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合肥张家四姐妹之四妹张充和集书法、昆曲、诗词等成就于一身，早年曾受胡适邀请主编《中央日报》副刊“贡献”，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抗战时期进入教育部参与整理国乐，抗战胜利后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49年随夫汉学家傅汉思赴美。张充和在美期间一直致力于昆曲和书法的推广和传播，曾在北美23所大学义务讲演昆曲，“为中国昆曲进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立下汗马功劳”。而她的书法艺术早已经自成一体，在海内外影响甚巨。2015年6月，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张充和的去世，一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称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传奇的远去。而追溯张充和的生平可以发现，她与三个姐姐的成长经历截然不同，她是属于合肥的，是真正从合肥走出去的一代大家。本文通过采访张家后人并解读张充和书信、日记，希望还原出张充和在合肥的生命时光。

　　张充和的命运

　　张充和与三个姐姐不同，她出生在上海而长于合肥，三个姐姐虽相继在合肥出生，但很快都离开了老家，随父母迁徙到了上海、苏州。而充和在上海出生后尚在襁褓就被叔祖母抱养回了合肥。从此，充和的一生中就充满着各种迁徙，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又去了世界各地，但她始终乡音不改。在海外，她常常以写作来回忆和怀念故乡合肥。

　　关于充和“逆迁徙”回老家合肥，在上海租住的大宅院里，长女元和见证了一些事情：

　　四妹充和是在图南里出世的，奶妈扬州人，姓高，未到断奶之期，她丈夫一定要她回去，常来吵闹不休，没奈何，大大（指张家四姐妹的母亲陆英）只好让高奶妈回去了。奶妈走后，还没有找到新奶妈时，四妹啼哭，大大不放心，亲自抱着她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哄她，不觉时时擦眼泪。当时我大大肚里还怀着大弟在。亲奶奶在对面楼上厢房见到这个情况，就差女工下楼接我大大到她房中说：“大少奶，我命苦，丈夫、女儿去世不说，连外孙也死了，你如果不嫌我命硬，就把小黑子（指充和）给我，好不好？”我大大拭去眼泪说：“二妈，人是‘生死有命的，二妈肯爱怜她，要她，是她的福气，我怎会嫌二妈命硬哩？”就这样一言为定，小四妹便是亲奶奶的孙女了。继而三房分家，亲奶奶决定回合肥城里张公馆老房子住，因此四妹也去了合肥，由钟干干（张家姐妹称奶妈、保姆为干干）带大。

　　充和的被收养看似偶然，但说到底，与张家的家风有关。张冀牖、陆英夫妇除了照顾母亲、婶婶，还负责照顾同族旁支的婶婶、婆婆，元和叙述的“亲奶奶”即张树声次子张华轸配偶、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女识修。

　　在淮军历史上，将领、望族之间联姻已成旧俗，所谓门当户对。李鸿章与张树声两家几代联姻，亲上加亲。

　　识修在她丈夫、丈夫的侧室、女儿、外孙相继去世后，皈依佛门成为一位居士，识修便是其法名，本名已无人记得，平日照常打理着家族留下来的家产。

　　充和出生后不久，陆英更忙碌了，除了要照顾五个寡妇婆婆外，还要照顾四个女儿，尤其是尚在哺乳期的充和，奶妈奶水不足，自己腹中又有了孩子……这一切，识修看在了眼里。

　　识修提出收养充和，把她带回老家合肥去。张冀牖、陆英深知识修的寂寞与无所寄托，因此就爽快地答应了。

　　当识修提出要找人为充和看看八字时，陆英说不必了，“命是她自己的，别人妨不到她”，随手找了个手链，系在了充和手腕上，目送她离去。

　　在充和七岁那年，她的母亲陆英在苏州去世了，当时生病初愈的充和身穿红花夹袴正在葡萄架下由医生把脉。一个佣人拿着电报跑进来，识修看完就哭了，识修把充和的红花夹袴翻过来给她穿上（里子是白色的），紧紧搂着充和哭着说：“乖乖，你从此要做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你要好好地听我话，你母亲是个好媳妇，以后，再也没有她了！”

　　至此，充和才明白，在祖母识修以外还有一个母亲，此前她总是以为自己是祖母所生。“我这才晓得我另外还有个母亲，但是在我晓得有母亲时，母亲已经死了，我看见祖母哭得那么厉害，我也跟着哭了，祖母又拍着我说：‘孩子，乖乖，不要哭，你不是说你是我生的吗？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你不要哭吧。祖母又叫佣人把我抱回床上去，说：‘这里有风，哭了不好，怕病才好又要被風吹坏的。

