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已110岁高龄的黄慕兰去世了。这位人瑞，1926年参加中共，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被监禁、审查20余年；出狱后奔波10年，为自己和同人洗冤申辩。90岁时，动手书写自传，105岁时终得付梓出版。有人说她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我觉得她的一生不如说是革命的一个注脚。当宏大的进行曲行将谢幕的时候，她仍远远地站在看台的一隅，连登台谢幕的资格都没有。
婚姻与革命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因钦慕花木兰，自起名慕兰。搞地下工作时又易名黄定慧，一直到老。父亲黄徵，字颖初，是新旧时代交替时的开明文人。他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同窗好友，一同办过育婴堂，专收被弃女婴。黄徵为谭嗣同整理文案，嗜好吟咏，自撰《词林韵准》。故谭让自己的学子对黄执弟子之礼。
黄慕兰12岁时，其父将其送人湖南周南女校读书。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都出自这所学校。校长朱剑凡夫妇曾留日，倡导妇女解放。
黄父虽为开明之人，却难违婚约，让16岁的黄慕兰早早出嫁。丈夫抽鸦片、打下人，黄慕兰异常痛苦。黄父深为后悔，两年后将女儿接回娘家，逃出牢笼。1926年，黄慕兰从传单上得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便找到工会要求参加革命。妇女运动领导人，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党部妇女部长杜韫章（章蕴）表示欢迎。黄慕兰之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了杜韫章的秘书，并结识宛希俨。宛希俨是中共东南大学支部第一任书记，黄梅地方中共组织的创建人，曾以共产党员身份当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时任《楚光时报》主编，协助董必武工作。因此，黄慕兰先后结识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受他们的薰陶感召而加入共产党。黄慕兰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期间，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刘少奇妻子何宝珍均在其中。而后，黄慕兰接替杜韫章成为妇女部长。是年11月，中共领导的群众性救济组织济难会在武汉开全国代表大会，武汉妇女协会是济难会团体会员，潘汉年是上海分会代表，黄慕兰是济难会及红十字会理事，兼任《汉口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武汉各界举办欢迎宋庆龄的大会时，她担任主席团主席。是年12月，黄慕兰原定去苏联学习，已经到了上海，瞿秋白做工作让她放弃去苏联，回到武汉，任武汉三镇20万妇女和各界群众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总指挥，登報提出妇女解放的各项要求。
1927年初，宋庆龄开办全国妇女干部训练班，指定黄慕兰兼任培训班筹备主任。这一年三八妇女节，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由董必武公开宣布此事，并在报纸上刊登消息。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决裂，黄慕兰与宛希俨离开武汉去了江西。陈潭秋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常委、宣传部长。黄慕兰与陈潭秋夫人徐全直任省委秘书。徐做内勤，黄慕兰做外勤，即对外联络。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在江西共青团省委任职的饶漱石。黄慕兰在其自传中曾介绍她与上下级之间地下联络的各种方式。比如“那时对赣南、井冈山、赣东北来的人都有不固定的接头方式。还有一只船，在赣江上航行，固定每半个月接头一次”。1928年宛希俨到赣西南任特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半年后，宛希俨牺牲。这时黄慕兰刚刚产下一子。年底黄慕兰调到上海工作，将儿子送到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取名宛昌杰。
黄慕兰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开会时，她是作记录的秘书，兼任机要交通员，与各省来上海的人联系。她此时的直接领导吴德峰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
在此期间，黄慕兰与贺昌相遇。贺昌看到黄慕兰为丧夫悲伤，就劝导她：“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不久贺昌提出和黄慕兰结为伴侣。周恩来表示：“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1929年，中共组织上海工人搞罢工，黄慕兰要求到基层锻炼，去了一间纺纱厂。因参与罗迈（李维汉）领导的散发传单的示威活动，被巡捕抓住，律师假称其不满18岁，被当庭开释；后又冒名进另一纱厂，散发传单，组织罢工，当学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关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入狱不久，在看守所遇到彭湃。彭湃身份已暴露。黄慕兰设法与彭联系，接受他在狱中的领导。黄慕兰被囚禁100多天，因身份没有暴露，又有律师援助，罢工胜利后被放出。出狱时贺昌被派往设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传部长。已有身孕的黄慕兰也被调入南方局，仍做秘书兼交通员。聂荣臻夫妇与他们同住一所公寓。1929年，邓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取道香港去南宁，与他们有过多次会面。后来，贺昌又与邓小平在江西苏区一起工作。1929年冬，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香港南方局，挺着大肚子的黄慕兰化装成贵妇人，带着一个樟木箱，上面放着化妆品和《圣经》，下面装满钞票，坐头等舱送到上海。
