要求这个主意，最初是袁提出来的，以便他可以换取日本对他日后政策和野心的支持。然而就我所知道的自始至终的整个谈判情况来说，我必须认为，这种指责是非常荒诞的。”
在1915年的历史中国，有很多人一如往常一样，民心沸腾，反日情绪高涨，甚至留学海外的热血青年也主张对日开战，对于这等“竞言武事”的“辁才小慧之徒”，鲁迅早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中就形象地描绘为：“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此时，胡适头脑清醒，写信劝大家稍安勿躁。黄兴等也从大局着想主张暂停反袁，一致对外。或者不妨温故一下当年陈布雷当年起草的《中央告全国学生书》：“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其中道理无需多说。
四
大概最影响历史客观评判袁世凯的就是复辟事件了，这个更需要大说特说了。
考察历史可知，袁世凯复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君宪救国——虽备受世人攻击，但是他之所以选择走这条道路，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从内因方面来说，袁世凯在褪旧迎新的晚清大变局中，早已形成并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南北和谈中因为妥协才勉强接受共和制，一旦现实许可，很自然就要重拾自己的政治主张；袁世凯几十年政治实践和官场经验历练下的自身能力的自信，使其具备了走君宪救国的道义资源；袁世凯毕竟出身于旧官僚，不可避免地迷信中央威权有助于整合和统领社会，并且“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力”；尽管能够接受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但并未真正确立起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尤其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摆脱不掉一些宿命论。
当然，促使袁世凯复辟走君宪救国还有很多重要的外在因素。
如果追根溯源来说，袁世凯选择君宪救国的起因首先应该归罪于南方革命派，因为在南北和谈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虽然按照契约让出了临时总统位置，但却在权力交接前因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地临时炮制了《临时约法》，将原来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第三共和国式的内阁制，目的是为了架空和挟制总统，并直接导致了袁世凯在应该充分行使权力时，却处处掣肘。
关于这一点，已在政局边缘的康有为当年就看得很明白。他在《共和评议》中写道：“吾国责任内阁之制，取之于法，令总统垂供画诺，此为约法之意，盖以制袁世凯也。”如此恶劣环境，让袁世凯很难上位，并迫使他上任后首先就要修改宪法，不然无法以强权推动起步阶段的共和政治。但是修改临时约法，一方面要触动国民党阵营的利益而遭受抵制，另一方面也会因此在法理上导致不具有正当性，从而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一个伏笔。
由皇权专制转向民主共和，这种社会大转型对于古老的帝国来说，无法承受之重，于是很多问题涌现出来本就不足为怪。但是新生的共和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是考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智慧了。
民初的确遇到了后来史家们所说的外患内忧。所谓外患包括外蒙古、西藏等地区纷纷要求独立，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及其衍生的东北区域问题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反袁实力派等；所谓内忧包括财政极度窘迫、议会政治复杂难办、官场派系相互倾轧、削藩后各省督军与巡按史之间争权夺利、白朗起义、宗社党叛乱、二次革命等。为此，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总结说：“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西式政党，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
面对民初这样一种乱世局面，“民国不如大清”、“今不如昔”的说法开始蔓延。杜亚泉在《現代文明之弱点》中不无忧虑地说：“今之谈时事者，辄咨嗟太息曰：民国成立，倏已岁余，而内治之纷乱如是，财政之竭蹶如是，外交之危迫如是，长此终古，吾国将不足以自存。”面对这种境况，杜亚泉等主张要加强中央集权。
事实上，不仅杜亚泉，包括清皇室、旧派官僚和学界人士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形态。在这一问题上，民主共和的民国却不如皇权专制的大清成为一些人的共识，所以，即使他们并不赞成复辟，但却坚决主张国家统一和强大，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帝制运动营造舆论的作用。
这时虽位居边缘却不甘寂寞的康有为，仍坚持积极奔走游说，宣传其一直以来主张的君主立宪说，并接连发表《大借债驳议》《理财救国论》《废省论》《中华救国论》《中国从何方救危论》《拟中国民国国会代议院议员选举法案》《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救亡论》《中国还魂论》和《大同书》等，倡导尊孔复辟，在《中国还魂论》中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新法令尽火之，而复其旧。”同时，康有为等还抬出“特殊国情论”，声称中国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后更加混乱，外敌如日本等也在觊觎中国，所以，共和虽好但不适用于中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君宪救国的道路。
当然，必须要明确的是，康有为期待的君主指向的是大清皇族，而非袁世凯这个“乱臣贼子”。
