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邓氏
我是四川江津人，江津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我父亲邓燮康早年由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邵志刚（邵力子次子）介绍加入共青团，1930年担任私立奎聚中学第一任校长。奎聚书院门楣上有一幅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祖父题写的。我记得幼年时父亲曾经为我讲解过。他做过四川商业银行的总经理。解放初期，国家要振兴民族的航运事业，于是他又去搞航运。之后被中央交通部正式任命为重庆港务局副局长，享受十三级干部待遇。但是他有那么多子女，父亲的工资有限，所以生活仍然非常节俭。
父亲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曾听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讲演，深受教诲。1938年陈独秀流亡重庆，来到江津鹤山坪的杨家避难，父亲曾接济他。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父亲还多次接他到江津郊外邓家的一处房产——康庄，小住休养。陈独秀病逝后，父亲捐出衣衾棺木将他安葬于康庄前坡。1943年1月，为陈独秀举行葬礼时，我正在国立九中读初二，和二妹敬兰一起为他揭碑。墓碑上书：“独秀陈先生之墓”。
我的母亲胡道芬，是富贵家庭的独生女，她少小离家，16岁考入复旦大学预科。她酷爱演戏，热爱祖国。她的这种爱国情怀和演艺热情深深影响了我的艺术人生。抗战时期，她与我父亲在江津白沙镇带领邓氏姑嫂演出过话剧《血洒晴空》。剧中她女扮男装饰演抗日英雄闫三效。族老们为此曾批评她的行为有伤风化，但我父亲支持她的爱国行动。
我们家出了军中三姊妹。二妹邓敬兰1931年生，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成第五军医大学，又合并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一路成长。现在是国内知名核医学专家，博士生导师。
三妹邓敬萱1933年生，是我去西南以后带她参军的。刚解放时父亲工作的银行倒闭了，爸爸失业，三妹也失学在家。我妈说：“三妹长手长脚的，让她参军，到你们那跳舞，你看要得不？”我说：“要得嘛，我把她带去给团长看一看嘛。”第二天就把三妹带到文工团里去了。她当时16岁，团长郭民（安徽人，老新四军。曾任二野文工团团长）问她参军有没有吃苦的准备。三妹连连说：“有、有、有！”三妹就这样进了部队，成为了舞蹈队一个小演员。她比我个子高，人长得漂亮，也很喜爱文艺。1951年调到总政文工团，后来发现她的声音非常好，就又调到合唱队女中声部。后来她一直搞唱歌，唱得很好。
我其他兄弟姐妹也非常优秀。大弟弟邓硕曾1932年生，1950年参加军干校，预备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国家需要一批医学人才，他被留下，上了当时在长春成立的第一军医大学（后来改名长春医学院）专攻心脏麻醉。以后他考上了北京阜外医院心脑血管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应验了我爸爸以前说的：“邓硕曾，你以后要当个硕士哦。”他后来果然成为了硕士生导师。
我非常为我的弟弟妹妹骄傲。我觉得家风好很重要。江津白沙邓氏祠堂门楣两侧有幅对联：“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另外我爸爸从前老跟我说：“要当好带头羊”。我因此一点也不敢有任何的闪失，对弟弟妹妹们常常勉励促进，要求他们品学兼優。我有压力，但是更有动力，所以我至今对父母感恩。
金陵女儿
我1930年4月出生，5岁起在白沙乡下读小学。抗战时期，抗日救国的热焰蹿进了乡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点燃了抗日怒火。我曾听过冯玉祥到白沙乡下演讲，倡导“献金运动”，动员大家为抗战捐献现金首饰。我的外婆也为冯玉祥捐了巨款，为表嘉奖，冯便以“巾帼英雄”的条幅相赠。
1941年我升入中学，最早在国立十七中读书，后转入国立九中。在这里，我参与过宣传抗日的演出，记得演唱过一首《卖花姑娘》，是老师填的爱国抗日的歌。人们听完后很受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往花篮里扔现金、耳环。我备受激励，第一次感到文艺的力量。
1946年我转入重庆清华中学念高三。这所学校是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同志指示而创办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学。因筹办者和主要任课老师均系清华大学校友，首任校长、教育家傅任敢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委派，故学校定名为“重庆清华中学”。在这里我接受了民主爱国教育。
