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领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冲破“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坚决拨正“文化大革命”破坏之乱，使各方面工作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人心大快，奋起揭批“四人帮”，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坚持错误立场，继续执行“左”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而散布“安徽特殊”、“局势稳定”、“一贯正确”等论调，捂盖子、压群众，甚至将广大干部、群众提出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要求，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一系列的错误做法，使得全省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再受到阻挠和干扰，全省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一再受到压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一状况持续了8个月。广大干部群众十分焦急，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问题。
中共中央对安徽的情况十分关切，专门派人到安徽做了调查。1977年6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同志4次听取安徽省委宋佩璋、李任之，省军区王文模、余光茂，十二军军长官峻亭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对安徽是插了手的，他们对安徽革命和生产的干扰、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因此，那种所谓安徽‘特殊的论点，是非常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其间，中央领导人耐心地教育，政治局同志进行开导，安徽与会人员摆出大量事实进行帮助，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提高认识，作了检讨。中央认为，必须迅速而又稳妥地解决好安徽的问题。20日，中央作出决定，将宋佩璋同志调离安徽，万里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顾卓新、赵守一两同志参加省委的领导。中央相信，在调整、加强了的安徽省委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军民的努力奋斗，安徽省的工作一定会大踏步地前进，安徽的革命和生产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安徽大有希望。
万里参加了这次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万里、李任之、王文模、余光茂、官峻亭表示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解决安徽问题的指示。李任之、王文模、余光茂、官峻亭表示一定要积极支持和帮助万里的工作。大家决心在毛主席伟大旗帜指引下，遵照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指示精神，团结广大军民，努力工作，迎头赶上，奋勇前进，绝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期望。
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6月20日结束，22日万里即赶到合肥。当天，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求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紧密联系安徽实际，狠揭猛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彻底查清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把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来……迅速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当夜，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和指示。23日，省委常委召开有各地市委、大学党委、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以及省军区、十二军师以上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按照中央部署，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安徽实际，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6月29日，省委在合肥召开了10万人的群众大会，接着，各地、市、县也先后召开几千人、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和几十万人的有线广播大会，经各级党委的大力宣传，中央的指示很快就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兴高采烈，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全省一片欢腾。
此后，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揭批“四人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进行坚决、全面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省委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理和核查“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建省人大、省政协等领导机构，恢复各民主党派省级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省委不断排除各种干扰，放手发动群众，坚定而有步骤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7月3日至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发批判“四人帮”。会后，省委成立清查办公室和揭批“四人帮”办公室。揭批运动首先是发动群众揭盖子，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进而联系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把“四人帮”及其帮派的流毒和影响一条条摆出来，梳成“辫子”，进行批判。省委首先着重抓省和地市两级领导班子的清查工作，并对清理出的对象进行认真审查，解决领导班子和重点人物的问题。到10月，省委已基本查明省委常委班子中郭某某、吴某某、李某某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事实。后经中央批准，省委撤销了他们原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省委对原常委班子中其他犯错误的人员，根据错误的性质和轻重，分别作出处理。接着，省委对全省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初步调整和充实。省直局以上77个单位，调整一把手的有55个。全省73个县（市），调整一把手的有24个。与此同时，省委还解决了一些重点单位的问题。
到11月，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清查工作全面展开。在清查中，全省采取各种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共1882人，其中不参加领导运动的148人，停止工作交代问题的428人，停职、免职、离职、撤职审查的1067人，隔离审查的208人，拘留的16人，逮捕的15人。经初步分类排队，属于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密切相关的骨干分子不到20人，属于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大约500人，属于犯政治错误的约有1100多人。此外，还揭发出打砸抢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1298人，破获各种案件10500多起，逮捕各种犯罪分子3676人，刑事拘留2884人。到1978年底，已经解脱的有310人，结案处理的有315人，其余人员的问题也已基本搞清。在清查中还揭发出被“四人帮”包庇的坏人或有严重问题的1187人。
