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昕

　　1939年8月下旬的夜晚，溽热的夏天开始有了丝丝清凉，延安杨家岭灯火通明。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的许多战友齐聚一堂，把卓琳也找来。大家把两张桌子拼起来，李富春对卓琳说：“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于是，卓琳就和邓小平正式结为了夫妇。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两人同属龙。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卓琳再度回忆起彼时的情景，还会露出少女般的羞涩。

　　“你可以批评，我来改”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出生在云南宣威。父亲浦在廷是民族品牌“宣威火腿”的创始人，曾因追随孙中山北伐而被民国政府授予少将军衔。浦琼英是浦在廷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在家中备受宠爱。优越的家庭环境让她自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1936年，学习成绩优异的浦琼英更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骄傲，她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开创了云南女学生上北大的历史。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卓琳，辗转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以后，来自云南宣威浦家的七小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卓琳的陕北公学学生。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的卓琳，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也正是在保安处工作的日子里，她与邓小平相识了。

　　1939年春，邓小平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经历过两次婚姻，此时孑然一身，战友们很是为他着急，好友周恩来、李富春、邓发等都积极张罗，帮他介绍对象。据蔡畅回忆，邓发带着邓小平四处转一转，看一看，让他熟悉环境。在中央社会部，邓小平遇到了一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她性格热情活泼，谈吐得体，举止大方，在当时的延安，是少数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之一。邓小平对她一见钟情。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就是卓琳。

　　相识之后，邓小平经常去找卓琳，有时候卓琳也去他的窑洞里做客，渐渐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恰好与卓琳关系很好的一位女同志也是邓小平的朋友，他找到这个女同志，托她向卓琳表明自己的心意。

　　但是一开始，卓琳拒绝了。在延安，卓琳是大学生，在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方面都是佼佼者。卓琳觉得工农干部不懂文化，不讲浪漫，和他们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女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妻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丈夫却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

　　邓小平两度托人说媒，都被卓琳拒绝了。但轻言放弃显然不是邓小平的性格，他决定亲自找卓琳谈一谈。邓小平同卓琳谈自己之前的经历，怎么样到法国又到苏联学习，怎么样回来又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还有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的革命经历，把这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都同卓琳讲了。卓琳听后，觉得这个人有知识，也有魄力和魅力，便同意了。卓琳回忆起最初答应邓小平时风趣地说：“我说反正都得结婚，早晚得结婚，我那时候也23岁了，我说算了吧，就凑合吧”。

　　后来，在毛泽东的窑洞前，大家摆两张方桌、几条板凳，拿两个碗，摆点酒菜，为邓小平、卓琳举办了简朴却不失浪漫的婚礼。在当时还有对夫妻孔原和许明结婚，于是四位新人便合拍了一张别具一格的结婚照。1966年春天，邓小平重返延安，还特意去了杨家岭，故地重游。

　　1939年夏末，抗日战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前线战事不断。这对新人甚至来不及在延安多待些日子，婚后第四天，两人就匆匆赶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在延安的夕阳下，在初秋的溽热中，卓琳随着邓小平，一起走上了这条艰辛曲折但充满希望的道路。就这样，两个人从此相依相随，携手前行，一直走了58年的光阴。

　　邓小平一回到太行山便投入到对敌作战中去，而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在那些离别的日子里，年轻的妻子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卓琳向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写封信？邓小平说，我写什么啊？卓琳进一步“点化”：你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说，我以后给你写一个，再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听罢，卓琳只好放弃了追求浪漫的想法。

　　1940年9月，卓琳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工作上的共事更能加深彼此的沟通和了解。革命时期的爱情总是格外诚挚热切，据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候卓琳洗头，邓小平就拿着茶缸子，舀着热水帮忙冲洗头发。在难得的相聚中，邓小平尽己所能地展现一名丈夫对妻子的疼爱。

　　日军频繁扫荡，大部队常常要临时转移。出于战事需要，每当大部队转移之时，女同志不得不就地隐蔽，卓琳也不例外。分离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她们常常被安置到山里的一个石崖旁边，不能点火，不能做饭。石崖附近有泉水滴落，一天能接满一茶缸水。她们一人喝两口水，啃点干粮。卓琳自小被视为家里的掌上明珠，但她深深地理解着丈夫，丝毫没有骄纵之气。她跟随着邓小平一路奔波，无怨无悔，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里，在艰苦的岁月里默默支持着抗战工作。