1947年我考入金陵女子大学英文系。当初父母同意我考大学的条件之一便是“读女子大学，读教会大学”，理由是这些学校“不会陷入政治漩涡，不会有桃色纠纷”。
金女大英文系入学考试很难，采取小班教学，全系只有七个人。大学时期我们都不太在乎生活条件，女孩子在校园里面穿的衣服相当朴素。我自己也织毛衣。我非常能吃苦，对吃饭要求不高。寒假我还到图书馆去打工，既安静又有收入。
当时金女大招收的学生主要有达官贵人子弟、教会资助的教徒和外地考取的学生三种。最后一种生源因为社会关系简单，容易被中共地下党看重，成为发展对象。当时金女大的地下党主要在幕后活动。而像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一类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则频繁多了。吴文安是金女大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时很低调。她是苏北泰州人，父亲是做丝绸生意的。李振坤是第一线的。她念社会系，是最后一届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善言谈，活跃于各大学之间的进步团体里面。我觉得她是金女大和外界很重要的联络人。何蔼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中，她和我、肖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来接任金女大地下党负责人的王粹珍比较活跃，我就是她发展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去工人夜校教识字、文化和唱歌，还去家在南京的同学家开过会。
工人夜校是在晚上把教工都找到教室里教他们文化。我会说南京话，就用南京话跟他们讲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怎么讲。那些职工都挺喜欢我。此外我们还教唱歌，1948年底，学校提前放寒假，外国教师已经撤退了，很多学生也撤离了，没有学监和训导主任，校园里头没有什么眼睛盯着我们。晚上夜校教唱歌时我说，快要解放了，教给你们两首歌。一首歌是《山那边是个好地方》，第二首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记得我就站在黑板前，带领大家大张旗鼓地唱，唱完一遍还说：“好！大家再唱一遍！”
我们和金陵大学的学生一起办过拓荒读书社，这也是一个地下党外围组织。读的书里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好像还有《唯物辩证法》。
金女大的同学们参加五二0周年纪念游行活动之后遭遇了大逮捕。有的同学被国民党发现了，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转移到了解放区。一天早上起来我突然发现下铺的洪范不见了，大哭起来，担心她也被捕了。李振坤见状赶紧捂住我的嘴，让我一定不能让学监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洪范和肖林是转移去了大别山的解放区。
到了1949年4月份，快解放了，校园里人更少了。我们留下应变，坚守校园。南京解放前夕，李振坤带领我们在宿舍门前做一些彩旗，在上面写上“欢迎解放军入城”、“中国共产党万岁”。当时校长吴贻芳作为和谈代表到浦口去和解放军谈判，我们挺欣慰和自豪。当时我在江这边听到浦口传来的隆隆的炮声，又唱又跳，兴奋极了。我对李振坤说：“解放军就陕打过来了！真想拥抱那个大炮！”4月24号，南京解放了。我们在南京街头摇着各色小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
弃学参军
南京解放以后，肖林和洪范她们从大别山回来参加接收南京。肖林负责接收城管，洪范则是教育支队的。这个我印象最深。因为她们走了多半年，突然肖林梳着男化头，系皮带，打绑腿，穿着粗布军装出现在校园里。她瘦瘦的，显得很精干。她一进校园就把我高兴坏了。我说：“哎呀，王端一（肖林学名），你回来啦！”她用很低沉的语调说：“我回来了，贴布告。”她的车后头有很多布告和入城须知，上面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在金女大贴过后，还要到旁边高校张贴。