原本就信奉君主立宪之说的谋国者杨度，这时节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在他的积极运筹下成立了“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的筹安会。他们发布宣言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渭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客观地说，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筹安六君子”并非那种市井小人、唯利是图者，也并非要恶意煽动袁世凯更改国体实行帝制。作为昔日的君主立宪制信奉者、老同盟会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积极奔走，实在是思想和观念主导行动的结果，只可惜这些“不识时务之书生”，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尽管他们还不自知。
杨度的另一举措是1915年3月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他在文中这样阐释说：“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识……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曰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
应该说，杨度所说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的问题，并提供了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说法已经时过境迁了。此睦此刻，急于“寻医找药”的袁世凯读到这篇文章后大为赞赏，提笔写下“旷代逸才”，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影响袁世凯选择君宪救国决策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大公子袁克定。
深受德皇威廉二世影响的袁克定，虽不排除个人想做太子接班的私欲，但也确实受君主立宪思想的驱使，为此，他积极奔走，十分用心用力。为了促成君宪救国的运动，他不惜骗取袁世凯的信任，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导演了一幕幕“欺父误国”的大戏。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袁克定专门为袁世凯一个人编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上面接连刊载的都是各国人士倡导复辟的文章，终令袁世凯深陷谜团，利令智昏，走上不归路。但是，正如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中所评述：“在诋毁袁世凯的人看来。其子嗣的个人野心，是袁氏这场复辟帝制的关键；袁氏子嗣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而中国历史长时期的帝制传统，才使袁世凯决定利用这个传统；其间到底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这已是无法估量的了。”
影响袁世凯选择君宪救国道路还有几个来自海外的关键人物。
自小站练兵期间起，袁世凯就一直很仰慕叱咤风云的德皇威廉二世。而德皇威廉二世在1913年接见中国驻德公使梁敦彦时就曾表示过，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袁克定在德国养伤期间，威廉二世继续诚恳劝告，并亲笔给袁世凯写信历陈君主制的优越性。作为反馈的是，袁世凯在执行新约法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时，就常常对行政官员们说，要以德国为榜样。特别是袁世凯在帝制发动之初，欧战正酣，德国所向披靡，这无形中也给急于强国的袁世凯以榜样和信心。直至君宪运动发动后，德、奥两国为争取袁世凯倾向同盟国，暗中曾表示愿意给予承认帝制，威廉二世还答应在财政、器械方面给予大力援助。
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时任民国宪法顾问的古德诺博士对袁世凯改变国体的影响堪称巨大。
据亲自查看了美国国务院档案古氏写给袁世凯的条陈原件的唐德刚说，《共和与君主论》原本主要阐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要好；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选举为佳。也就是说，古德诺并没有公开言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只能说言外之意表达了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意思而已。
但是《亚细亚日报》翻译并刊载的文中却是这样一个版本：大多数中国人“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辛亥革命由专制而一跃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所以“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显然，这样一番蓄意的翻译和阐述就是帝制言论的典型代表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就公开宣称君宪运动“是根据美国顾问的意见进行的”。芮恩施为此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也不能原谅地说：“一个美国专家竟然表示这种意见，这个事实已被人们用来作为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而袁世凯不识外语，只能看翻译过来的中文，上当受骗更在所难免了。
而对于古德诺的“被帝制派所栽赃”，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中非常同情地评价说：“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一个中国的政治运动，莫名其妙地葬送了一位美国政治学学者。
再有就是，曾被袁世凯视为“一个朋友和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南北和谈时就曾对代表袁世凯的袁克定表示：“在外国人中普遍的看法大體是，该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在于保留一个作为象征性国家首脑的满清朝廷，并伴之以相应的宪法修改，像过去清廷曾经允诺的那样。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试验， 而且似乎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后来又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一个有限君主制是唯一能够确保国家完整的政体。”（见《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
