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10日凌晨，寒风瑟瑟。蚌埠市看守所数十名“已决犯”（即已宣判后的犯人）被一一点名到大门旁的院内集中，我也是其中一员。被长期监禁的人都极为敏感，当即便预测到即将要押解远行了。果然，当带队干部宣布“注意事项”后，便开始发放大饼作为路上干粮，有的人發给2个，有的人发给5个。据传闻发给2个者去合肥第二轮窑厂（简称“二轮窑”），发给5个者则远去白湖农场。我领到2个饼，当在去省城之列，为此，我暗自庆幸。
当年合蚌公路上车少人稀，我乘坐的大客车飞也似地抵达合肥地界，穿过市中心，经南七里站，继续南行，一路颠簸，终于停在诸多高耸的烟囱下，不用问，这肯定就是“二轮窑”了。此时我才知道，这里除了烧制砖瓦外，还有几座大型金工车间，对外名称是“合肥柴油机厂”。我意外地分配到金工车间（即“金工一队”），我再次为自己庆幸。
更为幸运的是，我的具体工作是操作滚齿机，专制各种型号的齿轮，按固定公式计算，对好刀具，它便自动切屑，自动停机，操作者只须照看一下即可。工作非常惬意，且工作环境清爽，窗明几净。面对此情此景，我暗中自嘲：未料我想拥有一份舒适工作的凡人夙愿，竟然在狱中得以实现！
我的师傅是一位40岁左右的程姓犯人，他是因性侵男性入狱的。我从内心很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但当我得知当初干部之所以将我分配与程共事，是认为我属政治犯，不可能与程某有共同语言，不会出问题。干部这样考虑似乎有一定道理，也可视为对我这个政治犯品德的认可，为此得到这份舒适而有技术的工作，何乐而不为？所幸这位程师傅似乎已经洗心革面，同时他也知道我的案由，与我谈话客气，举止极有分寸，两年师徒，相安无事。他原在皖南某地从事机械操作，技艺精湛，而我根本就未见过什么滚齿机。他教我从头学起，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授于我，使我很快掌握了要领，并可单独操作了。
程师傅刑期不长，不久便刑满回家了。我凭借熟练的滚齿技术，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劳动，直至平反。想我这文弱身躯，能在这“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淮北俚语）的位置上轻松服役，实为不幸中之大幸，据此，也才可能有闲暇和精力记下这篇文字。
特殊“逃犯”
只有铤而走险，越狱逃跑者，恐怕不会有监外人“逃”入监内的奇事吧？我在“二轮窑”，还真的碰到这么个蹊跷事。
那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监内十分安静。突然，许多干部匆匆进入监区（监区与生产、办公区仅一墙之隔），干部单独进入监区为常态，而如此大规模地到来则极不寻常了——肯定发生了大事，不然气氛不会如此紧张！
事后方知，原来砖瓦队某个犯人失踪了！几年来，这里越狱事件也曾有几起。但一般都是低调处理，这次之所以如此动作，原因在于该人是从出监队逃走的！所谓出监队，就是把即将满期（一般只差月余）的犯人集中，单独成立一个队，住到监外，让他们在这最后几十天的刑期中，享受自由，放松情绪，使其适应今后的社会生活。在那个年代，这不失是一个难得的、人性化的政策，对即将刑满的犯人而言，这无疑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该人自由就在眼前，为何要做逃跑蠢事？令人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干部当即派人四处追捕，均无踪影。
第二天，逃犯终于落网。令人诧异的是，他哪儿也未去，就躲在监狱大院的下水涵洞里。这简直不可思议！干部询问他为何藏身此地，他更是语出惊人——“我就不出去，我就要在劳改队！”狱中人谁不渴望自由，谁不想与亲人早日团聚？而眼前这个怪人，给他自由他不要，却自愿“终身监禁”！包括干部在内，围观者无不对此人精神状况产生怀疑。
然而，该人一切正常。待他冷静下来，一位干部心平气和地问他究竟为什么不愿回家，他只回答十个字：“农村生活苦，这里生活好”，干部闻之，顿时语塞。
