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少年时期就立下救国之志。他小学毕业时曾表达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的四年里，他品学兼优，更坚定了救国之心。1917年夏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决定东渡日本继续求学。

　　临行前，他先到沈阳探望了伯父，并同小学时代的师友话别。他给同学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的临别赠言，反映了其远大志向。

　　1917年9月，周恩来登轮东渡日本求学。 他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写下了抒发救国抱负的著名诗句（该诗最早见张鸿浩：《壮丽诗篇万代传——关于周总理的早期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及其手迹》，载于1978年1月13日《光明日报》。现关于该诗写成时间与地点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17年9月临行在国内写成；一说是1918年1月在日本东京写成）：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年10月，周恩来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除了学习日文外，他也复习一些数理化课程。他在南开中学学的是英语，到日本后一切科目都要改用日文，这给他求学带来困难。

　　一些先期到达日本的同学，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周恩来去后不久就参加了该组织。在东京汉阳楼召开的第一次月会上，他被选为校友会评议员，并作了《吾人日后求学之方针》的报告。

　　1917年底到1918年春，周恩来原准备集中一段时间复习功课，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但生活的窘迫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学习情绪。他到日本后生活来源主要靠南开同学和老师的资助，最初住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同租一间小屋，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还常常在同学住地的外间搭临时地铺借宿。1918年暑假后，他有一段时间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

　　周恩来留学东瀛，还时时惦念着家乡亲人。他9岁时母亲去世，尚未安葬，一直让他揪心不已。1918年1月，他接到家乡来信，得知叔父去世了，很是悲痛。日本学校的考期日益临近，而周恩来的生活困境和心理负担却一天天加重。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参见周恩来旅日日记，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13页。）

　　1918年3月4日至6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中国留学生入学考试，周恩来报考政治科，因日文成绩不好，结果没有被录取。

　　第一次考试的失败使周恩来增加了忧虑，但其并没有沮丧。他准备7月份再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并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他在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定的计划是：每天“睡觉用七点钟，读书十三点半钟，休息同着一切事情三点半钟。”

　　1918年4月，周恩来集中复习了一个月的功课。当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留日学生们纷纷罢学归国。此后近一个月，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投入了爱国学生运动，这对他的复习考试影响很大。从6月起，他才集中时间准备考试。7月2日至3日，他参加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他报考的仍是政治科，结果同样因为日文成绩不过关而未被录取。

　　这年暑假，周恩来从日本回国探亲。7月28日离开东京，乘船赴釜山港，然后转乘火车穿越朝鲜回国。他在天津、北京看望了母校的师友和生父，9月4日返回东京，继续留学生活。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

　　周恩来留日期间并没有死读书，而是时常关心中日政局和社会。他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和了解日本基层社会。他在1918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古人说的（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27页。）

　　周恩来虽身在国外，却一直探寻着救国救民之路。他常常思考日本为何明治维新后强盛起来？中国的路该怎样走？在日本生活和观察一段时间后，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7页。]

　　自1918年春天之后，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留日生的爱国运动汹涌，深深影响和触动了周恩来的思想。他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很快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不但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中国军阀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集会、游行、演说等活动，还在日记中反映了自己的担忧：“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起抗议活动，号召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响应。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留日各省各校代表集会，决议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学生们集会时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大家群情激奋，决定罢课回国请愿。从5月起到8月，回国学生多达1000余人。这股强大的爱国波澜，激起了周恩来的强烈共鸣，他在5月19日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组成，他们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 参见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新中学会纪要》，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461页。所谓“刷新中国”，就是用新思想改造中国。）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了一处会所，题为“新中寄庐”，作为会员活动场所和集体宿舍。周恩来在入会仪式上发表了讲演，表达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他认为“我们中国所以如此地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他号召留日生：“ 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参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67页。）

　　周恩来留日期间，一直关心着南开，他曾两次接待母校领导人。一次是1918年4月南开创办人严范孙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时，周恩来曾陪他游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之后周恩来又“与范老谈至午夜”。 一次是同年12月中旬，南开校长张伯苓、校董严范孙等人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南开校友共进午餐，合影留念。张伯苓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还谈了他将办南开大学的计划，并说在美国已请了几位教师，欢迎大家回国入学。周恩来被说动了，暗自决定将来一定要回到南开大学学习。严范孙对周恩来等人在日的活动也很肯定，他在日记中写道：“新中学舍者，南开留学生数人与其他数人合租一房而同居者也。不用仆役，炊事及杂事皆学生自为之，大有美国之风。”（参 见《严范孙日记》，1918年12月14日，天津市图书馆藏。）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周恩来虽然留日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思想却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日本他知道了十月革命，他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初到日本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他后来回忆说：“我来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参见《周恩来同日本友人后藤钾二先生的谈话记录》（1971年1月29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2页。]这是他最初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和认识。