另据一个油印本的《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上载，在民国的国体讨论时，朱尔典曾诚恳地劝袁世凯顺应时势：“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但矛盾的是，朱尔典曾于10月28日携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俄国公使库朋齐斯联合访问外交部，“友好的劝告”停止君宪运动是上策。后又于12月12日与日、俄、法、意等国公使再至外交部，声明五国政府对帝制运动保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
还有一些史家认为，袁世凯选择变更国体走君宪道路是受了日本人的蛊惑。
例如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转引《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材料说，有贺长雄从日本带回大隈重新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回电报说：大隈首相“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据此，李新等在《中华民国史》中断言说：“这个电报无异为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
林明德在《日本与洪宪帝制》中提出，日本表示支持帝制是一种阴谋，因为日本政府早就暗地支持反袁活动；陆军方面且以为中国必以帝制致大乱，日本可于帝制将成时声明干涉。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都曾怂恿袁称帝，并以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在1915年9月初对报界的讲话为例，谓中国“未达到可由共和制以申展国运之程度……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并说袁世凯因此很受鼓舞。
张玉法在其皇皇巨著《中华民国史稿》中不但征引了林明德的观点，还据此判断说：“种种资料显示，日本一面援助各种反袁活动，俾从反袁势力方面获取利权；一面在袁的帝制运动势成骑虎之际设法阻止，使袁在混乱中为挽救危局许给日本更多利权。”“日本决议干涉帝制运动，系在帝制运动箭在弦上之时。”也即10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干涉袁世凯君宪运动。
但是，根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五十七章“帝制之干涉”中所记的往来电报（含密电）、质询、劝告、声明、危言恐吓等言论、行径来看，无法得出日本政要曾怂恿、支持袁世凯从事君主立宪制活动的结论。至于大隈重信在9月初对新闻界的讲话，一方面其本人曾在日本下议院质问时否认过，这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行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纯粹是他个人的想法，或者他并不知晓袁世凯真正要搞君宪活动，而待得到具体信息后，他马上凭借政治敏感予以否认了。
总之，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袁世凯采纳参政院的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采取公投国体的办法，结果各省1993名代表，以全票的形式投票赞成君主立宪。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宣布更改国体。
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蔡锷联合北洋政府11个都督通电反对更改国体，并在西南起兵掀起护国运动；北洋三杰“龙、虎、狗”王世珍、冯国璋、段祺瑞纷纷拆台；欧美各国驻华使节也都表示（除美国和德国外）拒绝承认帝制；特别是他的心腹陈宦、靳云鹏、汤芗铭等关键时刻倒戈拆台。一时间，袁世凯陷入众叛亲离。
83天后的1916年3月23日，意识到犯错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制，并于1916年6月6日在愧悔之中辞世。
一个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是，袁世凯卒年是58岁，果然不过袁家上辈58岁的宿命线。
关于袁世凯复辟一事，徐世昌就曾困惑地表示道：“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曾直接起兵反对袁世凯的梁启超后来承认，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做立宪皇帝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时间不对，如在“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人足；整军经武，卧薪尝胆，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非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说：“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尽管官方与学界，都不愿意客观面对民初政事和宽容袁世凯，并习惯将袁世凯打扮成一个负面甚至小丑的形象，但是作为客观、严格的历史审视者和叙述者，应该给予民初和袁世凯以客观评说：尽管袁世凯在共和运筹、复辟等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毕竟在创建共和、推行宪政的过程中，其功莫大焉是有史为证的。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评论家，出版有专著《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茅盾先生晚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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