没过几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到我们学校张贴了一个招生广告，招收爱好文艺的青年参加到二野的文艺大军之中。我们看到招生内容兴奋的不得了，尤其我本就喜欢文艺。我看到之后就说：“我要参军，我一定要参军！”李振坤给我做工作，劝我说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组织上不允许我们走。她还说：“你们现在有组织了，你们不能够没有得到组织允许就离开校园。”刚解放的时候确实诸事繁杂，校园里头还要应付特务来搞破坏。可当时学校里的人已经剩的不多了。到解放区的、到上海的、去香港的、去台湾的，大家各有去处。她说要请示。那么我、张清、于月川就先去报名。于月川和张清没有新青社的限制。我们便叫了黄包车到设在丁家桥的二野政治部去报名。
我们参加的是二野政治部文艺新闻大队的一中队。这个一中队是最先成立的，多半是大学生去投考。去参加文新大队的第一批人来自几个方面。生源一是中央大学地下党，那都是老大哥，都比我大得多。还有国立音专的学生。他们有乐队、二胡、小提琴。还有就是建国法商学院的学生，这些人很多在参加游行时受过伤。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但是都是进步青年，都向往革命，向往光明。当时报名的时候要调查入伍动机。大家都是要为革命，为解放千千万万的民众，要去实现理想。
我去考试的时候，不会说普通话，没有乐器的底子，也不会跳舞。考官问我考哪个科？我说就演话剧。他说：“好，演话剧可以，我们也需要。”就给了我一段《白毛女》中喜儿的独白让我表演。考官叫蒋养田，是同济大学学生会的中共地下党员。我不会普通话，心里既惶恐又紧张。朗诵的时候“川音”总不时脱口而出。他告诉我没关系，参加革命以后会有老师教我。我这才放下心来。他又让我马上写一篇作文，要看看我們的文笔以及对国共的看法。题目就叫《我所见到的南京》。这个对我来说不困难，我写了一篇在南京国民党溃逃时我的所见所闻，场景描绘得很生动。他一看就通知我被录取了，让我到傅厚岗报到。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和张清、于月川三个人在校园里头一说，大家都被录取了，都特别高兴。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坐着三轮车就去报到，学校的东西都不要了，也没有跟父母联系，总之是兴高采烈的。我想着“现在要到革命的部队里去了”，兴奋到了极点。
我是5月17号参军的。到了一中队我们住在以前徐永昌在傅厚岗的房子里。房子是那种日式的别墅，有三层小楼，我们戏剧队女生宿舍睡的是榻榻米的通铺。全新的生活开始了。部队请了一些教员讲课，对我们培训。我们要学唯物辩证法，学军队的纪律。当时文新队招收的人比较多，都是文艺兵和笔杆子。有分到美术队的，也有分到音乐队的。但是什么都要会干。虽然你是戏剧队，但是你也要参加合唱节目。所以我参军以后，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参加过一个向三野告别的晚会，我记得除了唱《淮海战役组歌》的选曲以外，还要用茶馆小调唱一些讽刺国民党的曲子。比方说我们把蒋介石叫成“蒋该死”，讽刺国民党时代的贪官污吏，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草菅人命等等。10月1号迎来了开国大典，我们在玄武湖唱歌、扭秧歌、打腰鼓狂欢了三天。
当时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个改名潮——不想叫过去的名字了，都要跟旧我决裂来表示新生命的开始。当时人人都想改笔画最少的，所以相当多的人改姓“丁”。我的战友里头有一个叫丁心的，表示跟共产党一条心。一个叫丁亚的，她说：“我叫丁啥子呢？就指地图吧。”指到亚洲，就叫了丁亚。丁亚和丁心是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毕业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结婚后参军的。还有一个就叫丁夫。还有的干脆就不要姓，就叫心一（跟中国共产党心一条）。她后来恢复了姓，叫张心一。还有一个人最有意思，他叫武茂章，是国立音乐学院的。他说他这个名字不好，“这多封建啊，我就改名叫武角”。大家说：“‘武角不是五毛钱嘛，不好吧。”他说不行，我就叫这个。因为我的身体解放了，但是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我只能算解放了一半。
名字背后有太多的故事。很多人都改了，我当时也很想改，因为我的名字“鄧敬蘇”三个字笔画太多，但是领导不让。领导说我这名字多好，“小邓啊，你尊敬苏联啊！现在中苏友好，你这名字再好不过了！”我跟领导说，我父亲的本意是让我尊敬苏辙、苏洵、苏东坡。“哎呀，你不要说你这个嘛，你不要说你是尊敬封建文人嘛，你就是尊敬苏联。”我觉得不能撒谎，我要对党忠诚，我坚持我父亲取的这个名字就是尊敬苏东坡他们。领导仍然执意不让我改，还说：“别人都能改，就你不能改，你这个名字太好了。”到“文革”麻烦了。我受批判的时候他们就说，怪不得我参加陈独秀的葬礼，右倾机会主义的血液早已在我身上流淌。“你还‘敬苏？还要敬苏吗？你应该‘警苏！”当时毛主席有一段语录：“要警惕躺在你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让我改名叫“邓警苏”。当时“苏”字、“邓”字都简化了。“警”字也简化了，已经改用水井的“井”了。这个笔画倒不多，但是我很不情愿在笔记本上写“邓井苏”。我怕别人说我还“敬苏”，所以有的笔记本上我就只好用“井苏”。这些经历应该说是时代的烙印。