　　邓小平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不仅自我要求严格，也同样严格要求卓琳。他们的小女儿邓榕曾回忆说：“我爸爸很照顾我妈妈，在平常的生活中间。但是他对我妈妈的要求也非常严，我爸爸从来不公事私议，他不把他工作上的事情对我妈妈讲，他也不把个人的经历像炫耀一样的跟我妈妈讲”。

　　在动荡的岁月中，邓小平和卓琳不仅要共同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还要经历性格的磨合。卓琳聪慧活泼、爱说爱笑，邓小平个性沉稳、沉默寡言。但性格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两人相处的障碍。卓琳曾对邓小平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可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說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一个积极主动，一个善于纳谏，性格迥异的两人构筑起一个美满的家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刘邓司令部终于走出大山迁往河北武安县。邓小平夫妇也终于可以接回一直寄养在别处的三个儿女。这时长女邓林已经4岁，长子邓朴方不满两岁，次女邓楠刚出生两个月。武安团聚是这一家五口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砍头也要跟着你”

　　1946年，内战硝烟再起。重上战场的邓小平考虑到妻儿的安全，准备把家属留在后方。卓琳据理力争：“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从此，无论是祸是福，邓小平和卓琳共沐风雨，再未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伟业初创，百废待兴，邓小平更加忙碌了。然而，干部都要下乡工作，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凸显了出来。

　　解放初期，敌特势力尚未肃清，各地常出现破坏活动，干部们的孩子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去普通的学校上学又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卓琳毛遂自荐，建议成立重庆曾家岩人民小学，她来当校长，招收二野军人、干部子弟，这就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卓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创办中。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由卓琳负责，同时还负责语文、数学等课程的教学。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孩子们进了学校以后，野性难收，很调皮，上课坐不住。卓琳就首先拿自己家的孩子，最淘气的孩子王邓朴方“开刀”。邓朴方此时只有8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到了午休时间，邓朴方偏偏不睡午觉，引得其他孩子也不好好睡觉。卓琳就结结实实教训了邓朴方一番，大女儿邓林回忆说：我妈妈不许他说话，动作也挺野蛮的，把我哥哥按到墙上，捂着他的嘴。大家一看邓朴方都被这么“整”，所有的孩子也就老老实实的了。许多年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还挂念着老校长卓琳。邓林回忆说：“我妈还在的时候，那些孩子们都已经是老头、老太太了，还来看我妈”。

　　那一段时间，卓琳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她也很欣慰，小学办得越来越好。邓小平对卓琳的工作自然非常支持。邓小平同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的领导特意到人民小学视察，看望这些孩子，和他们合影留念。

　　细心的卓琳也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独自承担起家务，使邓小平能够安心工作，不为家庭所牵累。邓小平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很重视，然而繁忙的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家里子女教育的问题全部都交给卓琳，子女的生活、上学都由卓琳一一处理好。卓琳也没有让邓小平失望，他们的五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学有所成，还养成了优秀的品质。邓朴方回忆往事，曾不无自豪的说：“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里没脏字，一辈子嘴里就没出过脏字。我以前没发现这一问题，是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说朴方我发现跟你相处这么多年，就没听说过你嘴里有脏字。我说是吗，有这事吗？我说我嘴里或许也有脏字，你可能没听见吧。他说确实没听见。后来我仔细一想，哪儿来的？就是父母嘴里从来没出过脏字，他们就是这么一对夫妇，一个普通的家庭，这也应该算成功吧”。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奉命前往北京报到，卓琳带着孩子们也一起来到了北京。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十年，是邓小平最为忙碌的日子。卓琳对自己的定位也愈加清晰。邓小平考虑到卓琳出去工作会有诸多不便，就和卓琳商量，不要出去工作了，就在家里帮他管管文件。卓琳为人随和，不爱出风头，也不爱出去张扬，此后就一直在家里帮邓小平处理文件，默默承担起秘书的工作。

　　从1940年在一二九师师部的秘书科工作，到1943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工作，再到1952年正式担任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在丈夫日夜为国家操劳的时候，出身名门、颇具才情的卓琳心甘情愿地做着最基本最琐屑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分管“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央领导人中数邓小平的文件最多。他看完的文件需要存档的，卓琳就负责一件件登记，再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给自己的丈夫做秘书，经常忙碌到深夜，工作辛苦，没名没利，但卓琳依然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几年。如今，卓琳上交的邓小平批阅过的文件大多还保留在有关的档案部门。

