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振兴实业的呼声越来越高。1919年，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了《实业计划》，以呼吁“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实业计划》即“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全文共6篇。第一计划：开发北部资源，以北方大港为中心，造西北铁路系统；第二计划：开发中部资源，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长江水道；第三计划：开发南部资源，以南方大港（广州）为中心，造西南铁路系统；第四计划：铁路建设计划，造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等五大铁路系统；第五计划：发展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工业计划；第六计划：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计划。

　　引 子

　　1911年，中国大革命。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响之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浑然不知情，他正在为屡败屡战的国内革命点点星火演讲筹款。这一站是丹佛市，这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办布朗宫殿酒店328房间的入住手续。

　　武昌起义出乎他的意料，孙中山一直奉行“边地革命”策略，主张在广东等边陲地区给清政府致命一击，但是屡败屡战，并未悔改。

　　1909年，孙武回鄂组织湖北共进会。在湖北，孙武屡屡被人误以为是孙文（孙中山，名文）的弟弟，湖北新军大批士兵慕名秘密加入共进会。殊不知，孙中山对孙武不仅无兄弟观感，还视其为异己。孙中山归国后，上海革命党人组建临时政府，不仅孙武未进入权力核心，9个总长中无一武昌首义参加者，9个次长中虽有5个湖北人，但均未参加武昌起义。孙武，黄兴斥之为“态度殊惹人厌”，这位辛亥革命元勋谋陆军次长未得，1912年初被逼登报养病，从此作方外游，受比丘戒，对政治意兴萧索。

　　如果不是武昌城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谣言满天飞，辛亥革命的首义日期或是10月6日了。此后，武昌城里风声鹤唳，新军营里提前一天过中秋节，起义计划搁浅。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临窗用洗脸盆检验炸药的效果。刘公胞弟刘同的香烟灰落在炸药上，孙武的面部和右手被烧重伤。刘同和刘公妻子被俄巡捕抓走。

　　一缕香烟灰引发的宝善里爆炸使得起义不得不发。10月10日，工程第八营士兵首先发难，其他部队随之跟进。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

　　起义爆发时，黄兴在香港，谭人凤因病住院，宋教仁因误听“湖北不能发难”传言而迟疑去鄂。

　　由于这些革命要人的缺席，后来研究者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仓皇的革命”。其实，文学社和共进会及其前身振武学社、群学社、日知会为革命准备长达4年之久。与文学一点不沾边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奉行革命共进退的共进会联合成立起义领导机关，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令人吊诡的是，起义爆发时，孙武、蒋翊武、刘公也都不在武昌。

　　群龙无首，黎元洪上位。这位亲手杀害革命士兵的反革命者，在革命士兵拿枪相逼的情况下，也拒绝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然而，一则《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出现在武昌街头，“黎都督”的名声不胫而走。黎元洪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软硬兼施下被迫就任，尽管他一度想自杀殉清。

　　这时，日历翻到了1911年10月12日。

　　这一天，孙中山仍然像往常一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为革命筹款。当地报纸一则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让他既高兴又意外。

　　这个并没有受到他遥控指挥和经济资助的起义，让他并不急于回国。而此刻，国内正需要他这样一位职业革命家和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和凝聚人心。孙中山自1885年中法战败那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历经9次重大起义失败，他本拟立即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但是，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后认为“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然后才回国。

　　此后，孙中山分别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并想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均未获成功。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美国访问英国、法国，同时向四国银行团筹款，也未有斩获。此时，国内南北议和已开，盼归呼声日隆，而他筹款失败再无理由滞留国外了。

　　11月24日，孙中山只好从马赛启程回国，12月21日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从广州去迎接，胡汉民劝其在广东整兵再行北伐之事。孙中山不以为然，决定北上上海，以早日建立革命政府。

　　缺钱的孙文

　　此时的上海，对孙中山的到来一片期盼，“革命家之泰斗”、“中国之福星”、“中国之救世主”来了（参见1911年12月25日《民立报》）。

　　民众对这位革命家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当时，上海盛传孙中山携有巨款回国，革命军饷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实际上，直至孙中山去世，捉襟见肘的军饷和难以为继的政府经费，都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这位革命领袖。

　　孙中山甫抵上海，中外报馆的记者纷纷询问巨款数目。他沉思片刻，说：“余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点，孙中山乘专车离开上海赴任，专车经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雷动。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就任的前夕，他向来寓所拜访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宫崎寅藏很为难：“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若干年后，宫崎寅藏依然记得孙中山的无奈。

　　3个月后，孙中山一语成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筹建政府过程中，财政总长人选原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不料，这位精明的理财专家婉拒，并替临时政府财政做了下预算，估计每年财政缺口8000万两白银。