　　此后，他特别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1918年他从日本《露西亚研究》上看到一篇论述俄国政党的文章，4月23日在日记中写下他对俄国的看法，他分析俄国现在有三大党派：一是“立宪民主党”；一是“社会民主党”（又分“过激派”和“温和派”）；三是“社会革命党”（党中又分三派）。他认为：“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参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55至356页。）

　　留学日本之初，周恩来曾苦思救国救民之路而未得。他比较过佛教的无生主义，探讨过教育救国主张和军国主义理论，但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特别是在日本看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后，他很快抛弃了以前的种种想法，开始思考用十月革命的方式、走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来拯救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周恩来是一个勇于创新，追求新潮的进步青年。他在1918年中国春节这天，为自己定下三点行动指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6页。]

　　留日期间，周恩来思想认识的转变除了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阅读了国内进步刊物《新青年》和日本学者写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特别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对当时中国一代进步青年影响极大。

　　周恩来启程赴日时，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看了一路。到东京后，据其日记记载：“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参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4至335页。季冲即周恩来南开中学同学严智开，字季冲，是南开创办人之一严修的儿子。）《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使周恩来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他在1918年2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对《新青年》《新社会》《解放》《改造》《不忍》等进步刊物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他要抛弃旧思想、旧礼教，追求新思潮、新观念。他的心里燃起了一片新的希望，正像他自己所形容的：“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这段日记及下面的两句诗均引自《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4页。）

　　促使周恩来思想迅速转变的另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正在流行，一大批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刊物出版发行。此时他开始接触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书籍。1919年1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后，他读了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文章，使他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他还看到日本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结合中日社会现实进行了思考。通过学习和思考，他的思想认识越来接近马克思主义。他深有领悟地写到：“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8页。]

　　周恩来留日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思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思考过不少救国方案，也曾痛苦过，彷徨过，正在茫然时，国内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像一股春风吹开他心灵的窗口，使社会主义萌芽在他思想深处萌发。他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像那穿云透雾的阳光，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在《雨中岚山》一诗中（ 周恩来所写的四首诗：《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四次游圆山公园》，皆发表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借景抒情，描写了自然美景、思想感受和从迷惘中找到真理的欣喜之情：

　　潇潇雨，

　　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返国图他兴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原本是希望通过考察和学习，寻求救国之路。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1919年3月，传来母校南开学校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周恩来十分振奋，决定放弃继续留日的打算，返回母校学习。

　　周恩来离开东京前，南开校友张鸿浩等人设宴为其饯行。周恩来为张题诗留念，他将此前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题写在96公分长、30公分宽的横幅上，并在诗后附言：“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 （ 参见崔国良、李嵘《<大江歌罢掉头东>系作于东京的励志诗》，载于《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第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文中提到“轮扉”即张鸿浩，“子鱼”即王嘉良，“慕天”即穆敬熙，都是周恩来南开留日同学。）

　　1919年3月，周恩来带着改造世界的新理念离开东京。路过京都时，他到正在此地读书的南开同学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游览了京都著名的岚山和圆山公园，并写下了四首著名的诗歌。4月中旬，周恩来正式离开求学一年半的日本，从神户乘船回国。

　　由于在日期间思想的转变，周恩来回国后已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参加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7月21日，他主编的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正式发行，9月16日，他和邓颖超等其他进步青年发起组织了爱国团体“觉悟社”。同月25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入南开大学后，在刻苦求学的同时，继续积极带领广大进步学生投入到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运动中。1920年1月，他领导天津各大中小学校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直到当年7月才在各界营救下出狱。但他在狱中仍然坚持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向难友宣讲马克思学说。1920年底，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到欧洲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一直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中。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锦涛曾高度评价说：周恩来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而周恩来丰功伟绩的创建和光辉形象的树立，是与他早年留日期间的思想转变分不开的。留日期间他从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青年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南开大学和欧洲的历练，使他进而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这一时期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为其日后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