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比

　　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大学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

　　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 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尽管出身不同，我们在小学时关系却很好。成年以后，又都走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如今，都年过古稀，执手话当年，不胜唏嘘。回来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六十年来似转盘，少年同伴白发巅。

　　学府巍巍藏恩怨，书香幽幽隐悲欢。

　　卫兵暴虐残小民，红日余荫佑高官。

　　我辈些小幸存者，不堪回首和泪看。

　　这首诗里，“学府巍巍藏恩怨”，是说我们都生活在清华大学里，但这座高等学府里其实有着许多恩恩怨怨的故事。“书香幽幽隐悲欢”，是说陈书祥的名字与“书香”谐音。从农村出来到清华当锅炉工的爷爷为孙子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读书成才，改变门风。但在高等学府内外，书香幽幽，多少读书人的道路上隐藏着说不尽的欢乐与悲伤。“卫兵暴虐残小民”，其中的“卫兵”是指1966年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借口破“四旧”，抄家打杀，打死了陈书祥的父亲和许多无辜者。

　　陈书祥和他家族的故事，曾经在1990年代初，由历史学者王友琴做过调查。后来在学者侯宇燕的帮助下，陈书祥写出了回忆录《记住爷爷，记住清华》。这次，我和他交谈，了解到有关他家族的更多事情。我们都和清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父亲1934年入清华读书，至今80多年；他祖父则于1917年进清华当工人，已经100年了。百年风雨，有过多少平淡如水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引发了多少悲喜交集的情感。

　　这里，就以陈书祥一家的遭遇，来披露一些即将远去的历史片段，提供给年轻或已经不再年轻的读者来思考吧。

　　祖父陈仲芳：

　　希望孙辈成为“书香门第”

　　陈书祥的祖父陈仲芳，出生于1893年，家境极为贫寒。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再城营村。1952年全国行政区划调整时划为北京市，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再城营村。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打工地点大约在通州区马驹桥一带，或是大兴区青云店、安定一带，离家少则二三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只能在夏种、秋收、春節时回家探望。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贫困如洗，地还是没有一垄，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在摇煤中无意之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陈仲芳就只身一人前往清华学堂。这一年是1917年，当时他23岁，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踏实肯干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跟，不久还成为清华学堂的一名正式员工，工种是锅炉工，主要从事烧锅炉、抬煤、水暖安装维修等。

　　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陈仲芳一辈子辛辛苦苦，靠摇煤球、烧锅炉，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钱来，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把老家住了几辈子的两间半土坯房翻建成砖房，仍无能力给房顶铺上瓦，只能用白灰加青灰再加麻刀和在一起抹成灰顶房。

　　此外，他还购置了十几亩地和一辆有两个木轱辘的农用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大学被迫迁到云南的昆明，并与兄弟院校合办西南联大。陈仲芳离开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拒绝给日本人干活，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陈仲芳又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回清华大学工作，这一干又是9年。

　　1955年国家实行退休制度，陈仲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退休人员。至今陈书祥依然保留着由清华大学签发的退休证书。上面写着：“陈仲芳，系河北省（大兴）县人，现年六十一岁，为我校工程科技工，工作已达廿九年，因年老不宜继续工作，准其退休养老。特此证明。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九日”。

　　陈仲芳退休后，自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其实他患有高血压），又加之家中孙子、孙女多，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济压力太大，不肯闲下来。他自己又找到白石桥附近的中国气象局重操旧业，继续烧锅炉。但工作不到一年，就在1956年冬季的一天，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工作岗位上。虽然清华大学、国家气象局出面多方救治，生命保住了，但从此半身不遂。开始拄着拐棍还能遛遛，后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卧床休息。1959年阴历正月初三不幸去世，后安葬在原籍陈家墓地里。

　　陈仲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过年一定会在门柜上贴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真实地表达了他的美好愿望：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老实，好日子才能过长远。还时刻盼望着他的子孙，改变命运靠读书，只有脑子里有知识才能兴旺发达。1943年，他的大孙子出生，陈仲芳为孙子起名“书祥”，与“书香”谐音，就是希望孙辈不再像自己一样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通过读书改变家族命运。