　　最后，财政总长改任陈锦涛，一位耶鲁大学博士，与西方财经界有着良好关系的前清货币改革主持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称赞陈锦涛是“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致达狄布拉姆函》，见【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24页）。

　　在各省自顾不暇难以对中央施以援手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靠借款度日，陈锦涛也是无计可施。南京城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版，第535页）。

　　胡汉民曾回忆，一次安徽军情告急索粮饷，孙中山批拨20万元，胡汉民持手批去财政部，发现国库只有银元10枚。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送上辞职书，结束了他45天的临时大总统任期；而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内，财政赤字达163万元。一些在南京的英国人认为：“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款项问题……由于缺乏现款，无论在这个首都或各省，使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改组不能获得任何进展。”（《赫德爵士的备忘录》，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版，第466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认为：“财政匮乏成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缺钱的日子总是困扰着孙中山，从流亡海外向华侨向浪人向洋人募款，到创设民国向外国外资外行借款，或图回报或被搪塞或被欺瞒，孙中山一直靠革命意志坚持了下来。日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告诫国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

　　孙中山早就想一实现共和就通过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来缓解中国孱弱的经济，继而获利，以缓解财政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特设实业部，受大总统管辖，并要求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同时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南京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上海的中华工学会、中华民国商学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等相继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风潮渐起。

　　实业部制定商业注册章程，颁行全国，鼓励各类商业公司自由注册营业。在此基础上，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创办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如煤矿、铁路、航运、机械制造及各类工厂、公司。

　　虽然南京临时政府苦心经营，但是兴办实业并非一日之功，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实业部被取消，分拆为农林、工商两部。但是，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梦想并没有停止。

　　实业计划

　　拥有海外背景的孙中山对大机器工业的力量感同身受，有着强烈而急切的好感。

　　还在1894年，这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完败，让时年29岁的孙中山既屈辱又震惊，他作《上李傅相书》提出：“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随后，他求见李鸿章被拒，失望之余，11月24日转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创建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任。

　　18年后的1912年，孙中山还没来得及借重实业部开始一番规划，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是他仍充满自信地认为：“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因此，孙中山很快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主义”实业计划。

　　他的实业目标就在那里：工厂遍地、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高楼林立、火车轮船穿梭于原野江海。

　　这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革命家孙中山兴奋不已，以前当临时大总统太忙了，如今辞职，有时间了，他自请出任铁路督办，他要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身体力行。

　　在走投无路让位袁世凯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国巡回演讲，宣传他伟大的建设计划。他奔走10余省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工厂、港口还是铁路线，都留下了他调查访问和视察参观的足迹。

　　这个长期流亡海外，被人称为“夏威夷华人”的革命元勋，从来没有也不能有过如此靠近他的祖国和民众。在大江南北，他通过演说鼓吹“以实业与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一些国人汹涌而来。

　　在武昌，面对露天会场的人潮，孙中山看着不远处的滚滚长江，提出修建长江大桥和挖掘长江隧道的设想，并提出要在长江上游修建一座世界最大最高的水坝。

　　话音一落，“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武昌城。

　　习以为常的欢呼声不足以引起孙中山的兴奋。他最在乎的是在中国土地上修建铁路的设想。袁世凯给予的“全国铁路督办”空衔，他之所以欣然接受，是因为他想以10年之期，修建10万至20万英里铁路。他查阅铁路工程资料，拟设建设机构，考察既有铁路沿线，并亲绘铁路建设草图。

　　然而，铁路建设的梦想还未及施展就被政治的漩涡打得七零八落。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遁走日本。此后发动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继而南北军阀相继背离，孙中山深受打击。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孑然一身离粤转沪。

　　6年辗转，孙中山又回到了起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他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显然，铁路计划无从实施，他本人尚立足未稳，又何以安下一根根牢固的枕木呢？

　　在上海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一方面与粤、闽、川等地国民党人函电往来，一方面反思过去、规划未来。

　　在上海一年后的1919年5月，所著《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付梓；同月发表《护法宣言》，并在10月10日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1年，55岁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广州再立政权。10月10日，《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付梓。

　　其实，他的《实业计划》早在1919 年2月就已经完稿，最初用英文写就，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发表在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上，后由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林云陔等译成中文。

　　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建国方略》，系《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书的合称。它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

　　其中，《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联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

　　由于“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亦无发达”，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生产钢铁、石油、水泥等各种“工业之粮”成为当世之急。孙中山尤为重视钢铁工业，他指出：今日之钢铁世界，欲立国于地球之上，非讲求制造不可，在全国钢铁储量较丰富的海南、四川、云南等省开办工厂，对于已建厂的河北、山西、湖北、辽宁等地，加大钢铁工业投资。

　　这些还不是这个庞大计划的全部。

　　对于农业，要广泛采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发展农业为主，安排农、林、牧业，移民垦荒，建设边疆。