在清查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1978年6月起，省直机关、大学和地、市、县直属单位及城镇先后开展了“一批双打”斗争。“一批双打”，即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打砸抢分子和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到1979年初，已揭发出“双打”对象4208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90人，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41人，打砸抢分子242人，刑事犯罪分子516人，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1555人，投机倒把获利千元以上的276人，有其他严重问题的1488人。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赃款总额567万多元，已追回赃款122万多元。通过“双打”斗争，揭露和打击了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揭、批、查的深入，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结合揭批“四人帮”斗争，1977年9月省委部署在全省开展整党整风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工作，要求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切实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整党整风和领导班子整顿，对“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工作不称职的678名干部调整了工作。对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16个地市的领导班子都进行了整顿、调整和充实。
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已于1977年6月26日至7月1日，将仍留在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军队干部全部欢送回部队。从1978年8月起，全省恢复中共省、地、县委书记分别兼任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第一政治委员的制度，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主要领导人参加同级地方党委。
1978年8月，省教委、团省委转发《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安徽各地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即行撤销。
经过近两年的揭批和清查，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在安徽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已经基本分清；党的政策逐步落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恢复、发扬起来；在斗争中解决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领导班子严重不纯的问题，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同时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了错误的同志，促进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前进，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1979年5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结束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通知》，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全省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宣布基本结束”，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运动结束工作的领导，抓好做好定性处理工作，抓紧对其他犯罪分子和犯错误人员的处理，认真做好审查结论，妥善处理运动中形成的材料，对乘机翻案的人要引起注意、严肃对待，对尚未查清的和新发现的都要继续彻底查清，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结束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清理和核查“三种人”
“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党的组织严重不纯，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三种人”问题。所谓“三种人”就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安徽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从1977年7月全省开展“揭批查”运动就已经开始。省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反复强调做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做好核查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具体部署核查工作。省委直接查处了“文化大革命”中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中9个人的严重问题，其中5人定为“三种人”，3人犯了严重错误。全省县以上党委都建立了核查小组和办公室，共抽调2616名党性强、作风正、办事公道、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审干经验的干部担任各级核查小组的工作队员。在指导思想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从实际出发确定核查对象，不定指标，不定比例，有一个查一个，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掌握政策，扎扎实实做细致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县以上领导班子中清理出549人，其中省级9人，地、市、厅、局级117人，县级423人。在“揭批查”运动、“两案”审理和清理打砸抢分子等过程中，全省立案审查7200人，有1158人受到判刑和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这些人实质上就是“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经过几次清理，全省受审查的总计11853人，受各种处分1585人。全省经县以上党委讨论确定的核查“三种人”对象4653人（包括中央核查办交办的249名“记录在案”人员和15名“文化大革命”记者站人员）。经过核查，全省定为“三种人”的共80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480人、一般性错误的2131人、一般问题的1942人，维持原结论处理的20人。全省已定“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清除出党的102人，清除出领导班子的193人，受到其他处分的282人。这些人都是全省各地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和迫害干部、群众的凶手。
通过清理、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全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基本查清，包括在全省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37起重大事件已基本查清，主要责任者受到了处理。如1966年12月7日造成津浦线阻塞、火车停驶几十个小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的蚌埠火车站卧轨拦车事件，省政协原副主席李云鹤、省教育学院原副院长曹建培被迫害致死案件，已基本查清结案，主要责任者和凶手都得到处理。全省县以上单位的1152名非正常死亡的干部和群众的死因也基本查清，对有关责任者进行了处理，对被迫害者的亲属进一步做了善后工作。
通过清理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消除了隐患，为正确使用干部创造了条件。全省4653名核查对象中，有4073人属一般性错误和一般问题，查清之后，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可以一心一意干工作，也为组织上了解他们、使用他们提供了条件。
（三）平反冤、假、错案
从1977年6月开始，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开展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省委认为，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抓紧做好。各地在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坚持调查研究，把好事实关，因而都能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个案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定有据，否定有理，不枉不纵，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确保案件的办理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抓紧进行复查和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诬陷迫害干部，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安徽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46562人，占“文化大革命”前夕干部总数392043人的11.9%。未经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受株连人员则为数更多。被迫害致死的干部1521人。集团性的冤错假案427件，其中涉及干部3081人。1976年12月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局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6〕23号文件的几个具体问题处理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按照中央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予以释放；已立案的，予以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这类问题的处理，要求做到处理彻底。1977年8月1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省委批准下发处理纯属为邓小平被打击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案件的4条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执行。