　　孙子陈书祥：一入清华六十载

　　陈书祥，1943年6月出生，1951年7月被爷爷陈仲芳领进了清华园，同年9月1日就读于清华附小，1957年7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初中部，1960年7月又被保送上了扩建后的清华附中高中部。1963年7月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做过共青团、少先队辅导员，宿舍管理员等工作，任过年级组长、班主任，也曾担任过总务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中层领导职务。 1993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书，1996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10月退休之后又被学校返聘两年。若自1951年被爷爷领进清华园算起，在清华园里学习生活了60多年。

　　陈书祥并没有辜负爷爷的一片苦心，在初尝人生苦涩、生活艰辛的同时，爷爷“作有文化的人”的教诲时常在耳边响起，鞭策着他克服一切困难，刻苦地学习。路上也在背诵课文，拾柴的时候也不忘推算数学题，哄弟弟、妹妹时也要拿着一本书。开始他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比其他同学显得土气，连电灯、汽车都是第一次看见。但随着年纪的增加，他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三年级时，第一批戴上了红领巾，后又被选为少先队中队长。他不但表现好，而且学习也很好，大小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57年7月被批准不用参加升学考试，直接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部。

　　到了清华附中，他仍然是一个好学生。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作为班长，就像一个小班主任似的，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事务，如考勤、纪律、学习、课外活动，甚至家訪，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等。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陈书祥又被保送升入高中。由于是本校保送生，学校知根知底，让他担任了很多社团工作。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内容范围很广，班上的具体事务要管，学校面上的事也要协助老师做一些，有时还要利用周日或寒暑假对个别同学进行家访。

　　升入高中，学校非常清楚他家的经济情况，班主任老师秦永志提醒他应该申请奖学金，很快学校就批准他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并免交学费。1963年4月至6月，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念大学是盼望已久的理想，现在就要实现了，怎能不珍惜呢？念大学也就实现了爷爷的遗愿，“书香”真的进入陈家，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但是面对眼前家里的现状，他真的不敢再想什么升学的事儿了。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脑子里像翻江倒海一样，久久不能平静，最后还是责任担当占了上风，虽极不情愿，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

　　当时有三个单位抢着要他：一个是中央党校，一个是中国军事博物馆，第三个单位是清华大学，也就是清华附中。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清华附中，成为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第一人。选择留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争口气，爷爷退休后被迫搬出清华园，今天他的孙子又回来了；二是留校离家最近，便于照顾这个大家庭。

　　面对人生第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他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在清华附中一干就是40多年。

　　父亲陈彦荣：暴力下的冤魂

　　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生于1929年，13岁的时候，在别人的撮合下匆匆结婚，女方比他大4岁，第二年就生下了陈书祥，所以，父亲只比陈书祥大14岁。陈彦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52年全家迁到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1955年，陈仲芳在清华大学退休。这个时候，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时期那样了。在民国时期，陈仲芳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陈仲芳退休后，根据学校的政策，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陈仲芳为清华大学工作了29年，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到了1956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搬家那天，陈仲芳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了。他又指着陈书祥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租金特别贵，每月要12块钱，几乎占去了陈仲芳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并且陈彦荣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托人在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1966年，陈彦荣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绕弯子，不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只认死理。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是周六。陈书祥有些不舒服，在学校的医务室检查了一下身体，所以回家比较晚。等他离家不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街坊女邻居在向他挥手，示意他快跑。他隐约看到一群红卫兵围着他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感到家里有事情发生，扭头就往学校方向跑。进南门之后，他又围着清华左绕右绕，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晃悠了几个小时。他一直对家里的情况不放心，到了晚上9点多，又偷偷地回到家里，这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被红卫兵带走了，家中的弟弟、妹妹不知道父母亲被带去了哪里？

　　第二天上午，陈书祥的母亲回来了。她蓬头污面，脸上血迹斑班，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后背裸露着，背上伤痕累累，受到了严重惊吓。她同时带回来噩耗——你们的父亲昨天晚上被那些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她被放回来，是要筹集28块钱火葬费，红卫兵威胁她必须在当天下午之前把28块钱火葬费送过去。

　　陈书祥马上又回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借了28块钱，赶回家交给母亲。事实上，回到家的时候，红卫兵已经来过了，他们是专门来讨要火葬费的。母亲从邻居那里借了28块钱，交给了红卫兵，他们拿着钱就走了。