　　现在我已长得比祖母的手杖要长一尺多了。祖母墓上的草，我以为一定不会有毒虫的。假使现在要有人问我：‘你是谁生的？我还要说：‘祖母。不过，我明白了还有一个（人），也是生我的，叫做‘母亲，因为她们都爱我的。我看见每个小孩子的母亲或祖母总是爱他们的”。

　　幼年的充和在合肥时似乎总是体弱多病，此后她无论是回到苏州、到北平上学还是抗战时避难在后方，都有明显的“病史”。但是识修把充和带回合肥抚养，却无意中为充和的传统文化根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肥公馆时光

　　在张充和的自用印章中，有一个印文为“楚人”，在诗词中她也会自称“平梁人”。多多少少也透露出了合肥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合肥在楚、吴、越间徘徊，到了南北朝时，又设平梁郡，可能即张充和自称“吾乡平梁”的渊源。到了盛唐时期，合肥又称庐州，张充和年逾百岁时还能吟唱庐剧。

　　合肥龙门巷，一个消失了的老地名。李鸿章家族、张树声家族在此地均有宅院、祠堂，张家宅院名曰张公馆。最后一个从张公馆搬出来的张家人张煦和，是一位知名画家，曾参政议政多年，他说地址就在原来的安徽日报社宿舍。

　　龙门巷张公馆，张充和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在这里，人们常问年幼的充和“你是谁生的？”

　　她说：“祖母”。

　　张充和就此回忆：他们总是大笑一阵，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心里说：“这有什么好笑？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还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一直不晓得祖母而外还有什么人？

　　充和还记得她与识修在此的一些细节：在花园里，站在祖母面前，没有祖母的手杖高，祖母采了四朵月月红戴在我的四条短的发辫上，因为花园里没有镜子，我只得向地上看我的影子，只见牛角似的发辫每个上面添了一朵花的影子，我欢喜得直跳跃起来。我跑到许多深草处寻找野花和奇异的草，祖母向我说：“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快来！你乖，来！我替你比比看到我手杖哪里？”我跑了去，祖母替我比一比，然后叫我拾一块碎碗片来，在手杖上刻了一个痕，又向我说：“今年这样高，明年就有这样高，后年就和手杖平了。”我开心极了，一心就想长到祖母的手杖高。

　　小时候的充和黝黑瘦弱，常跟着祖母出入庙宇庵堂，从小就耳闻目染并亲身感受着祖母识修的慈心善行。张家四弟宇和也曾回合肥多年，他记录道：“姐弟十人中，充姐和我分别在姐妹和兄弟中行四。两人都过继给人，后来都又‘归宗。她给二房亲奶奶当孙女，去了合肥。我给本房徐姨奶奶做孙子，仍在苏州。过继后都受到宠遇。合肥情况不详。只知道她总是不断的换新衣服。原来亲奶奶信佛，乐善好施。见到衣着破烂、单薄的女孩就把充姐衣服送人。寒冬腊月，棉袄棉裤从身上现扒下来是常事。可怜我们的四姐只好躺在被窝里，等裁缝赶好新衣后才能下床。我的待遇好像并不突出，只是早餐咸鸭蛋吃腻了可以掏去蛋黄，填满肉松罢了。值得一书的倒是小时候唯有我有名片，印有张宇和三个大字、五寸长的大红名帖。当时家中姨奶奶辈份最长，逢年过节亲戚送礼，答谢要用孙子的名帖。充姐去肥后联系很少，三哥定和曾写信给亲奶奶要充姐照片。亲奶奶回说：‘不必寄了。你四姐又黑又瘦，像猴子一样，你看看猴子就行了。

　　与充姐再次会面是八岁送姨奶奶灵柩回乡。木船经运河、长江、巢湖到合肥。走了一个月，经过一点也记不清了。送殡时四姐带我坐一顶四抬大轿，怕我坐不住，预备好多陈皮梅，不时塞给我一颗，只有这印象最深”。