　　卓琳早起晚睡，在工作上协助邓小平处理国家事务，在生活上操持着家里的生计，使得邓小平可以全身心的做好工作。解放后，邓小平夫妇又添了三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夫妇二人还照顾着许多亲朋好友以及革命烈士的后代，一大家子人每天热热闹闹。邓小平本不太多的工资就更显得捉襟见肘，每天的柴米油盐颇让卓琳伤脑筋。邓小平喜欢喝茶，每年春天龙井新茶下来以后，卓琳就要斗争一番，精打细算。最后给丈夫买两斤龙井茶，上午泡一杯，下午泡一杯。邓小平上午喝完的茶根，卓琳接着喝，从来不泡新茶。

　　邓家的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充实地延续着，然而，一场避无可避的动乱还是打乱了它的节奏。

　　“我是了解老爷子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次被打倒。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邓小平被软禁在中南海住处含秀轩，陪伴在邓小平身边的，除了“老祖”夏伯根（邓小平继母，邓家孩子们称其“老祖”），只有卓琳。

　　在艰难的岁月中，两人相依为命，忍受着骨肉分离带来的苦痛。有一次，卓琳看邓小平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邓小平心疼卓琳：“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卓琳回答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卓琳的回答，无奈而辛酸。

　　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那段时间，不断有人劝卓琳跟邓小平划清界线。然而，面对着严峻的政治环境，卓琳始终和邓小平站在一起。

　　终其一生，卓琳都坚信邓小平是高尚和正直的，她多次表示，“我是了解老爷子的，他可是从来没犯过路线错误的，不管他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跟定他了”。“文革”以后，當有亲戚朋友问到卓琳“文革”时期对邓小平的看法，她说：“那时我相信邓小平没有错。如果说邓小平在平时的工作中有没有失误？那可能是有的，但那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一辈子在工作中都没有失误，那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1969年，邓小平接到通知，下放江西劳动。夫妻二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和“老祖”夏伯根一起，来到了江西省新建县。那一年，邓小平65岁，卓琳53岁。

　　邓小平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有“三落三起”，其中有“两落”就是在江西发生的。在第一次被打倒的时候，当时的妻子离开了邓小平。而这一次，卓琳坚定地陪伴在邓小平身边，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政治的失意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摧毁邓小平坚强不屈的意志，反而使得邓小平和卓琳之间的感情在患难之中历经磨砺，愈显光芒。女儿邓榕深情地回忆说：“由于我母亲陪伴在身边，我父亲在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这对我父亲顺利度過‘文化大革命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邓小平此时已年过六旬，却是三人当中“最结实”的劳动力。在那个动荡的时期，邓小平承担起了作为丈夫的责任，细心地照顾着妻子，如同两人刚刚结识那般，亲密、温暖。卓琳身体不好，有高血压，上楼的时候有点费劲，每每此时，卓琳就会轻声叫一句：“老兄，拉我一把。”于是，邓小平拉着卓琳的手，两个人一步一步踏上楼梯。被子、被套、床单、工作服，邓小平主动去洗，洗完了以后，从冰冷的水里面提起来，老两口一边一个绞干。邓小平的羊毛衫已经穿了20多年，袖子上破了个洞，卓琳就找了颜色相近的一些毛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岁月艰难，夫妻间的情意就更为真切，更为珍贵。妻子陪伴的温暖，也使得邓小平在政治的风云激荡、命运的起伏波折中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境，从容应对。

　　1970年1月，邓小平和卓琳被停发工资，改为发少量生活费。由于儿女的陆续到来，这微薄的生活费对于一大家子的生活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邓小平和卓琳不得不在已经紧缩的生活开销上更加节省。为了改善生活，老两口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菜地，认真耕种、施肥。收获的时候，菜地里长出好多丝瓜、西红柿、辣椒，郁郁葱葱，成果甚丰。

　　夫妇俩上午步行半小时到厂上班，中午一同回家吃饭，下午一起看书学习，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两位老人互相帮扶，相互照顾，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在漫长等待的日子里，时间走过了一年又一年。1973年邓小平回到了北京，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正当邓小平准备施展拳脚、大干一番之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卓琳陪着邓小平搬进北京东交民巷17号，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这时候，卓琳得了角膜溃疡，看不见东西，医生说必须要去住院治疗，否则就会有失明的危险，二人不得已分开，卓琳住到了301医院。