挺进西南
我们进军西南应该是在1949年10月6日。作为二野政治部下属队伍，文工团是要紧随政治部机关行动的。我们先坐闷罐车到郑州，到达郑州时郑州人民举行了一个欢迎解放军的隆重的大会，邓小平讲了话。在南下的途中我记得唯一步行的一段是从河南郑州到湖北黄陂。黄陂是武汉的外围城市，我在那儿学了一口黄陂话。到黄陂举行入城式，我走在腰鼓队伍的前列，锣鼓震天，彩旗飘飘，受到了老乡们的热情欢迎。到了黄陂之后我们就等着进武汉。在武汉，为纪念冼星海去世四周年我们在武汉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一场纪念他的演出。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那儿看过崔巍演出的一部话剧《母亲》。我觉得演的太好了！当时太受教育了！我更加觉得话剧是很直接的、能感染人的一种艺术形式。话剧演员不像影视剧那样，要直接跟观众交流，这就需要演员有功底，要在声音、台词和形象上都具备很高的素质。
我到宜昌的時候重庆已经解放，可以通邮了。当时领导让我给父母写一封信，说我马上要跟他们见面了。我就用军邮给家里头写了信。我当时有点顾虑，因为我出身不好，我怕人家说我划不清界线，当时压力挺大的。
我们是1949年12月31号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岸的，坐的是民生公司一条叫“民协轮”的轮船。从沙市、宜昌溯江而上到的重庆。到重庆以后我们住在求精中学，以课桌为床。当天到了以后指导员就让我回家。指导员叫朱宝玉，一个非常好的老干部，那天晚上他跟我谈话，鼓励我说：“你回家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亲人是尊重的，你绝对不能够像反动宣传那样六亲不认。”他还告诉我，我回去本身就是对党的政策的宣传。朱宝玉指导员跟我讲的这一番话让我非常温暖，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我当时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妈妈抱着我哭。那时候没有罩衣，我只有一身棉袄，衣服都是油光光的，皮带上面一边挂一个喝水的搪瓷杯子，另一边挂一个吃饭的瓷碗。瓷碗还有一个布套，有个勺在里面。我妈一看很心疼。她抱怨道：“一个学历不要不说了，这也太苦了吧。”看到我的衣服那么脏，那么多的油，她又问我：“衣服换了吧？”我说：“发的就这衣服，不要换。”爸爸不准我妈哭，“不要说这些！她很好嘛，你说这些干什么！”总之，我参军我父母非常高兴。虽然他们开始不理解，“叫你去读大学，你为啥子当了一个兵喽？你当兵毕业文凭不要了？”尤其我妈妈：“你没个毕业文凭的嘛，你金女大读得好好的嘛，你参军，将来这个学习就中断了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初登舞台
我的第一部戏叫《群猴》，是解放前就很有名的作家宋之的写的一部讽刺国民党的独幕话剧。他的夫人后来是八一厂的名导演，叫王萍。这部剧是我艺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在里边演一个伪国大代表。开始我一点也不会演。首先我不会穿高跟鞋。穿旗袍又显得很小气。何况还要穿着高跟鞋很妖艳地走路，在台上做各种矫揉造作的动作。全靠丁心、丁亚夫妇教我，所以我一直称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部戏很成功，刘邓首长都看了，赞扬这个戏演得好。有人跟他们介绍我说：“里头演那个国大代表的就是四川妹子哦！”虽然我并没受过他们的接见，但是他们的夸赞传到我的耳朵里头了。
在进军途中，我们还排了《白毛女》这个歌剧。我很想演喜儿，但我是女中音，唱不出喜儿大喊大叫的那种“霎时间，天昏地又暗啊”的感觉。我演的是张二婶儿——一个中年农妇。那时候化妆品很差，都是用锅烟在脸上画几个道道代表皱纹。我照着镜子看，觉得画得好难看，不情愿。后来我想起我妈妈说的话——我妈妈演过汉奸，她常和我说这是艺术需要。领导也跟我做工作，劝我说：“这是革命的需要，要服从革命分配。”鼓励我不论演什么都要演好，还要演得像。既然是人物需要，我就接受了。
战斗文工团
