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卫

　　《伪装者》明楼原型：世上罕见的五重间谍

　　●小卫

　　

从文化圈进入情报圈

热门电视剧《伪装者》中男主角的哥哥明楼是汪伪政府要员，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一员，多重身份并于一身，堪称传奇。明楼有没有历史原型？有！他的原型就是传奇特工——袁殊！

　　在间谍圈里，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都颇为常见，但像袁殊这样同时为五家客户做事的间谍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独一份了。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县。因家境困难，跟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大革命期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远赴日本留学。

　　回国后，袁殊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委。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汉年的通知，来到位于上海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未与他有过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殊父亲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指导袁殊写个人简历。袁殊的简历中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袁殊表哥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世纪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都对他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成为了三重间谍。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批准的。

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由于各方的大力营救，当局最终对他从轻发落。翌年5月，袁殊出狱后赴日本学习。

　　1937年春，袁殊回到上海。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此时，由于淞沪战争爆发，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到他那里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两人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西进，12月13日攻入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首领是“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

　　1938年夏，袁殊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他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在军统骨干会议上训话时，戴笠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制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话锋一转，他又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又布置了他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告诉他自己不久也将去上海。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袁殊再一次化险为夷。

忍辱负重，获取敌情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中共中央社会部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契机，运筹帷幄，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他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成立亲日的“兴亚建国运动”组织，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出面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潘汉年耐心细致地向他讲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存在就是发展”的道理。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担起万斤重载，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袁殊在宝山路938号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兴建”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化名恽介生）、鲁风（化名刘祖澄）、秘书周静（化名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化名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自己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才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和戴笠沟通，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的作为正中其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虽然袁殊以公开的“汉奸”身份加入“岩井公馆”，但岩井英一对袁殊到底还是存有戒心：他暗中派人监视袁殊的一举一动。袁殊外出时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殊就和恽逸群常到福州路“红灯区”去，在酒桌上讨论工作。特务们见他们两人常往这种地方跑，觉得他们生活糜烂，不会有什么反日的想法。岩井英一听后终于打消了顾虑。

　　“岩井公馆”设有多个秘密电台。袁殊等人主持“岩井公馆”后，定时将跟延安、重庆有关的情报抄送给上级党组织。在上海沦陷期间，延安党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电波联系也因此从未中断过。通过这部电台，他们向延安发送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而这些情报为抗战和保护我党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日本宪兵突然逮捕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将她押送到了汪伪“76号”特务机关。袁殊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斡旋，在多方努力下，最后由内山书店顺利将其保释出狱。此外，袁殊还先后掩护过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

冤枉入狱，终获平反

抗战胜利后，戴笠准备提拔袁殊，对他委以重任。但袁殊根据组织指示已经秘密撤离了。他遣散了“岩井公馆”的人员，将机构留下的大量财产集中起来，送到西藏路的一家银行。几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将这些财物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袁殊随后将敌伪留下的枪械、弹药装了几只木船，驶向苏北解放区。戴笠此时才意识到他是中共人员，但下令通缉时已经晚了。

　　袁殊抵达解放区后，中共华东局的重要领导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方因素，让袁殊暂时改名为“曾达斋”，重新登记入党。袁殊后来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的人员，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的工作。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受到株连，蒙冤入狱。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0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得以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了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单位领导专门派人给他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