　　梧桐树下好读书

　　20世纪初的时间是充满激荡的，革命的气息无孔不入。昔日的淮军后裔突然沦为合肥旧宦，甚至一度受到冲击不得已而迁徙。合肥张公馆也变得有些寂寥和落寞了。

　　在充和早期的散文里，能够看到张公馆的大致和当时情形。

　　“经过长巷到书房去，院子里的两棵梧桐树，正在结梧桐子呢。一个月形门的花台，我只要一下了课，便上去攀着天竹、碧桃、绿梅树玩。书房里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画了许多猫、狗、老鼠。我写的许多字都凌乱一地。一个钟也停住了。外房是先生的寝室，一张空床上结满了蛛丝。岳、竺也常到这里来玩的，三个人只低了头在乱纸堆里找寻些不要紧的东西。后院的芭蕉仍伫立着。我们出来后，本想到书楼上，大祖母、三祖母以前住的故宅里，可是不成功，已经租给别人了，门闭得紧紧的，只得望了一望门。还有次唐莉是最想去的，那是我们唯一捉迷藏的地方，可是也不能够了，也是送给红十字会做救济院了，也只得由门的缝隙张了一张就回来了”。

　　西园、大园、花园、住房、书房、门房、厨房……充和生活在这样独立的大宅院里，她总是弄不清楚这里的具体格局，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它们排列命名，并试图在这个偌大的府地营造自己的小天地。

　　经过一个半圆形的短墙走进大园，由大园穿过冬青树的门，就到了公共的大厨房。充和总是在饭后走进大厨房去听佣人们讲故事。

　　“我小时吃过午饭或晚饭后最喜欢到厨房去。那儿简直是个说书场。佣人们中有出人头地的，能看点七字唱的书，或者跟我曾祖父去过两广，去过北京，去过台湾的；或以其才调哄动人，或以其经历哄动人。大家围着一个人，就聚精会神的听讲了。洗碗的油着手站在旁边来听，他忘了洗碗；刷锅的也拿着锅把子来听，他忘了刷锅；没吃完饭的端着饭碗来听，他忘了吃饭。我这时正坐在待我家近70年的张福才身上。他13岁到我家，如今82岁了。他正在讲“长毛”杀人，讲怎样从城墙上跳出，怎样混在尸堆中得以逃生。我听得害怕了，从他身上跳下，我找带我的钟妈。她到上房去了。

　　热衷听故事是孩子的好奇心使然，但能够将故事延展到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成长期的却是极少数。

　　张充和对于童年的回忆总是让人生出一种梦境来，她真诚而出奇的笔触常常令人真假难辨，那些人物鲜活而生动，让人确定他们真实地存在过，他们一直都留存在充和的心里，至死不渝。有一个佣人的男孩，是充和小时不多的玩伴，他们无拘无束，不分身份，他可以拉着她的手去后园摘黄瓜、摘扁豆，可以摘下无名的小花戴在充和身上、头上，他为她制作手工风筝，像飞机一样飞翔和鸣叫……在某一天他离开了张公馆，11年后再归来，充和依旧认得他，只是这个人见着她就扑通跪在地上磕头。

　　“你这么恭敬叫我冷，你这么胆怯叫我怕，而你又这么稳重端庄是在叫我老了。你向我磕这一个头好像坟前磕祭奠的头。是谁把一大堆、一大堆美丽的天真的，无贵贱阶级的，无男女界限的儿时生活埋葬起来了？我明知道你不肯埋葬，我更不忍埋葬，那又是谁呢？是谁大胆地把它驱逐到乌有？是谁把我们间的友情捣毁了？我们并不曾吵过呀！”

　　他不说话，也不笑，只是恭恭敬敬地向她献上从乡间带来的土特产，除了一些吃的，还有两盆绿梅，他已经嫁接好了，但他还是提醒她该如何维护，枝头上花苞累累，眼看着就要开放了。但充和并不在乎这些，她渴望那个旧日的他再回来，或者说她渴望那些美好的日子能够重现。只是一切都变了。变得更清晰了更残酷了。小时的充和无疑是寂寞的，但她尚未感知，随着年事增长，她像感受四季变化一样分明。

　　“既不该你是男的，又不该我是女的；既不该你是贫苦人家的儿子，又不该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更不该的，一萬个不该的，是我们不该长大了。年龄会断送我们的友谊，埋葬我们的友情”。

　　当一切都回不去时，充和才发现那些回不去的皆是属于自己的寂寞。很多年后张充和还记得：“书房前院除去海棠、天竺、桂树、碧桃、绣球外，还有两棵高出书楼的梧桐树，两树枝头相接，到了夏天枝叶茂繁，一院子的清荫，书房里也非常凉快，这两棵梧桐树同这房子有同样的年纪，大概有一百二三十岁了。从我们祖父起就在这屋子里读书，楼上是储藏书的地方，我在那两棵梧桐下，足足消磨十年”。