那年头农村生活状况尽人皆知，心照不宣，但对于“这里（劳改队）生活好”的说法，局外人确实难以信服，甚至会有“污蔑大好形势”之嫌。但事实胜于雄辩，监房门旁那些倒满剩菜剩饭的泔水桶，便是对这一质疑最为形象的回答。我当年的粮食定量是36斤，砖瓦队达40余斤，这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当囚粮高于口粮，当自由与温饱不可兼得时，遵循民以食为天之古训，自由反而是次要的了。而在场干部之所以无言以对，既是对这句大实话的默认，也是对这位口出狂言者的宽容，再说该人并未逃跑，权当“误会”，批评一番，不予追究。
不过，那时的安置政策原则上是“哪里来哪里去”，对农村人口尤其严格，这位有趣的狱友尽管经过这番闹腾，最终还是未能实现他的“留厂梦”。
戏外闹剧
早在1970年代，二轮窑劳改队便有排演春节文艺晚会的惯例，每当年终将至，厂方便从各个中队抽调深谙文艺的犯人，全脱产编排节目。这里文艺人才甚多，其中有某黄梅剧团导演王某，某文化馆编剧贾某；既有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也有合肥得过奖的笛子演奏员刘某及安庆某剧团首席二胡余某……而总负责则是一位张姓干部，据说他原在国家级的某文艺团体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屈居于此。这位张干事待人和善，某个除夕夜，在正式演出前的小会上，他深情地说：“你们大家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大年夜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以个人名义向大家表示问候……”一席话说得众人为之动容。张干事毕竟是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尽管当年能演的节目甚少，但他想方设法，将一些老生常谈的节目加以改编，将革命歌曲由不同乐器变奏，使之成为旋律柔和的轻音乐，另有自编的快板、相声、二胡、笛子独奏、折子戏……一台春晚搞得精彩纷呈，博得大家的掌声雷动，以至周边群众都知道二轮窑节目好看，每年春晚，干部、工人家属都前来观看，座无虚席。
然而，演出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某年春晚，有一个节目叫《满怀豪情回海港》，即现代京剧《海港》唱段，由一位老年犯人上台清唱，此人大约是老京剧票友，唱腔洪亮，咬词清楚，且原汁原味，博得满堂彩，一再谢幕，却欲罢不能！正当大家兴高采烈之际，突然台下传来一声吼叫——“不准唱！滚下去！”，演唱戛然而止，全场哗然。可怜这位票友大惊失色，慌忙下台。
这声吼叫源自一位五大三粗的高姓干部，此刻正在台下振振有词的演说，我也只隐约听到其演说中有什么“丑化样板戏”之类的内容。我很奇怪，所有春晚节目都是由张干事亲自指导，上级审批的，纵然节目中有政治问题，彩排时为何不及时提出，偏要在正式演出中“现场批判”？而且是在大年夜，在干部、工人及其家属欢乐祥和之时，如此捣场，实在不近情理！遇此搅局，那年的春晚自然不欢而散。
夜半哭声
金工一队犯人张某，年逾花甲。该人有私塾功底，写得一笔好字，但这笔好字却经常以“小报告”的形式出现在管教干部的办公桌上，其内容无非都是些捕风捉影的琐事组成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则成为每周例会上干部（王指导员）训示的参考内容，但也仅是参考而已，不予追究。张某却为此而飘飘然。鉴于年迈，张某的工作只是打扫监房周边卫生，一有闲空，他便笔耕不止，“小报告”常为干部采用。
某个隆冬深夜，安静的监房突然传来张某的哭声，原来他的棉鞋不见了！一双旧棉鞋丢失算了，何必如上悲痛？是的，这对普通公民而言确为小事一桩，但在物资奇缺的狱中，想要及时添置新鞋绝非易事，此类特殊情况是允许向家中求援的，但因张某犯罪性质极为恶劣（性侵多名幼童），家中早已与他断绝来往，万般无奈，张某只好穿着单薄的解放鞋熬过漫长的寒冬……
