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意

　　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合肥人张树声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曾任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是淮军将领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2015年6月18日在美国逝世的“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张充和老人就是张树声的曾孙女。

　　文武兼资的儒将张树声

　　《张靖达公奏议》是张树声（谥靖达）在任官期间所有重要上疏奏议的汇编。内容涉及朝政、吏治、学务、漕运、盐法、税收及军事防务、军械制造等共8卷4册143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树声在临终之际，口述的一篇《遗折》，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这是晚清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然而长期以来，《张靖达公奏议》的版本与刊刻地点、刊刻时间都模糊不清，没有确切的说法，相关文献资料以讹传讹、一错再错，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笔者藏有一套《张靖达公奏议》，八卷，一函四册，清光绪刻本。经考证，该书系由张树声幕僚何嗣焜编辑，缪荃孙、刘世珩两位藏书大家订正，刊刻名家陶子麟椠刻，经多方努力，方成就了这套不可多得的雕版印刷精品。

　　幕僚何嗣焜整理汇编

　　从该书序言中，可以看到在张树声去世五年后（即1889年），张树声长子张华奎（字霭卿、云瑞）在四川做官时，将张树声生前奏折的草稿委托给张树声幕僚何嗣焜负责编辑，但“未及卒业而索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华奎去世三年后，“其弟次青观察仍检寄焉”。由此可知在1898年，张华奎之弟“张次青”又一次把汇编重任委托给了何嗣焜。

　　根据张之洞、彭玉麟、长善、倪文蔚等《会奏积劳病故胪陈事迹折》记载，张树声三子分别为张华奎、张华轸（字云霖）、张华斗（字云鹄）。这也与吴汝纶在《张靖达公神道碑》中的记载完全吻合。那么“张次青”是张华轸与张华斗中的哪一位呢？在蒋元卿著《合肥县著述人物考》一文中对张华斗、张华轸都有记录：“张华斗，字立青，候选道，著席月山房诗存。”“张华轸，原名煜林，字次青，光绪间官湖北候补道，性仁厚，乐施与，一时称善。时工古体，年五十卒于武昌。遗稿多散失”。由此可见，“张次青”就是张华轸。但蒋云卿把“云霖”误写成了“煜林”。

　　何嗣焜，字梅生、眉生、枚孙、梅孙、定庵，江苏武进人。年轻时以文牍显才，被张树声邀入幕府。伴张树声任职左右20余年，参与一切军政大事，“渐见倚重，推心置腹，军政外交之重要者，咨而后行”。曾被保荐知县、盐运使衔。光绪八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母亲去世，请假回合肥料理后事，朝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期间，朝鲜皇宫上层摄政王李呈应与想要独立主政的皇帝李熙矛盾突发，早有侵吞朝鲜野心的日本，乘机以保护汉城总领事馆为借口，准备向朝鲜派兵。消息传到中国，朝野震动。何嗣焜等“力主先发制人”，建议张树声果断出兵，张树声立即派陆军提督吴长庆率六个营开赴朝鲜，将摄政王李呈应控制起来，平定朝鲜皇宫内乱，堵住了日本出兵的藉口。张树声因挫败日本阴谋有功，赏加太子少保衔，何嗣焜同时晋知府衔。

　　张树声与淮军另一名将吴长庆以善于用人、礼贤下士著称。《张謇全集》云：“光绪初叶，各行省文武大臣，能以采纳忠谠、敬礼士大夫著重于海内者，在粤惟张靖达公树声，在苏惟吴武壮公长庆。二公皆庐州（合肥）人。与人论军国利害大要，率喜用书，故书数倍多于公牍。于时张公幕府有武进何梅孙嗣焜……吴公幕府则有……林怡庵葵及謇。幕俸惟粤给较优，若吴公之客，则月才数十金耳”[参见（清）张謇《张謇全集》卷五，万物炊累室类稿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

　　由于何嗣焜精明能干，张树声曾奏称何嗣焜能胜任“一切吏治军谋理财柔远诸大政”，所以张氏兄弟把编辑《张靖达公奏议》的重任委托给他是最为恰当的。

　　何嗣焜在编辑过程中“发箧陈书，里为八卷，都一百四十三篇，其寻常吏牍近於胥史所为者，皆不列于此”。可见他对于奏折草稿经过严格筛选，意义不大的不予收录，颇费心血。此外，他还恳托江阴繆艺风、贵池刘葱石负责订正、付梓。

　　缪荃孙、刘世珩两大藏书家修订，“天下第一好手”陶子麟刊刻

　　何嗣焜委托的缪艺风即为著名的藏书家缪荃孙。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

　　缪荃孙出生于仕宦之家，学识渊博，交流广阔，著述繁富，尤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钻研特深，熟娴文史掌故，在学术界名满天下。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誉称四大才子。康有为曾说与缪荃孙同时代及晚于他出生的众多学人、书法家、金石家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恩泽。

　　另一位受何嗣焜委托的刘葱石是大藏书家刘世珩。刘世珩小名奎元，字聚卿，又字葱石，号继庵，别署灵田耕者、枕雷道士（人）。

　　刘世珩尤嗜校刊古书，以藏书、刻书闻名江南，自谓“无惭于汲古秀野之贤”。《安徽藏书纪事诗》载：“籍甚声名玉海堂，宋元双璧一时藏。刊书突过前人业，影印能为续命汤”[参见周生杰《安徽藏书纪事诗》，王政、周有斌主编《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3辑》2013第373页，转引自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刘世珩日以搜求宋元珍本及校刊古书为乐事，曾藏有宋版、元版两部《玉海》视为珍宝，故其室名为玉海堂。刘世珩与缪荃孙惺惺相惜，常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奏设“江楚编译局”于江宁，同年九月开办时，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撰。