在没调总政以前我已成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个主要演员，演过很多戏，歌剧、话剧、活报剧都演过。举例说，我演过歌剧《鸭绿江边》里面一个母亲。戏里她的大儿子被炸死了，她动员小儿子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部戏我完成得很好。后来又有一部戏《第二次攻击》让我演女主角。这部戏是反映淮海战役的，我在里面演一个女文工团员。我背词儿很快，能马上进入角色。《第二次攻击》的导演严寄洲最赏识我了，他称赞我悟性好。悟性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否则别人跟你说半天，你也不了解这个角色。上台以后，走路不会走，形体也僵硬。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没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是很难到位地体会和把控人物的。
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时候，我还到过云南边疆去体验生活——在中越边界帮助部队剿匪。我和当地的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打成一片，动员他们讲出土匪藏匿的地方。那时候很多国民党的溃兵在中缅、中越边境当土匪。老乡也有家人被挟持去当土匪的。云南边陲的环境太苦，很多老乡是常年不洗头的，头上长了很多虱子。但是你要接近他，你就不能嫌弃他，所以我身上、头上也长虱子。那时我才跟郑洪完婚，他就把我放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我很感谢他。只有到这些地方，群众才信任你，你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后来郑洪根据他边疆剿匪的体验写过一部小戏《水》，我在其中演一个红头瑶的姑娘。因为有生活体验，我演得特别好。
选拔进京
1953年总政文工团为了建团从各军区的文工团拔尖。我们这一批人——有编剧、作曲家、导演，如严寄洲、罗忠贤，还有我爱人郑洪都被调去，让总政定夺留下哪些人。1953年5月我们从重庆坐船到武汉。当时还不知道谁会留下，只说是接受总政的选拔，无论走和留都要正确对待。我被留下是因为我在《第二次攻击》和《水》中的出色表现。郑洪也留了下来，到建立不久的解放军文艺社做戏剧编辑。
我当时刚刚生了我的大女儿郑嘉嘉，那时我们享受供给制，带了保姆随行。我那个四川保姆李婆婆是个小脚，已经48岁了。她跟我说：“我就是想要去看毛主席，我要感谢毛主席”。在北京我们住的院子在西海西河沿，是梁漱溟的邻居。原来的主人可能逃到台湾去了，大院便被军队接收了。李婆婆问我：“好久才让我们见毛主席嘛？”我说毛主席不是那么容易见得到的，慢慢来，会见得到的。
总政文工团
我是1953年调到总政的，到1970年受冲击、被迫害，在总政一共是17年。在总政17年的漫长的生活里，我演了很多戏，受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勉励、关怀，成为了总政话剧团一个非常得力的演员，艺术生涯得到了充分发展。1960年贺龙元帅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归来，我们军队文工团参加了欢迎晚会。那天，聂荣臻元帅（聂帅是江津人，1920年代邓敬苏的伯父邓燮鬯与他一同留法勤工俭学）把我带到周总理身边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又对我说：“你要努力呦！聂力在苏联学习很用功”。从此周总理认识了我，他每次看话剧演出都要问起我。1960年代我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饰演林媛媛，一次周总理和邓大姐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来看我们排练。总理看后与我亲切交谈，并指导我扮演林媛媛这个角色“不要太娇气”。
我还在演出《三八线上》的时候目睹过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风采。我记得他说话细声细气，很像女声，翘着兰花指。他问我：“您这个鼻子是真的吗？”在总政舞台上的优秀表现总结起来和我的知识文化和家族传承的好的作风、好的品质是分不开的。导演知道我有文化底蕴，理解力较强，戏路较宽，所以经常分配我担任重要角色。我自己也勤奋学习，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后来“文革”来了，我和郑洪都受了迫害。我被赶下舞台，离开心爱的舞台，我心里面很茫然，不知道将来会把我分配到哪去。
“文革”磨难