　　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使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做到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外销出口。

　　《实业计划》的主体部分是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碎石路和华北、华东、华南三大港口等10个大的项目。他对三大港口的选址不惜笔墨，其中南方大港可选定在广州，东方大港可选杭州湾或改造上海港，北方大港选址在天津塘沽以东滦河口附近。

　　在民国初期，上海港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港口。早在1870 年代，上海港便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逐渐形成了近代工业聚集区。上世纪初，黄浦河道局对吴淞口和黄浦江的局部河段进行了整治和疏浚，万吨级船舶可以乘潮进入黄浦江。

　　但是，孙中山认为，上海现在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商港，但是长此不变不足以适应将来世界商港的竞争。于是，他综合外国商人发起在上海建设世界级商港运动的诉求，提出如果在上海港原址改造需要“费去洋银一万万元以上”。同时，上海作为东方世界级的大港并不是理想的位置，“此种商港最良之位置，当在杭州湾”。

　　孙中山的顾虑不无道理，“扬子江之沙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异常”，未来必是“殭死之港”，因而，上海港必须要解决泥沙问题才能谈得上成为世界商港。孙中山决定未雨绸缪，在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上海港作为辅港。

　　此后的事实表明，上海港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1930年代，上海港成为远东航运中心，年货物吞吐量一度高达1400万吨；船舶进口吨位居世界第七位，上海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港口城市。2010年，上海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创下世界货物吞吐量最大港口世界纪录。

　　同样是在上海。

　　孙中山或是最早提出开发浦东的倡导者，他建议在浦东开发房地产：“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埔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他的用意很明显，这是给上海港这个“垂死之港”新造出有价值的土地，延续发展潜力。

　　同时，实业计划也涉及住房等民生问题，规划“每年建屋一百万间”，“为人民预备廉价居室”。城市每家都要用上煤气、电灯，“无论城乡各家，皆宜有电话”。

　　“中国四万万人中，贫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而中国上等社会之居室，乃有类于庙宇。”孙中山非常担忧在住宅方面出现贫富分化，所以“为居室工业计划，必须谋及全中国之居室”。

　　在孙中山看来，住宅是文明的象征之一，民众由住房里得到的幸福感，比起吃饭穿衣要多得多。他深信，所有的工业生产中几乎超半数都是围绕着住房做配套供应的。因而房地产业其实是《实业计划》中最大的产业，也被认为是最有利益的产业之一。但是孙中山的目的不是大赚购房者的财富，而是“为群众预备廉价居屋”。特别是那些商业城市、重要港口城市的房子，“今需万元者，可以千元以下得之”。为了保证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利可图，他计划从建筑材料的生产、运输、分配以及家具的配备环节降低成本。

　　住房计划并没有把农村户籍人口撇除在外，当然当时还没有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所以孙中山的筹划中有城市必有农村，并无偏颇。因而，中国的住房需求是4亿人，即当时的总人口概数。在未来50年，他认为要新增居室5000万套，每年盖房子100万间，这样才能满足所需。

　　他把在城市中建设的房屋分为两类：一是一家同居室，二是多家同居室。前者分为八房间、十房间、十二房间；后者分为十家、百家、千家同居，每家有4至6个房间。乡村的住房，要考虑农民的生产需要，要附建谷仓等。

　　“一切的居室设计，皆务使居人得其安适”，所以，中国所有的居室都需要改造，包括一切的家具都要用新式家具，食堂、书房、客厅、卧室、厨房、浴室的用具都需要制造，这又是个巨大的产业。

　　同时，家庭用水、电灯、燃气、电话都需要配备。当时，除了通商口岸的城市之外，中国的城市都没有自来水，即便是通商口岸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许多大城市都是饮用河水、江水，而江河之水又是污水的排放处，饮用水其实非常不卫生。所以，设立“供给自来水之工场”成为当然而急切的选择。同时，孙中山还要建设“制造机器发光工场”，来为大城市供电；“设立制造电话器具工场”，让城乡居民家家有电话；“设立电工场、煤气工场、蒸汽工场”为城市供暖，因为中国的乡村每年耗费十分之一的人工去采柴，而城市居民要花去生活费的十分之二买柴。他建议在农村以煤炭代替木草，城市用煤气或电力。

　　在实业开发的途径上，孙中山“兵分两路”，公私并重：即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意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他主张为私营企业发展让路，“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除”，各级各种官僚的吃拿卡要等行为也要破除禁止。

　　超前的规划

　　庞大的计划，在10年之内完成，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孙中山1912年武昌演讲时发出的连接武汉三镇构想，10年之后依然出现在《实业计划》里，即将武昌、汉口、汉阳连成一个城市，在汉水入江口建长江大桥或修隧道。直至1957年，在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之间才建成大桥。