　　1918年新年一过，五岁的充和正式人私塾学习，跪下磕头，先拜孔子像，次拜先生，再拜祖母识修。书房的建筑显得古老而枯寂，从充和的祖父辈起，这里就是家庭私塾课堂了，至今楼上还储藏着祖父遗留下来的大批的古籍。课堂窗外有两棵高出书楼的梧桐树，浓荫遮日，据说是慈禧太后赏赐给张家的，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了，仍是人们心头盘桓的无上荣誉。只是，充和不稀罕这些，她在上了四五天课后，突然厌学。“而且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读书，读书真不是快乐的事。”她认为最快乐的是找小同伴去捉迷藏，去挖树根下的细泥土做罗汉、做兔子。

　　充和觉得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是隔离的，泾渭分明。

　　此时的充和父母率一众家人已经迁徙到了苏州，三个姐姐都住在了一所园林式的旧宦宅院里，她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学习，在一起游戏。而充和在合肥无疑是寂寞的，元和回忆：充和小时在合肥有自己的专用马桶，马桶小小的，不过大人鞋子大，每天都有人帮她清洗干净晾在外面，有一次充和好奇心起，就把一只脚伸进去了，小马桶口小腹大，脚伸进去易拔出来难，充和想甩甩不掉，后来她就势“穿”着小马桶走来走去的，看得大人们笑了，她自己也乐了。

　　古典文化的启蒙

　　当充和稍微长大一些时，识修开始为她四处物色好的老师。其中有六安的才子、举人左履宽，有考古专家朱谟钦，前者曾教授充和古文、诗词，后者是吴昌硕的弟子，负责教授充和书法。当她的三个姐姐已经接触数学、英文、政治、美术等现代课程时，充和仍在学习如何为古文断句，如何临摹各种派别的古老碑帖，如何读准一句诗词的音律。

　　识修为了请到名师，不惜多花几倍的薪金，她要确保他们真心教授，她对充和给予了厚望，她不希望充和因为被自己抱养而在学业上落后。朱谟钦曾在政府博物馆工作，但识修给了他足以养活全家的薪金，当他听说哪里又发现了什么古碑时，就会跑过去拓回来，他要让充和临摹第一手的拓片，确保古色古香的笔法神韵。

　　初始，充和并不是那么热衷习字，她常常捡起墙壁上脱落的白粉块在方砖上写字、绘画，她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她甚至一度不喜欢陈旧的私塾先生念叨的旧词：“吟余改抹前春句，饭后寻思午晌茶。蚁上案头沿砚水，蜂穿窗眼咂瓶花。”而这正是昆曲《牡丹亭》里的陈腐的私塾先生陈最良的台词。这句台词萦绕在充和耳畔足足有大半生。

　　但充和从来没有停止对古典事物的好学。不到十岁她就跟着识修学吹箫，尽管她的小手指还够不着。识修拿出自己吹了多年的箫，把工尺谱一个个标注上去，在教她吹箫的同时还教她《吹箫乞食》和《吹箫引凤》的典故。这或许就是充和日后结缘昆曲的发轫，只是她自己当时还不知道，正如同她当时也想不到，她所学的古文、诗词、书法会为她带来多大的推力，在她参加竞争代表着现代教育模式的最高等学府录取名额时，也正是得益于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旧物”。

　　距离张公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寺庙——明教寺，整座寺庙就坐落在数米高的古教弩台上。充和仰着头望着寺门，听大人为她讲述久远的战争史。寺后有地名逍遥津，古为淝水渡口，相传曹操大将张辽在此击败孙权十万大军。后有“张辽威震逍遥津”，前有教弩台。据说是曹操率军南下与孙吴交战，在逍遥津教弩台日夜操练，尤其加强训练士兵们的射箭术……“台下全是老松树，晚风正吹在我的脸上，刚是骤雨初过，忽见天边挂两条彩虹，我跳了起来，我以为曹操一定以那两条虹作射的。我那时不明白虹离我们有多远，亦不明白曹操离我们有多远。现在还是不明白，可是更不明白我站在那‘教弩台上时离我多远。不过一见到凋残与破落，我便觉得拉不回来的一切过去都离我仅仅咫尺了”。

　　让充和感兴趣的还有寺内听松阁的楹联：“教弩耸高台不为炎刘消劫难；听松来远客谁从古佛识真如”，后来充和作文时曾以“真如”为笔名。大殿内两侧的十八罗汉塑像也让充和为之好奇，祖母曾告诉她数罗汉算命的秘术，既可以看到前世，也可以看见来生，只是充和带着孩子的好奇默默验证之后，还是觉得这种模拟穿越不过是一种心理把戏，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动权还是在于自己。