郑洪被迫害致死后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我却一点也不能哭。我的女儿在196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校被下放到山西临沂县插队，当了知青。我则被调到成都军区再行分配，在成都军区五十三陆军医院当宣传干事。因此，那个时候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邓干事”，很亲切。到那不久，组织上又把我借调到四川省展览馆（现在叫四川省科技馆），我在那儿当了三年的指导员。这三年对我帮助太大了。到了地方我不用再因为部队档案里的黑材料受到歧视，我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年轻的、懂业务、有才干的军队指导员。我帮他们组建了一个解说队，培养讲解员。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我怕他们年轻孩子误入歧途，便像部队那样对他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让他们住集体宿舍，每天早上跑步，进行政治教育，给他们做工作等等。所幸的是这批解说员成长得非常好。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对我也感恩，每年我过生日都要让我去参加聚会，给我祝寿。所以我另一个称谓就是“邓指导员”。
“文革”时期我在四川还有个“笔记本背后的故事”。我的一个学生王邵陵一天在送仙桥古玩市场淘到了过去的一些老笔记本。他忽然发现其中一本的署名是“邓井苏”，他想这个“邓井苏”可能就是邓老师。他不知道我改过名。他告诉我儿子郑炼：“我发现有本你妈妈的笔记本在送仙桥的古玩市場，你赶快过来看看，确认下是不是你妈的。”我儿子就去找到了。他们花了两块钱买回来。郑炼是个性情中人，他一看就哭了。他说，在最受磨难的时候妈妈的笔记本上没有一句埋怨的话，都是关心下一代的成长，都写着哪个解说员有什么缺点，哪个要培养他人团，要怎么培养等等。妈妈只有两处记了自己的私事。一处是：“我的女儿在工厂工作，平常很忙，今天终于请假来看了一次妈妈。”就这么简单地一笔带过，没有渲染，也没有显得很兴奋。另一处是一次我到后勤部的政委张涛那里——他是和我一起从总政下来的——请求他帮我转递一份我写的申诉材料。“文革”还在高潮，当时我是诚惶诚恐的。但我坚信郑洪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我说：“张政委，我写了一个申诉，您能帮我转吗？”他答应了我，让我放在他这里，他帮我转上去。这个事情在笔记本上有记载。
战旗话剧团
我是怎么到战旗话剧团的呢？1973年部队有个规定：在外工作的军队人员要归口、归队。我把握了这个机遇。成都军区文化部了解到我是从北京调来的，在北京演出的剧目受到过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才43岁，而且有党籍，有军籍。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就打了一个报告到军区政治部。1973年5月，我归口到了战旗话剧团。
到战旗以后，我分了一间房子，跟两个儿子一起住。那一段生活，我觉得阳光已经重新照到了我身上。我首先在由浩然的作品改编的话剧《艳阳天》里面初试牛刀。我到战旗以后，别人不了解我，他们也有自己的一批老演员。我去了以后就演一个反派——地主婆马凤兰。我说：“管她正派反派，能让我演就不错了。”演出效果很好，观众都说“那个地主婆演得好！”我以后慢慢就演得多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戏路宽。角色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身份，我都拿得下来。新单位对我很夸赞。在北京总政文工团时我原来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演的是林媛媛，是个小姑娘。等到了战旗恢复《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时候我就不能演林媛媛了，因为年纪大了，形体也不行了。为培养后继，我就改为饰演童妈妈。归口以后我在战旗话剧团还演过《张海迪》里面张海迪的母亲，演过藏族的老阿妈，演过《姑娘跟我走》里一个盲人退休干部。我演过方方面面的角色，都还称职。
我到战旗话剧团以后，除了演话剧外，还被四川广播电台请过去演广播剧。如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写的长篇小说《爱与仇》，电台请我每天去半小时，录音播出。这个不能照本宣科，我要先做功课，对今天播的这半小时内容心中有数，再按理解做些改编。所以上去播的时候，我就比较自信和自如了，录音师也比较认可。那个时候电视不太发达，但是听广播的人很多，我收到过很多听众的来信：“听《爱与仇》这个小说的连播是一种享受。知道了很多事情……”虽没有什么报酬，我仍感到这是一种艺术享受。
在战旗我还被借调去演出过一些电视剧。最重要的是一个幼儿电视连续剧《跑跑的天地》。我演跑跑的奶奶。幼儿电视连续剧的金童奖、金鹰奖和飞天奖，这部电视剧都拿了，但是没有奖金和奖品。那个时代根本不讲究这些，有机会出演一个角色就很高兴了。我们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有很严格的组织纪律，通常是由制片方跟话剧团订合同。对我们来说属于工作性质，是不付费的。制片方请你去参演一个什么角色，领导同意，你也适合这个角色，就放你去，不许自己悄悄去走穴赚钱。