1930年黄慕兰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贺平。这时贺昌已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贺昌先是瞒着黄慕兰将儿子送给没有儿女的卢彪夫妇收养，后说服黄慕兰：“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私有财产”。黄慕兰尽管心中万般不舍，只能服从。
贺昌与黄慕兰从香港赴天津时途经上海，周恩来夫妇和刘少奇、何宝珍夫妇都来看他们。刘少奇与贺昌在安源时曾一起工作。黄慕兰随贺昌到北方局后仍以交通员身份送文件至上海，并带回李立三为政治局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等机要文件。贺昌与李立三是安源时的熟人，他按照中央要求，把共产党、青年团、农会、妇女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贺昌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贺昌与黄慕兰因去上海开会侥幸脱险。贺昌被撤职，闭门思过，关向应、任弼时经常来探望。贺昌要求到中央苏区打游击，中央同意。据《黄慕兰自传》描述，贺昌推荐黄慕兰和潘汉年留在上海做以营救难友为主的地下工作。黄慕兰要求与贺昌同去苏区，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做黄慕兰的思想工作说：“你的皮肤太白，去苏区要长途穿行在山区农村，化装农妇，（你）完全不像。再说你产后身体一直虚弱，不能长途跋涉”。当时因顾顺章叛变，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中央让黄慕兰利用一切关系，营救关向应。贺昌也一再劝黄慕兰接受营救部长的任务。黄慕兰同意了，住进白俄贵族开的公寓，穿上半高跟鞋和旗袍，烫了发以作伪装。
她的工作需要与律师打交道。组织物色了进步律師陈志皋帮助她。陈志皋出身海宁世家，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其父亲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多年的会审庭庭长，是开明法官。陈志皋未毕业前通过父亲关系保释过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1930年毕业就挂牌当了律师。
黄慕兰与陈志皋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约黄慕兰喝咖啡，遇到陈的一个同学，听到一个消息：南京政府抓到了一个中共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块钱才抓获的。黄慕兰马上和潘汉年联系，二人分析，可能是向忠发叛变，潘汉年立即向康生汇报，康生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机关转移，除了来不及通知的红旗印刷所，其他人都平安脱险。周恩来表扬黄慕兰立了奇功，让她拿一笔钱，通过陈志皋收买巡捕房的人，以获得向忠发的口供。黄慕兰觉得不妥，因为她的真实身份陈志皋不知道，不利于以后营救关向应的工作。后来，黄慕兰还是通过陈志皋打听到，因有人抢先邀功，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没等蒋改变主意的第二封电报到达，就将向忠发“就地正法”了。很长时期，中共对向忠发的事不对外公开，黄慕兰的功绩也在保密之中。直到邓小平女儿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才提到黄慕兰的作用。
陈、黄两人终于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关向应后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一二0师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病逝。据说，他在病中还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一定要善待她”。
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转移江西瑞金，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而后，陈志皋受黄慕兰委托，先后参与营救了不少共产党人。1933年，陈志皋向黄慕兰求婚。陈只知道黄慕兰的前夫宛希俨已牺牲，也知道黄慕兰没有脱离共产党。但不知道她是中共另一要人贺昌的妻子。而此时，贺昌还在江西。黄慕兰请示上级，此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她的直接领导刘伯垂、赵畹华夫妇极力促成这桩特殊婚姻。说她的岗位极其重要，与陈的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认为贺昌不会怪她。黄慕兰几年来与陈志皋肝胆相照、并肩战斗，也产生了相当的情感，便视为组织批准了这一特殊的婚姻。黄慕兰与陈志皋于1935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由蔡元培、沈钧儒证婚。后来，黄慕兰听到传达：贺昌和项英、陈毅等一起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在江西会昌河遭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弹尽粮绝，贺昌负伤后牺牲。不清楚他牺牲前是否知道此事。