1978年3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全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3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冤错案件平反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对相关政策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搞好对冤、假、错案件的平反工作，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伸张正义、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凡纯属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副主席被诬陷鸣不平而受到打击处理的，应一律彻底平反。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已劳教的，应予解除；已判刑的，撤销原判、予以释放；给予党纪、团纪处分的，应予撤销。省委强调指出：复查冤、假、错案件是一件政治性强、面广量大、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的重要工作。各级党委要下决心排除一切阻力，对干扰抗拒平反工作的，要执行纪律，进行严肃处理。4月，各地、市委成立复查定案领导小组和审干办公室，统一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1月20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凡是因天安门事件受牵连，因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尚未释放、平反的，立即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全省组织、公安、法院3个部门已经复查案件27124件，其中全错全平的4009件，部分错部分平的5022件。这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昭雪，对于落实党的政策，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进行得既广泛又持久，安徽省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据1980年5月底排查，法院系统排查出株连案件1081件，公安系统排查出株连案件649件，共计1730件，其中因受株连被判处死刑的就有29人。这种株连非常野蛮，连儿童也不放过。淮北市有个小孩名叫钱同生，当时只有6岁，只因写了句“刘少奇万岁”，于1968年12月5日被拘留，关押一年以后定为“反革命性质”才释放。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5月21日，省委发出《关于因刘少奇同志案件受株连的人的平反的通知》，要求做到全面复查，一件不漏，抓紧为受株连的人平反，不使一人冤沉海底。到年底，此项工作基本结束，受株连的人员全部得到平反、纠正。
省委带领全省认真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的案件，用两年多时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61650件案件进行复查，其中自1966年1月至1976年底共判处死刑657人，从各地已复查的反革命案件和省法院的初步调查情况看，冤、假、错案的情况比较严重。截至1980年9月底，死刑案件中，“反革命罪”276人，已改判58人，占21%；普通刑事罪307人，改判3人。
同时，省委抓了“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停发、扣发工资的补发工作，以及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省委对冤、假、错案补发工资问题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立案和审查处理的正式职工，经复查，主要事实不存在，颠倒了是非或因一般政历、言论而被错误处理的，平反、改正后，其被停发、扣发的工资一律补发。被停发、扣发的工资均由本人受错误处理的工作单位补发。补发工资工作争取尽快做完。省委还要求各级领导要重视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积极认真地查找。原物尚在的，必须退还；已上缴国库的，予以退库；落入私人手中的，应坚决追回；实在查不到的，应说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不予赔偿；个别确有证据、损失较大、造成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补助；自愿将查抄的珍贵文物献给国家的，要予以表扬。后补发“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扣发的工资计10310人21890529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8110人17837605元，集体所有制单位2200人4052924元；清退被查抄财物3277户，折款补偿2371283元。
省委直接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件，如和县“石仁祥案件”、芜湖“三二九反标案件”等，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为反林彪战士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影响很大。虽然在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省委曾于1974年12月决定予以平反，但不彻底。1978年11月，省委常委会议重新作出决定，并于24日在合肥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石仁祥的一切诬陷之词，恢复名誉；根据石仁祥生前要求入党的愿望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事迹，追认石仁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凡因石仁祥案件受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从1978年开始，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花大力气开展了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着重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复查改正反右倾扩大化的案件，使1302人得到平反纠正；复查、平反基层不脱产干部和党员受错误处理案件58833件，复查、改正“四清”运动中错案2942件；复查1958年重新处理内部留用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属于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的4339件，其中改变敌我矛盾性质的2382人，恢复公职或改办退职、退休、离休的2058人；复查纠正“青年救国团临中学生总队”错案，为1304人落实政策；复查并为139人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复查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的问题，对被错误限制使用的2486人予以撤销限制使用，对原保留政治嫌疑或因历史不清而受限制使用的5082人予以解除限制使用，对因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有叛变行为而受限制使用、后长期表现较好的30人予以放宽限制使用，对已突破限制使用的1030人分别予以撤销、解除、注销限制使用；复查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7618人件，对其中4162人作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1945年9月至1946年11月党政军从皖南、皖中、淮南和淮北根据地撤退时留下坚持斗争和隐蔽的党员、干部、游击队员5659人，对其中3507人作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革命同志的案件，对被错杀的2729人予以平反昭雪，并对他们现有的直系亲属1283人发给《平反昭雪证明书》和一次性生活困难救济费；复查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对其中4162人做了全错全纠和部分错部分纠；复查1946年11月华中分局七地委撤退时留下坚持斗争和隐蔽的人员300多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受错误处理的人员，采取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等善后措施；复查并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4001人平反、落实政策；为251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落实政策；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前涉及25699人的其他历史遗留案件，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精神，从宽予以解决。