　　因着识修常常走进佛门，充和得以接触到更多的修行人士，其中月潭庵的一个“小瞎子”还成为她的挚友。位于合肥桐城路的月潭庵，虽然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古朴，但毕竟禅意还在，历经一代代修行人积累的善业慈悲还能依稀找到些许踪影。庵内楹联上依旧写着：“月光皎洁禅心寂；潭影澄清色相空。”只是询问师傅何在，答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小瞎子是一个弃婴。民国七年（1918年）腊月，五六岁的充和正在张公馆里享受温暖的时候，一个几乎与她同龄的盲眼小女孩却被人丢弃在了张家祠堂前的雪地里。张家人发现后把她抱进屋里，喂养她，给她人间温暖。

　　后来“小瞎子”被送进了月潭庵，自此她成为了当家尼姑的弟子，她也有了自己的“家”。

　　充和常常随着祖母进入月潭庵，她把“小瞎子”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自小我们是朋友。朋友并不需要两对眼睛互相对看啊！她穿我的衣服，玩我的玩具。她摸我的手再不会说是别人，摸到别人的手再不会说是我。就是这一点，我们够朋友”。

　　她们一起攀爬山坡、城墙，充和拉着她的手，轻轻地引着她。她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颜色。“小瞎子”知道天是蓝的、云是白的，知道充和的衣服是紫罗兰色的。这些颜色都是充和告诉她的，但是她从来不会弄错颜色，在她心里早已经为这些丰富的彩色分门别类，清晰如在眼前。因此充和总也弄不懂：“一个生下来就瞎的人会知道什么颜色呢？”

　　2013年，翻譯家、合肥人刘文飞在美国拜访张充和，说到兴起，年近百岁的充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佛诵，唱了好几分钟。刘文飞感叹：“她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震撼之一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纯净的嗓音，宛若天籁；震撼之二在于，常在佛教寺院听到录音机反复播放那枯燥诵经声的我，一直无知地以为佛教音乐难以称之为真正的音乐，但听充和先生吟唱她童年偷学到的诵经声，却顿时让我对佛教音乐刮目相看”。

　　而这一切，得益于充和小时与“小瞎子”的游戏，当时她以讲述颜色故事置换小瞎子唱佛诵的声音，所谓“用颜色同声音的贸易”，彼时的《香赞》《八仙》一直融人到了充和的寻常生活和艺术血脉里，为她的看似单调、孤寂的童年平添了些许禅意。

　　而那些隐藏在充和稚嫩声音里的颜色，也久久地释放在小盲尼的心里，释放在月潭庵和合肥城内外的山山川川。

　　识修为充和精心构筑着一个固定的课堂，也无意中为她开辟了移动的第二课堂。识修的信仰也无意中给了充和哲理、禅意和悲悯。与此同时，充和在汲取这一切的时候，也在释放一些什么，那些释放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修行。

　　充和16岁那年的春天，一生行善的识修去世，享年67岁。

　　识修给充和留下了不菲的遗产，其中就包括充和从来没有动过的土地田产，不知她自己是否觉得，她才是祖母最宝贝的遗物。

　　充和终究要回到苏州的家。

　　要离别前的几天，两个难得的小伙伴为充和饯行，充和借此以酒消愁。谁都不敢提到祖母识修。“头一天的晚上，有两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我的床上睡，三个人何曾合一合眼，谈心也没有谈，不过可以明白，各人都是一腔惆怅”。

　　一大早起来，三个小影子游荡在偌大的庭院，熟门熟路，却像是故地重游。一切植物是盛夏前的欣然，看上去却过早地显露出了颓唐。就连一只呆头鹅也像是知道了什么，盲目地伸长了脖颈，却不发出一声哀鸣。

　　看门的老头子依旧起的很早，他无意中长叹几声，像是平时的表情，但那叹声里分明是有了清晰方向。古木屹立，树影婆娑，时光就像是充和刚来的样子，如梦如幻，梦幻难分。三个孩子悄悄地立在晨曦初破的花影下，默然地诉尽了各人的惆怅。