　　武昌演讲里提出在长江上游建坝蓄水主张同样出现在《实业计划》里，这是与整治内河商埠联系在一起的，“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三峡大坝工程的难度之高，也没有想到下游移民尚需大量的费用；他更没有想到，一个大坝工程要延至1994年12月14日才动工修建，并在近12年后的2006年5月20日才全线建成，而主体建筑物工程和导流工程总投资达954.6亿元人民币。

　　他整治河流的设想着眼点在于发展内河航运，使铁路、公路、内河、港口成为贯通一气的交通网络，以达到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激活经济发展的物流脉络。

　　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而建设铁路是发展实业的首位。孙中山10万英里铁路规划为五大系统，分别为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共有106条线路，总长77850英里（约48300公里）组成。

　　通过中央、东北、东南、西北、高原等铁路系统，分布于东、南、西、北四角为横向辐射布局，并与邻国铁路接轨，从而形成一个内连全国，外通全球的流通网络。

　　以西北铁路系统、高原和西南铁路计划为例，他们涵盖中国西部地区，由此也可管窥铁路计划的庞大和繁琐。

　　西北铁路系统始于北方大港，经过蒙古，抵达新疆，支线抵达伊犁、喀什及和田，内有环塔里木盆地铁路。

　　西北铁路系统今又如何？

　　在《实业计划》中，外蒙古尚在规划版图内，所以西北铁路系统几乎一半铁路轨道铺设在蒙古境内。而现在，外蒙古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的铁路建设已与中国无关。

　　在西北铁路计划实施中，孙中山借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经验，要同步向蒙古和新疆地区移民，由国家提供房子、资本、种子和用具给移民，移民可以现款或分期偿还。孙中山计划在10年之内，从“人满之省”向西北移民1000万人。其中，部队可裁兵100万人充实移民队伍。

　　西南铁路系统提议以南方大港广州为起点，建设广州重庆线，经由湖南、贵州；广州成都线，经由桂林、泸州；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至缅甸边界为止；广州思茅线；广州钦州线，至安南（越南）东兴为止。

　　高原铁路系统则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设想。这一系统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等16条线路。这是孙中山铁路计划最后一部分，“其工程极为繁杂，其费用亦甚巨大，而以之比较其他在中国之一切铁路事业，其报酬亦为至微”。所以，孙中山建议，当其它部分的铁路建设目标没有完成前，这部分铁路不要修建。实际上，即便资金充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一全长1.1万英里的高原铁路系统，也是不可能建成的。

　　今天，孙中山的设想部分转为现实，经西宁的青藏铁路已于2006年8月建成通车。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青藏铁路建成以后还将以拉萨火车站为中心向外辐射，兴建3条客货两用的支线。这3条铁路分别是：拉萨至林芝（即拉林铁路）、拉萨至日喀则（即拉日铁路）、日喀则至亚东（即日亚铁路），建成后青藏铁路将和这3条支线形成一个大大的丫字形，总长度将达到2000多公里。

　　在《实业计划》问世100年后的2020年，这3条铁路或将完工，孙中山的高原铁路梦想又实现了一部分，但这也只是其庞大实业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稍加留意的话，读者就会发现，孙中山规划的铁路多以港口为汇合点。这些铁路的起点站多设在北方的天津、东方的上海、南方的广州，形成枢纽站；其余如丹东、大连、葫芦岛、秦皇岛、烟台、青岛、石臼港、连云港、宁波、福州、厦门、深圳、湛江、三亚市等。再由三大港，东向太平洋，通过海洋与世界相通，并直贯东西，旁及南北，面向北、西、南三面，通过陆路与亚欧非各国相连。不过，与南京周边如织的铁路网络相比，孙中山只规划了一条西去的铁路经过北平。而现在，北京则处于全国铁路交通的轴心地位，首都的政治优势，让一个城市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

　　孙中山以铁路联络海港，并与河运、公路配套，通过“铁水联运”，实现商品的南北东西转运和外贸运输，具有战略眼光。随着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发展轨迹中。

　　对于吞吐货物的海港建设，孙中山计划在“北起于高丽（朝鲜）界之安东，南止于近越南界之钦州”的中国全海岸线上，每百英里建设一个港口，一共31个港口。除了三大港之外，建设4个二等海港、9个三等海港和15个渔业港。

　　时人不解，何必要如此多的海港和渔业港。 孙中山解释说：“中国一国之大与欧洲等，其人较欧洲多。”而欧洲的海港比中国要多很多。同样，美国西海岸的港口密度，“已数倍于吾计划中所举之数”。31个港口只是满足于工业发展的基本需要，迫于实力只好选择“自始有利可图者”，这也是坚守制定《实业计划》的初衷“必选有利之途”的原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