舞台余晖
我是1986年离休的，离休以前在战旗话剧团我除了演电影、电视之外还做主持人。离休以后，从1994年到2012年，这18年里我是成都军区老战士艺术团（后改为成都老干部大学艺术团）的主持人。期间我曾经主持过几个重要的文艺晚会：1995年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晚会。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主持了一台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主题的文艺晚会。1997年纪念建军70周年，我又主持了“人民军队忠于党”文艺晚会。所以有人调侃我：“嘿，你每一年都在过生日！你过了一个50岁，过了一个60岁，建军的时候又过了一个70歲。”1998年我主持了一场“二十世纪优秀儿童歌曲演唱会”，回顾20世纪优秀的儿童歌曲。演唱会在工人文化宫体育馆里面举行，有4000人参加。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还主持了多台庆祝晚会，感到很荣幸。我腰不弯，背不驼，耳不聋，还能声情并茂。我觉得这在我这一代人里头真的值得庆幸。
我们老战士演出团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化下乡，送戏到高校。我们到过成都的多所高校去演出——有四川医学院、西南财大、西南交大、电子科大、四川师大等，效果都非常好。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总政文工团创作的《老兵的心声》，向大学生说明我们这些老兵为什么年迈了还不离开舞台，因为我们要传递革命的精神。
两段婚姻
我的第一任丈夫郑洪是广东中山人，1928年生于上海，1941年参加新四军。他勤奋好学，靠自学成长为一位能表演、编剧、导演的优秀艺术家，有多部话剧、电影作品问世。
进军西南的时候，郑洪是二野文工团戏剧队队长。当时我们在排演《白毛女》这部歌剧，他是这个戏的导演。他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追求我的。他负责给我化妆，每次化妆的时间都特别长。当时那些小姑娘很不服气地说：“郑队长，你给邓娃儿化妆怎么化这么久啊？”
父母对我和郑洪的婚姻有过微词。他们和我说：“你是读过大学的，郑洪是个小学生，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们仍参加了我的婚礼。我的结婚纪念日是1951年的2月11号。主婚人是郭民。那天我父母被请到部队。父亲还上台讲了一番话。他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小女敬苏今天和郑洪同志结婚，我来祝贺他们！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了。没有小家就没有大家。”当时我说：“糟了！糟了！他怎么宣传小家庭呢？应该是顾革命的大家嘛”。我当时觉得我爸爸说的不太得当，有羞愧感。婚礼是正月初六，搞了一个会餐，实际上是大家过春节，全团打牙祭，皆大欢喜。当时我妈妈去参观我新房，其实就是宿舍。门口贴了一副喜字对联，两个小单人床并在一起，两床军用被子，没有枕头。我们那个时候枕头是用包袱皮包的自己衣服。那条床单也是组织上送的。她问：“这个就是你们新房啊？”我说是。我妈妈挺心酸的，她说：“这叫啥子新房嘛。”
“文革”时我们家受到了狂风暴雨般冲击。我失去了舞台，郑洪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郑洪被斗是因为江青觉得郑洪是黑笔杆子。1966年江青在上海开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批判了大批艺术作品，不少艺术家因而获罪。江青将郑洪的一部影片《怒潮》污蔑为“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影片”。江青还在八一制片厂的一个会上给他戴了五顶帽子：“郑洪，是叛徒，是一个特务，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的急先锋，是现行反革命。”他写过一部电影《岸边激浪》。这是郑洪到广东去体验生活后写的。江青和专案组的人员认为，如果不是特务，没有特务的经历，怎么能把特务写得那么生动呢？所以那部影片也被她作为郑洪是特务的一个依据。
“反革命”的罪名让郑洪很痛苦。他13岁就参加新四军干革命，到哪儿去当叛徒，当特务呢？郑洪有时候回来会跟我讲：“他们让我承认我是叛徒。我说：‘我没叛变革命啊！他们说，由于我的叛变而使几十个人头落地。哪有这个事儿！”