　　据《湖南刻书史略》载：“晚近则鄂之陶子龄（麟），同以工影宋刻本名。江阴缪氏、宜都杨氏、常州盛氏、贵池刘氏所刻诸书，多出陶手”（参见寻霖、刘志盛著《湖南刻书史略》2013年8月第一版，岳麓书社，第545页）。因此，与缪荃孙、刘世珩都有交集的陶子麟成了刊刻《张靖达公奏议》的不二人选。

　　陶子麟为清末民初四大名刻工之首，生于黄冈西乡，一生致力于古籍刻印，以摹刻仿宋体及软体字为特长，当时有“陶家宋椠传天下”的美誉[参见陶敏《怀念父亲陶子麟》，载《武昌文史》（第五辑），1989年9月武汉市武昌区政协编，第76页]。陶氏身兼刻工与出版家的双重身份，刊刻图书并经营销售，其所刻之书可以归纳为“数量多、质量高、时间长”。

　　陶子麟与缪荃孙交情甚笃，两人鱼雁往来，在《艺风老人日记》一书中记载多达500余处，被传为书林佳话。笔者发现《艺风老人日记》中详细记载着缪荃孙与陶子麟、刘世珩、何嗣焜的交往，也记载了《张靖达公奏议》一书的刊刻过程。

　　光绪己亥年（1899年）七月十日载“聚卿送《张靖达奏议》来，拟交鄂省刻。”十一月二十九日：“发……陶子麟信，内有《靖达奏议》乙册。”由此可见，刘世珩送来的是何嗣焜编撰好的初稿，而且是交给陶子麟刊刻的。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吴景周信，寄《张靖达奏议》格式。”四月十日：“发武昌吴景周信，寄《张靖达奏议稿》。”该日又载：“又留字与何梅生，言刻《张靖达奏议》事。”在把奏议稿寄给武昌后，缪荃孙又写信给何嗣焜商量关于此书的相关事宜。

　　缪荃孙在七月一日的日记中载：“接陶子麟信，寄《张靖达奏议》八卷。”二日：“送《张靖达奏议》交刘聚卿。”由此可以推断，《张靖达公奏议》此时的校样应该已经刊印出来，所以缪荃孙才在接到信后，马上把校样交给了刘世珩，应该是征求刘世珩的意见和建议。十四日：“发《张靖达公奏议》目录与老陶。”这是第一次出现《张靖达公奏议》的完整书名。

　　八月十二日：“何梅生寄《靖达奏议》。”十三日：“发老陶信寄《奏议》应补叶（页）。”可见这个过程中，陶子麟一直对刊刻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十五日：“接何梅生信定《张靖达奏议》目录并跋”。

　　闰八月四日，缪荃孙在日记中记载：“陶子林（麟）寄《张靖达》首卷来。”五日：“发陶子林（麟）信，寄《文集》第六卷，张公《奏议》目录。”此时已经基本定稿。于是在七日：“送《张靖达奏议》补签……与刘聚卿。”把此书的补签寄给刘世珩，再次征求刘世珩的意见。

　　两个多月后的十月廿日：“送《靖达奏议》清样与刘聚卿。”十一月五日：“发陶子霖（麟）信寄《奏议》封面。”《张靖达公奏议》一书已经定稿，开始印刷。

　　十二月一日：“江阴专人至，接家信，廿九日发……《张靖达奏议》刻赀百干……”把刊刻《张靖达公奏议》的费用付给陶子麟了，笔者翻阅宣统庚戌（1910年）二月刊刻的《张靖达公杂著》。发现在序言中写明“先世父靖达公奏议八卷，昔为从弟华斗刊以行世。”这些费用应该是由张华斗出资。

　　由此可见，何嗣焜在编撰完《张靖达公奏议》初稿后，委托给缪荃孙、刘世珩订正、付梓。而缪荃孙、刘世珩与刊刻名家陶子麟往来非常密切。所以两人把刊刻《张靖达公奏议》之事委托给了陶子麟是情理之中的事。故该书由陶子麟承刻。

　　從补叶（页）、目录、跋、补签再到最后封面，何嗣焜、缪荃孙、刘世珩和陶子麟四人在信件中反复协商，多次修订，可见四人对刊刻此书的严谨态度。信件除了两次寄给吴景周外，其余几次，缪荃孙都是直接写给陶子麟的。

　　《苌楚斋随笔》曾载：“张靖达公故后，其家中因当时奏稿多系孝廉（指何嗣焜）所代拟，请其编刊《奏议》八卷，未成而卒，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踵成之”[参见（清）刘声木撰《苌楚斋随笔》，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3月版]。这里说何嗣焜“未成而卒”，从史料来看是不确切的。因为《张靖达公奏议》在1900年已经刊行，而何嗣焜在1901年才去世。

　　在杨洪升著的《缪荃孙研究》一书中说，《张靖达公奏议》“左右双边，黑口，单鱼尾，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参见杨洪升著《缪荃孙研究》2008年1月第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6页，以上所引《艺风老人日记》均出自此书）。其实该书每行23字，而不是“行二十五字”，在此一并进行更正。

　　然而还有疑问之处就是，《张靖达公奏议》的序言中写道“（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工竟”。而从缪荃孙的日记来看，此书真正“工竟”并刊刻行世应该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五年八月工竟”后并没有立即印刷出版，而是反复修订多次后，才得以刊行。

　　[作者系厦门晚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