（四）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
省委对安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认真妥善的复查和处理。1978年11月12日省委在《关于李葆华同志的复查结论》中指出：“经复查，李葆华同志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李葆华同志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原《审查报告》中强加给李葆华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因此，决定撤销原省委1972年12月23日《关于李葆华政治历史和执行错误路线问题的审查报告》。” 1979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全省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那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省委工作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1967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4月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把李葆华、黄岩同志说成是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实践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省委已报告中央，经中央同意，纠正这一错误结论，给李葆华、黄岩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对原来省委的15名常委和5名省级负责干部，宣布撤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审查报告。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宣布，过去所强加于这些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为他们恢复名誉。”
安徽是划右派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个省份。当年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尤其是把强制推行农业“三改”持有不同看法和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一些人划为右派。有不少单位甚至把对党委书记提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中，也乱戴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有不少单位在反右派时，划框框、定任务，有所谓“右不够，中（指‘中右）来凑”，没有右派也要找右派，甚至捕风捉影或凭大字报上揭发的一两句话，就把一些人打成了右派。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普遍过重。全省因右派问题受到开除、判刑的有17159人，占原右派总数的44.4%。“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株连家属因右派问题受到开除或失去工作的有7730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划了一些右派分子（包括口头宣布的），据1980年9月1日省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原划右派摘帽和复查改正工作的总结报告》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省共划右派分子38700人，其中包括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戴右派分子帽子的4854人在内。1962年曾对右派案件进行了甄别，改正了8003人。1964年前，分5批摘掉13826人的右派分子帽子，取消了4238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1978年4月29日，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统战部，省公安局、民政局联合转发中央5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第11号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中共县以上党委单位，应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迅速建立起来，并抓紧时间，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切实搞好调查研究和改正右派的工作。到11月，全省对过去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3239人，全部摘掉帽子；对过去未取消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3262人，全部取消帽子。12月20日，省委《批转省委摘帽领导小组关于执行〈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若干问题的意见》，部署在全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等工作。对改正问题明确规定：“凡违背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的规定，而自立标准，扩大范围所划的右派，均应予以改正。对可划可不划而已划了的，也应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原则上由原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应予改正的人，在恢复原工资待遇时，如原工资待遇低于三级工的，可以适当提高。”“改正的人如已死亡，其家属子女由原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在摘帽和复查改正后，需作各种安置的28493人（含外省、市在安徽就地安置的1082人），其中属于恢复工作的21603人，均妥善解决。在错划为右派、已经改正的人员中，有大批有用人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1993人，占改正人员总数的57.7%，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167人，大学助教、讲师、教授101人，中等（专业）学校教员1582人，小学教员16928人，其他知识分子1215人。这些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不少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根据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全省改正错划地主、富农成分7819户，改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31931人，全省全部摘掉324409人“四类分子”帽子（含纠正错戴的）。
到1981年7月，已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21.89万多件，占应复查总数的99.12%（尚有1800多件当时正在复查，大多属疑难案件）。已复查反右派、反右倾案件4.59万多件。反右倾案件已全部复查纠正完毕，反右派案件已复查99.7%（尚有100多件因兼有其他问题未查结）。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历史老案11.07万多件。经过复查，依照政策规定，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分别作出处理。全省共平反冤、假、错案23.3万多件（此外，“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没有立案处理、只口头宣布平反的，没有统计在内），并对有关人员做了妥善安置。据1983年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全省“文化大革命”案件238658件，已复查结案238636件，占99.99%。“反右派”案件39841件，已复查结案39830件，占99.97%。在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同时，省委抓了“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被停发、扣发工资的补发工作和被查抄财物的清退工作。