郑洪是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的，我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开始申诉的，那几顶帽子我都不承认。从1971年到1978年郑洪昭雪，我前后八次进京申诉。1977年话剧《大军西进》去北京演出，当时罗瑞卿大将刚恢复工作，他看完节目后让我去看他。不久他亲自过问郑洪的冤案。1978年9月10号总政治部召开追悼大会为郑洪平反，对郑洪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郑洪的胞兄郑冶。我和郑冶1976年结婚，他是1940年入伍的老新四军，在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当教授。我们的结合是郑家人促成的。那时我在四川单独一人，他也已经结束了他的不幸婚姻。我当时有点犹豫，一则是他远在北京，二是我对他不了解。但是我大女儿郑嘉嘉说了一句话：“伯伯也是一个人，妈妈你不能找别人”。这句话对我很有作用。虽然我觉得跟郑冶之间性格上不是非常了解，但他是一个老同志，又是搞文艺的，比较合适。而且他姐姐很尊重我的想法，她说，阿康（郑冶的小名）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你们两个好好谈谈。他弟弟说的话也很感动人。他说：“嫂子，我希望你永远是我的嫂子”。
艺术人生
舞台、讲台，是我永远的岗位。我的艺术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我参加文新队到在西南军区文工团脱颖而出，是实现自我。第二阶段从1953年调入总政话剧团到1970年受迫害离开，是展现自我。在总政话剧团期间，深受老一代革命前辈的关怀，导演也对我委以重任。我演过不同身份、不同国籍、不同年龄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受到革命前辈和广大指战员的喜爱和欢迎。第三阶段从战旗话剧团到现在，是回归自我。1986年离休前我在战旗话剧团既当演员又当教员，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排练演出和培养后人的工作之中。另外，我在四川师大影视学院教了12年书，也获得了终生艺术成就奖。这些都是我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经历和体验。而且它们离不开家风、家训赋予我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离不开革命前辈、领导和同志对我的教导、关怀；离不开金女大“厚生”精神的熏染和校友们的支持、关爱；也离不开和睦、和谐的家庭氛围。
我很浓缩地概括我的艺术人生。第一，艺术点燃人生，人生丰富艺术。我从小接触了艺术，所以我的人生很丰富多彩。我有从学生到军人的丰富经历，中间也经历过一些磨难，有过曲折坎坷，这些都成为我艺术的源泉，丰富了我的人生。所以说人生丰富了我的艺术，艺术点燃人生。第二，学艺先学做人，这是我跟学生经常讲的。要叫他们首先注意人的品德。人家常说我善良、豁达、热情、宽厚。我的秘诀是粗茶淡饭、开朗乐观、宽以待人、传递温暖。我不会去说三道四，贬谪别人，毕竟人无完人。个人有个人的缺点，我们需要的是慢慢沟通，相互理解。第三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学博为师，德高为范。惟学识渊博之人方能为人师表，仅道德高尚之人才能做人模范。
再一个就是，我看到过巴金的一句话：“要让生命开花。”生命是很有限的，不能让它凋敝，所以我要抓住机遇做一些事情。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我第一时间就到成都台做节目，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另外，我曾经在成都的街口搞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有人劝阻我，认为这有失身份。我说：“挺好的，我就愿意做这个。”难道我就高人一头吗？相反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像这些事情我一定不会推辞，我一定尽心尽力的，怀着激情的，对待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金女大“厚生”精神的体现。
[本文系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口述历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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