　　这是“文革”中间唯一一次他们俩分开。这个时候，正是中国政治最敏感最脆弱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卓琳最牵挂的，还是邓小平。住院期间，卓琳听说毛主席健康状况不好，立刻意识到需要把这个消息告知自己的丈夫。卓琳写了一个条子，说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趁着邓小平的警卫员到医院拿药的机会，把纸条传递到丈夫的手中。邓小平看到这个条子以后，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政坛上将有大事发生，虽然他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他把卓琳的这个口信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子女，跟家人团聚。重病中的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允许他回到了家中。邓小平立即写信给卓琳，透露了这个好消息。而这张满怀关切的纸条，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写给妻子的信：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

　　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

　　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能够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卓琳在医院治疗眼睛50天，稍有好转，她便再也住不下去了。她急着回去，坚决要求出院，回到邓小平身边。看到邓小平一切照旧，卓琳那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977年，历经三次政治磨难的邓小平再一次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此后的20年里，邓小平领导中国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辉煌。妻子卓琳陪伴邓小平见证了这一切，她比别人更清楚这一切多么来之不易。

　　“老爷子，给你撒花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一家搬到了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院子里有两棵松树，枝叶交织，难分彼此。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相伴，又因两人同属龙，这两棵树便被命名为“双龙树”。

　　解放初期，卓琳曾风趣地对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琳说，自己“把这个家管好，支持他的工作，一直把他送到八宝山，我的工作就完成了”。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像几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在感情上依恋着卓琳。晚年的邓小平患上了帕金森症，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受到影响。有一次，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忽然叫卓琳，家人赶快把卓琳找来，此时的邓小平表达有些困难，不能说太多的话，他紧紧握着卓琳的手不放，一起坐了很长时间。妻子的陪伴，是帮助他战胜病痛的一剂良药。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告别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告别了相濡以沫58年的妻子。卓琳带着孩子们守候在邓小平的身旁，陪他走完了最后的这一段人生路。

　　12天后，卓琳手捧着邓小平的骨灰和鲜花，遵照丈夫的遗愿，登上了飞向大海的飞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泣不成声

　　在子女们回忆起邓小平和卓琳两人相濡以沫58年的人生经历时，邓朴方满含深情的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老人家对老太太说‘我爱你，从来没听说过。但是你看，老爷子出去的时候，老太太总是跟在边上。老爷子他那个感觉特别好。老婆孩子，子孙绕膝，他喜欢这种家庭的气氛。他对老太太是尊重的”。

　　邓小平去世之后，家人能够比较清晰地感觉到卓琳的变化，她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忽然不在身边了，那种失落感，任何人都很难适应。

　　每到邓小平去世的纪念日，家人总会预先买些花辦，卓琳在院子里边走边撒，“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仿佛丈夫还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圈圈地散步。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除了少许重要活动，卓琳很少离开她和鄧小平共同生活了整整20年的这个院子。在这方隔绝了尘世的喧嚣与浮躁的院落里，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最后的美好时光，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见证着二人携手相伴的朴素与温情。卓琳常常坐在院内的树荫下，回忆起她和邓小平相遇的那个夏天，几十年前的相遇相识如同刚刚发生一般，那个改变她一生的夏天似乎很遥远又近在眼前。庭院里常常洒满了耀眼的阳光，邓小平的音容笑貌在浓郁的芬芳中似乎再次清晰起来，继而渐行渐远，直到他矫健的身影消失在海天之际。这一次，他不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总指挥，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他仅仅是一位丈夫，卓琳最亲密的爱人——“老爷子”。

　　按照邓小平的心愿，他的稿费，捐赠给教育和科技事业；他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他的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病人；他的骨灰，撒入大海。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所挚爱的祖国和人民，留给亲人的，唯有满院子无处不在的记忆。在院子里撒满鲜花的小路上，邓小平的足迹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湮灭，他仿佛还在一圈一圈地走着、思考着。卓琳一声声老爷子的呼唤，感人至深，直到2009年的盛夏。

　　2009年7月29日，那年的夏天就像70年前一样的炎热。卓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和丈夫一样，卓琳把自己的遗体和角膜捐献出来，骨灰撒向大海。这一年，卓琳93岁，邓小平也永远的停留在93岁。此刻，米粮库胡同那方普通的院子里，那两棵相依并立的松树，仿佛还在凝望一对老人携手漫步的身影。

　　平凡至伟，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颁奖词对她的一生做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中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向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在卓琳胞姐浦代英回忆录《无悔的岁月》中，曾经记录了卓琳生前的这样一段对话：

　　外甥女刘京华有一次问卓琳：“大毛孃，姨爹的功劳应该有你的一份吧？”卓琳想想说：“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起码我是努了力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