棉鞋失踪，不足立案，干部也只是“指空买空”一阵了事，也确实没有追查的必要。但众犯心中有数，此鞋绝非强盗，而是被扔。直至我平反出狱，此案一直未破，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作案者必是被张某“小报告”中伤者，此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而已。
当年我也曾为张某棉鞋被扔而幸灾乐祸，但今天想来，张某用“小报告”暗箭伤人固然可恶，但他毕竟是个六旬老人了，从人道着眼，“寒夜扔鞋”的恶作剧似乎有些过分了。
悲凉一见
接见是劳改队的专用语，即犯人与亲属相见。接见，也是每个囚犯所朝思暮想的良辰，因为在这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可与家人作近距离的团聚。当然，按监狱规定接见总会有“第三者”（干部）在场，不可能畅所欲言，对于相互间最为关心的真情实况，或欲言即止，或言不由衷，作戏而已。尽管如此，这短暂的相见仍是狱中人所最为珍惜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亲属与囚犯之间的“难言之隐”全凭心领神会，接见场面大体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某个严冬，雪花飘飘。我正在监房内看书。突然有人隔窗呼喊我的名字，敏感的囚徒们都很明白，这是我家有人来接见了！我立即冒雪跑了出去，见传达室里坐着我的姐夫和从四川重庆赶来的外甥女，我一见年近六旬的姐夫（我一直称之为大哥）身边放着拐杖，十分苍老，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不只是为他的高血压、心脏病而动容，更为他当年承受的政治压力而担忧——他是蚌埠某学校教师，民盟盟员，解放前就读于重庆警校，1957年被划为“中右”，这样的身份追赶到监狱探望我这个在押“现形反革命”，他要承受何等的压力，何等的风险，又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毅力！而我那外甥女，从小跟随重庆姑妈生活，与我有20年未见了，我激动不已，忙走上前去。未想到刚讲几句话，就听有人大喝一声：“取消接见！回去！”——原来是一位彪形大汉在吼，此人姓高，就是前述曾在春晚上喝令“不准唱，滚下去！”的那个人。也该我倒霉，偏偏碰到他临时值班，他之所以如此大怒，仅仅是因为我一时情绪冲动，忘了喊“报告”。其实类似情况在接见中时有发生，一般干部也多特宽容态度，批评几句，接见继续；而这位高某，既能“捣场”春晚，便不能奢求他会对我这个在押犯有缓和的余地。又考虑大哥的背景，绝不可将此事闹大，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强压怒火，未与之争辩，只对大哥平淡地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吧！”便转身走了。
我在监区大门前猛一回头，只见我那可敬的兄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女儿，一老一小，步履蹒跚，渐渐消失在风雪弥漫处……
从相见到再见，前后不到4分钟，可谓最短促的接见，但在我心中留下的伤痛却是久远的、终身的……
狱中之狱
“狱中狱”，顾名思义即监狱中的监狱，此狱极小，就设在监房之中，小监狱起因源自“小报告”。
“小报告”，即某些犯人暗中向干部呈交的奏本，反映犯人最新动向，供干部参考。这本来也属正常，但当“小报告”附有立功表現的私欲时，“小报告”便化为对人恶意中伤的暗箭。而王指导员对其内容真伪心知肚明，故只在周末例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一番，哪讲哪了。
后来，这位较为温和的王指导员突然调走了，继任者个性强硬，且突出政治。对于“小报告”尤其重视，篇篇过目，一时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一天，这位继任者突发惊人之举——宣布对4名犯人“隔离审查”。他命人腾空一个监房，将4名“嫌犯”集中在内，吃喝拉撒均由“犯人中的积极分子监理，据说即将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