1935年，上海金融界首屈一指的通易公司面临破产，在调停复业过程中。刘伯垂让黄慕兰趁此机会打人金融界，开辟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黄慕兰找债权人上下调停，最终使通易公司复业，并当选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借这个平台，她加入了银行俱乐部，银钱业联谊会。为地下党设立了文件保险箱，为中共周转资金。
1937至1939年黄慕兰在上海担任十几个抗日救国团体的常务理事。陈志皋请天主教神父出面，组织国际收容所，救济难民，包括安置犹太人。黄慕兰兼任收容所总干事，借职务之便帮助掩护中共党员进出国民党统治区与沦陷区之间。除此之外，黄慕兰还做了很多有益抗日救亡的工作：如帮助阿英的“风雨书屋”，不挂牌子隐藏在通易公司大楼中；为鲁迅著作的出版提供资助等。
1942年黄慕兰刚生下一个男孩，就与陈志皋被军统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释出狱。此时儿子已亡。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黄慕兰用抵押陈志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购股票，重振通易公司。
通易公司还五条件支持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的活动，开出专门的透支往来户头。上海左倾文人作品的出版、印刷也大多由通易出钱。蒋经国整顿经济时，通易被起诉账目不清，勒令停业。1948年，通易公司经历了挤兑风潮，宣布破产。
1950年，陈志皋受中共委托，到海外采购并抢运国内缺乏的物资，去了香港，从此再没有回来。这时黄慕兰与陈志皋已有两女一子。
蒙冤入狱
中共接管上海后，黄慕兰没有身份，没有收入，只得在街道帮助工作。直到1951年，上海成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她才正式参加了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工作，担任秘书。而后找到与宛希俨和贺昌生的两个儿子。1955年6月因潘汉年案，黄慕兰正式被内审关押。上来就让她回答“何时叛变自首？”黄慕兰说，我被捕坐过两次牢，从没有暴露身份。何来叛变？何来自首？
1960年初，黄慕兰发现看守所内红旗飘扬，锣鼓齐鸣，以为要恢复自由，不想是移至秦城监狱。黄慕兰绝食抗议，管理人说：“不要小看此地监牢，一般没有资格的人还进不来呢！”1963年冬，她被宣判“叛徒、特务、反革命”罪，释放出狱，管制三年。判决书上没有谢觉哉、吴德峰的签字。后来才知道两位最高法官不同意这种判决，用这种方式保留自己的意见。黄慕兰出来后，无家可归，在儿子家监视居住。不想三年后的“文革”，再次让她人了秦城。1975年才放她出狱。从1955年起黄慕兰失去自由整整20年！
1975年出狱后，黄慕兰在儿女家轮着住，1980年撤销1963年判的“反革命罪”。组织安排她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定为行政工3级。
《黄慕兰自传》价值
《黄慕兰自传》面世以后，一方面有媒体把她当作美女特工来炒作，一方面有人质疑黄慕兰夸大了自己在隐蔽战线的功绩。
在我看来，《黄慕兰自传》中提到她做过的工作，并非子虚乌有。大革命时代，她投身妇女运动，很快成为组织者之一，她的才能没有人提出疑义；她参加革命当年入团、入党，两任丈夫都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牺牲，也是事实。因嫁的是中共高级干部，又在中央工作过，得到过周恩来直接垂询是可信的。据黄慕兰描述，因发现并及时汇报向忠发叛变信息，使中央机关及时转移，周恩来说她立了奇功。有些党史研究者则认为，周对向早有警惕，向的叛变信息来源，不仅仅来自黄慕兰一方。这只能说明黄慕兰对自己的工作有个理解程度，不能否定黄的工作不在其中。还有人提出黄慕兰与潘汉年不属于直接领导与被领导关系。1933年后，潘汉年已不是黄慕兰的上级。说服她不去苏区；说服她与陈志皋结婚，都没有潘汉年出现。但后来她却因潘汉年案被捕，说明他们在上海曾是一条线上的人。况且，黄的委屈并非始于潘汉年案，比如她晚年一直坚持申诉的脱党问题。
通观《黄慕兰自传》，史料信息极大，行文叙述清通慧雅。很多细节读来栩栩如生，她从事的地下工作，也涉及党内高层机密：营救关向应；党的金融来源与走向，如从香港往上海送钱。仅就她在通易公司为中共党、为社会救助做了那么多工作，若无中生有，是不会罗列叙述得那么具体的。其实，与其挑剔《黄慕兰自传》在一些细节的放大与缩小，不如提出黄慕兰对于历史尚需清醒的反思。她的前夫宛希俨对她说：“我们立志入党，就要为党牺牲一切！”她的第二任丈夫贺昌要求她“组织、组织、再组织，战斗、战斗、再战斗！”她做到了。甚至有人认为她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说她奇就奇在这里。但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奇女子，却在革命成功后蒙冤入狱，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这是不是值得反思呢？
耐人寻味的是她最后一任丈夫陈志皋。作为进步律师，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他为营救中共高级干部，可谓不遗余力。然而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做了大量工作的他作为民主人士曾遭到过误解，也知道妻子为其党内秘密身份的担心。他1950年离开了大陆，不能说没有对未来的恐惧和怀疑。据说黄慕兰的自传写了六种，能拿出来发表的仅此一种。黄坐牢那么久，为自证清白要反来复去地写材料，让组织核实。她自传中极少对人物褒贬，对很多熟悉的人欲言又止，真实的深浅，可见一斑。知情人说，过去有关情报工作，为了绝密，鲜有文字；再加没有解密，无法获读。当事人的回忆即便有误差，已属难能可贵。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副教授，曾做访谈系列《专家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后转向以口述方式纪录历史人物，著有《凝望夕阳》《才子郭沫若》《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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