　　永远的龙门巷

　　张充和再回龙门巷时，是抗战初期，正是兵荒马乱之际。国土沦陷，人心凌乱。短短数年，充和的经历坎坷而丰富。她已经渐渐成熟了。她随着父母（继母韦均一）和众多姐弟一起回到了合肥。时间匆匆，日军很快占领城市。龙门巷呆不了了，继续往乡下逃，张老圩子处于合肥肥西山区，那是张家崛起的胜地，也是张家人心里的老家。

　　1938年的春节，张充和与父母、姐弟过了一个难得团圆年。一时兴起，家族的昆曲嗜好活跃起来，一场《春香闹学》在张老圩子里开演，主角以大姐元和、四姐充和、大弟宗和为主。山河破碎，昆音不绝。当敌军又深入进来后，他们索性躲进了山里。后来张充和离开合肥，远赴西南。那是她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没多久父亲张冀牖就在肥西山里染疾病逝。

　　抗战时期，张充和辗转多地，其间遇到了不少与张家有关的人，每每提起他们先祖的事迹，总会勾起张充和的龙门巷情结。后来她专门作了《张华奎传》，还多次提到了张树声兄弟间的轶事。而当她身在龙门巷时，祖父的概念就是苍老的建筑和积尘的古籍，曾祖的概念也不过就是一面陈设于角落的褪色的树字营军旗。

　　新千年时，定居美国多年的张充和又开始怀念起了龙门巷，并将早期做的有关合肥的诗作注：

　　父女师生各不同，前朝学士诲蒙童。饭前午后昏昏态，粘页春秋读不通。

　　注：矮四爷我叫爹爹；粘页，《左传》两页相粘，老師糊涂点下去。

　　人之初罢说经纶，圣道而今仍未亲。潜上书楼尘一寸，自藏架后泣香君。

　　注：二爹爹藏有传奇小说等，我偷看。

　　三朝联对十朝文，顽叔肠空眉不伸。呵写冻窗题囚字，师生相与救枯贫。

　　注：我为其对对子，老师为他作文。

　　子曰诗云日不穷，层楼高翠出双桐。前庭去探前朝事，树字军旗掩壁虫。

　　福祸何关仙与妖，烧香捉捕两无聊。书声引得狐儿至，但饲刘家玉带糕。

　　注：亲奶奶供狐仙，而朝奉们捉狐妖；刘东泰之玉带糕，至今仍未见他处有卖。

　　如非张家知情人，恐怕很少有人看得懂张充和的特指自注，诗中所称父女，实为识修在收养充和之后又收养了一个侄子，充和称他矮四爷，又叫爹爹。

　　亲奶奶即祖母识修，她心怀敬畏，在张公馆里供奉狐仙，而张家聘任的管事“朝奉”则试图抓捕狐仙。对于供养和捕捉，充和都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保持自然不是更好吗？而她去国几十年还是放不下一味普通的糕点，四处寻觅而不得，就算是觅到了恐怕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汪曾祺先生曾笑着问张煦和：“你的几位姐姐抗战时在云南，那时就听她们讲家乡话，前几年在美国见到充和，她在那里生活60多年了，怎么还是讲家乡话？”

　　充和曾自称她的话是“半肥（合肥）半京（北京）”，正如她去国半个多世纪仍保持说汉语一样，这种语言“固执”或许正是她的怀乡一种。

　　同是合肥人的刘文飞先生在异国听到这种乡音，无比的亲切，大受感染：“充和先生说着柔和的汉语普通话，大约是民国时期的‘国语发音，但其中却又显然掺杂着合肥口音。在合肥上过中学的我，便试着与她用合肥话交谈起来，她显然很是惊喜，谈兴似乎更浓了。她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但她提到的明教寺（俗称菱角台）我是知道的，我告诉她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破败不堪，她闻之摇了摇头。她说她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她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便跟着学唱。”

　　时光再倒回到1930年，充和从合肥回到苏州家中，她依旧想念合肥时光，由此写了“破题儿第一遭五律”：

　　黄叶乱飞狂，离人泪百行。

　　今朝问此地，明日各他方。

　　默默难开口，依依欲断肠，

　　一江东逝水，不做洗肠汤。

　　1972年12月7日，张充和在美国致信大弟宗和提及合肥：“我前日在《重建中国》见到合肥工业发展情形，好不兴奋。照片上有电视及其他轻工业，还有大卡车。”充和已经能够接受一个不一样的合肥了，她甚至觉得这种变化是积极的，理想的，必然的。她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以及对旧地的热切怀念。

　　只是直到去世的那一天，她却再也没能回到合肥。

　　[作者系文史学者，著有《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似水年华——<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编注有《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