此等“狱中狱”竟然出现在监狱内部，实属罕见，正如鸟笼外再罩一个鸟笼，对鸟而言，毫无意义，因为自由反正早就失去了。
时至“文革”尾声，春光初现，“狱中狱”日渐难以为继，骑虎难下，加之当年各地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柴油机供不应求，而生产柴油机主要部件的金工车间却抽调十几名熟练技工去办“狱中狱”，此事终于得到有关上级领导的过问，“狱中狱”随即撤销，不了了之。
上述那位奉调离任的王指导员，曾在一次中队会上当众说：“我们不是审判机关，我们只是执行单位，主要任务是教育你们安心改造，回归社会……”此话极为在理，而设置“狱中狱”显然超越了权限，至于犯人参与“办案”，更是荒唐之极。
贵人相助
陈先生，上海人，年逾半百，早年来到二轮窑，刑满多年，按当年政策，不准回沪，留厂就业。他在金工车间中的一个小仓库工作，吃住均在仓库内，距我操作的机床很近，经常见面，逐渐熟悉。我常到他那小仓库内做客谈心，十分投缘，遂成忘年交。
陈先生是留厂职工，或称就业人员，但无论怎样称呼，世俗之见仍是“前劳改”。在二轮窑，此类人员不少，其中上海人居多，他们多为单身，收入低微，至于住处，更为简陋，其中还有人住在窑厂南部的狗场。所谓狗场，即曾经喂养过警犬的地方，而今狼狗已迁走，狗舍经稍加改建，便供职工居住，但仍习惯沿用狗场旧名。仅此一点，毋庸赘言，当年留厂就业人员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可见一斑。尽管陈先生自身处境并不好，但毕竟还可常去合肥市内，有时也回沪探亲，他在精神上、生活上曾给我诸多关照。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社会上重要信息及时转告于我，在“四人帮”倒台不久，他便鼓励我写申诉，我那一封封写给市、省乃至中央的申诉书均由他亲手发出，促使我成为蚌埠市最早平反的案件之一，这是后话。
试想，我与陈先生非亲非故，而我本人还是个在押犯人，一无所有，他对我如此热忱相助图个什么？他以“前劳改”的身份为一个“现劳改”投递密件，风险之大，后果难料；再者，我俩相处时间并不太长，他有何理由信任我？我想，除去我俩有着共同语言及同病相怜的原因外，对“人之初、性本善”古训的恪守，才是最为贴切的答案。
当年电子监控尚未问世，肉眼监视当然不可能时时刻刻、面面俱到，这在客观上给了我与陈先生交往的便利条件，使我在大墙内获得这段可贵的忘年之交和患难情谊。
重见天日
1979年元旦，我收到一封由陈先生转来的信，信中告知蚌埠市有关部门对我们这起案件的复查工作已正式启动！陈先生的鸿雁传书起了作用！阅信后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即兴成诗一首：
喜聆君奏早春瑶，
拨动心弦涌淮涛。
一待“红杏出墙”日，
桑梓月下共良宵。
春节刚过，“埠市冤假错案复查办公室（下称“复查办”）一行三人，专程来合肥，当天便赶赴二轮窑对我提审核查。面对他们和蔼的面容，我感受到久违的同情与尊重，他们为浓重的乡音给我带来了淮河岸畔的春讯和问候，我从中预感到“红杏出墙”指日可待。
果然，1979年6月12日，我终于盼来了安徽省第二劳改支队（即二轮窑）字第199号“释放证明书”，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欣喜若狂、什么叫做悲喜交加……
我将所有财产分别赠与同室狱友，净身走出这七年屈居之地，在离开第二故乡合肥前2个小时，我专程赶到包河公园，在包公祠前久久伫立。我透过祠顶那高耸的飞檐，仰望无垠的碧空，不禁百感交集，几度动容。我想，我有幸在包公故里推翻冤案、重见天日，既是巧合，更是必然，因为法治社会正是护佑所有无辜者的“青天”。
[作者系蚌埠市化工系统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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