（五）落实干部政策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省委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省委强调这是关系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大问题。对使用不当的干部，依照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1978年10月，省委已将省委管理的1681名干部调整充实到县以上党委领导班子（其中591人系提拔使用），并对长期未安排工作或安排不当的412名老干部妥善安排，重新分配工作。省委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冤、假、错案失去工作或工作安排不当的人员，分别依照政策给予安排或调整工作；已到退休年龄的，按规定办理离退休手续；已经去世的，按政策进行抚恤。到1981年7月，对冤、假、错案已经平反的人员，安置了41609人，其中收回安排工作的36703人，作退职、退休处理的4906人，恢复党籍的7466人。
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拉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错误做法和“小鸡带老鸡”的荒谬主张的同时，省委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强调青年干部的健康成长，是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标志，要满腔热情地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物色、培养青年干部，给他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斗争中增长才干。从1978年到1982年全省共选拔4732名中青年干部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随后，省委还建立了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
省委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长期受到排斥、歧视和打击，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遭受长达10年的“全面专政”，被看作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这些错误做法，损害了我们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摧残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耽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978年3月，省委强调指出：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专长，对于加快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关系极大。因此，要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要抓紧调整、落实；对有些技术干部改行做其他工作的，也应尽快进行调整，做到人尽其才。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全省16个地、市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抽调3735名干部参加检查组；省直、高校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或成立专门组织，或专人分工负责；全省科协系统主动参加检查。各地普遍采取自查、互查、对口查、重点抽查、专题调查和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家访、民意测验、填报调查表等多种方法、形式，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实行上下结合，一级抓一级，层层负责，边检查边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大学毕业生用非所学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据普查统计，全省9949名农业科技人员中，未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就有6108人，占61.4%，其中从事工人、售货员等工作的1900人，占19.1%。省委抓紧对用非所学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进行调整，到1978年已经调整5390人，占应调整人数的84.9%。全省3800多名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恢复了干部身份。同时还提拔工程师、讲师500多名，提拔教授35名、副教授335名。197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以《结合揭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安徽省委解决科技人才用非所学问题》为题，对安徽省委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用非所学问题进行了报道，并配发“编者按”指出：“安徽省委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问题的经验值得重视。”尽快让用非所学的科技人才归队，“是当前解决我国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一条重要的、现实的措施，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委要像安徽省委那样……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迅速而又周到、细致地做好这一工作”。1978年以后，省委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继续做了很多工作。全省解决知识分子的历史遗留问题155949人件；12年中吸收9.5万多名知识分子入党，提拔1.05万名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县级以上领导岗位任职，其中316名非中共党员知识分子进入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担任领导职务；为1.6万余名知识分子做了专业对口调整，使10万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地区、部门和岗位间的合理流动；为专业技术、科技管理人员评聘了专业技术职务，其中高级职称2.1万名，中级职称15.7万名；为4万多名知识分子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为1.05万名知识分子办理了家属子女户口“农转非”等。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爱护、工作上的关心、生活上的照顾，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热忱。
（六）重建省人大、省政协等领导机构，恢复各民主党派省级领导机构
在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一系列罪行的过程中，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领导机构，各民主党派的省级机构，都相继恢复、不断健全，进而发挥重要作用。
1977年12月25日，第三届安徽省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决定1978年1月召开省政协四届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标志安徽省中断了11年的政协工作得以恢复。1978年1月7日至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合肥召开，选举产生97人组成的政协安徽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省政协主席、副主席。
1978年1月9日至14日，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注：实际是第四届，由于当时把安徽省革委会作为“第四届”省人大看待，这次大会被顺延计算为“第五届”），会议选举产生由107人组成的安徽省革委会，选举产生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会后，省委与省革委会分署办公。1979年12月25日至31日，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肥召开。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安徽省人民政府。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选出省长、副省长，选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78年2月28日，省委研究决定：恢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九三学社（简称“九三”）等5个民主党派的省级领导机构以及省工商联、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事务处等单位，同时撤销省民主党派联合办公室。1978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安徽省直属支部成立。此后，1986年，中国致公党在安徽发展党员，成立中国致公党安徽筹备工作委员会，1990年成立中国致公党安徽省委员会。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一经恢复，就以极大的热情开展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时，全省开始开放基督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宗教活动也得以恢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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