　　8月29日，陈书祥要去替父亲收尸。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了一个证明，中午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路骑到北大附中的门口，只见北大附中的大门紧闭，附近的街道死一般的寂静，几乎没有行人，门口有几个人在议论纷纷，说前天晚上这个学校打死了两个人，据说是一男一女，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陈书祥没敢进北大附中的门，又折返回来，后来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父亲陈彦荣的尸体、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并且，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陈书祥手上至今还保留着那张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具的证明材料。

　　据陈书祥的母亲回忆，那天下午来抄家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将陈书祥的父亲、母亲一块儿捆绑起来，在成府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把他们俩扔在大卡车上，先是拉到清华园中学，把人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用军用皮带和塑料绳编成的麻花绳狠狠地抽打。令人发指的是，到后来，他们干脆连军用皮带都不用了，直接用铁栅栏上的钢筋抽，打了一顿之后，这些红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开车把两个人拉到了北大附中。

　　陈书祥的母亲甚至连什么时候被拉走的都不知道，到了北大附中，仍然把他们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又是一顿毒打。因为陈书祥的母亲年龄较大，又是女性，被打得轻一些，而陈彦荣不服气，顶撞了红卫兵，被打得特别狠，直到被打死。

　　当时陈家有8口人，父亲一死，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家里只有陈书祥一个人参加工作，一个月只有37.5元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而且弟弟、妹妹都还小。清华附中核心组负责人事工作的韩志学老师几次三番地为陈书祥争取困难补助，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此据理力争。最后，清华大学补助了陈家每个月51.5元钱的困难补助，这笔补助金加上陈书祥的工资，8口人正好是人均11块钱多点，达到北京市当时最低人均生活标准，这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76年以后，给陈彦荣的最后结论，说是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而那些当初打死陈彥荣的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们，至今为止，都没有到陈家来过，更没有人向陈书祥全家表示过任何歉意。陈书祥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骨灰、遗体落在何处，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三代人的命运折射了

　　怎样的历史

　　从陈书祥的爷爷1917年到清华工作，到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他在1959年去世时，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惨死在同样是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手下；也不曾想到，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孙子陈书祥经历了那样的恐怖时代，走过了那样曲折的道路。

　　巍巍学府里，工人子弟的命运令人感叹；幽幽书香中，社会变迁时代里有着太多的希望和无奈。

　　我从1946年一岁时就跟随在清华大学当职员的父亲来到清华，直到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和清华大学里的教授、职员和工人的子弟多有交往。陈书祥，无疑是工人子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他不仅天资聪明，学习刻苦，而且十分懂事，要求上进。如果不是爷爷和父亲干着重体力劳动却拿着微薄工资，他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实现祖辈的梦想。如果不是父亲被红卫兵残忍的打死，8口人的家庭生活全要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他或许还有机会深造，展现自己的理想。在清华这座高等学府里，受到文化熏陶又有较好天资的工人子弟，本可得到培养，进入精英阶层。我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本是非常羡慕他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这个工人子弟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为何要闯入清华大学工人家庭抓人并打人致死呢？据说是听说陈书祥的爷爷积攒了数年的工资后在老家买了些土地，土改时在家里的奶奶被定为富农成分。街道派出所将这一信息透露给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于是到他家来搜查黄金。陈书祥的父亲不服，以工人的身份与他们争执，被残忍地毒打致死。

　　在陈彦荣被抓走的前两天，清华也发生了八二四事件，许多领导干部、教授和家属中的所谓老地主、老资本家，被打伤甚至打死。在这样的形势下，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连几代工人出身的陈书祥家也未能幸免。所以陈书祥说：“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还有人在故意不断地篡改、掩盖历史，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代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我常常想，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以及诚实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并有畅通的通道上升到更高的阶层。陈书祥的祖父，凭借自己的双手，干着烧锅炉的艰苦劳动，攒钱买了点土地，怎么就有罪了？土地被分了不说，为何又在十几年后把他的儿子打死？陈彦荣死后，因为是临时工，没有一个单位过问他的后事、抚恤他的家属，清华、北大和他工作的钢铁学院都不管不问，一家三代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坎坷的命运？

　　陈书祥和我，都是七旬老人了。作为幸存者，我和陈书祥一样，愿意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曾经有过那样荒唐而残酷的年代，曾经有过那样泯灭人性的施暴者，也曾经有过那样善良无助的弱者，或被草菅人命而死于沟壑，或受尽侮辱挣扎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愿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尽管这样含着眼泪的写作是极其痛苦的，但这是我们的权力和义务，没有人能够剥夺。

　　[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