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芳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和宣传者，虽然他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全程，但是在长征中仍然做出了特殊贡献。

　　担负殿后掩护任务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前夕，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决定派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担任红军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中央代表。朱德和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村向陈云布置任务，周恩来对陈云说：中央的意图是长征由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果断处理紧急问题。陈云对于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尽管他对部队情况不熟悉，又从未在部队中任过职，更无作战经验。但是，他向朱德、周恩来表示“一定同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掩护任务”。

　　1934年10月18日晚，陈云同红军第五军团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征路。当时，红五军团下辖两个师，即十三师和三十四师，兵力计1.2万余人。陈云立即深入到部队中去传达中央精神和了解部队情况。20日午后，他前往十三师师部驻地，出席营以上干部会，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传达上级下达的任务，就行军中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干部们做好工作，完成中央交付的重任。会后，他率各团首长去位于于都县石坳村的于都河石尾渡口考察。晚上，就从石尾渡口渡过于都河。

　　长征的突围行动，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八、九军团随后作两翼掩护，中间是中央和军委的两个直属纵队，五军团在最后担任掩护，像抬轿子一样护卫着中央机关纵队突围转移。一路上，由于骡马成群、辎重如山，行军缓慢，处处被动。后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10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12个小时，才走了4公里”。

　　作为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行军非常艰难，既要击退紧跟后面的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因为走在前面的部队还可以弄一些野菜吃，走在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陈云后来回忆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6天6夜不能睡觉。”由于行军困难，再加上长征出发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部队开小差的比较多，五军团也不例外。陈云深入连队，分析原因，制定对策，使得开小差现象大为减少。

　　长征中，陈云等指挥红五军团掩护并跟随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设下的三道封锁线，沉重地打击了追敌的气焰。12月1日，陈云随红五军团部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过江后，陈云看见五军团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人激战，急忙写了一封短信，交刘伯承派人过江送交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等。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第十三师终于过江。但是，第三十四师是全军的总后卫，等到全部主力部队过江后，他们腹背受敌，濒临绝境，经过三天四夜的激战，全军壮烈牺牲。后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筋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红五军团成功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掩护任务。

　　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2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由江界河渡过乌江。在乌江北岸一个叫团溪的地方，应约与张闻天谈了一次话，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错误造成的损失。陈云曾回忆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苏联顾问）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1月9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并同刘分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住在警备司令部驻地。时隔近半个世纪，遵义会议纪念馆想恢复陈云当年的旧居，曾给陈云写了一封请示信。1982年9月，陈云通过秘书答复：一、我没有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会后都回到遵义警备司令部去住；二、不要恢复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不必再搞什么纪念室，我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由此可见陈云的崇高风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焦点是检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投出了重要一票。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得那些。”张闻天回忆说：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在延安整风中，陈云曾回顾当年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遵义会议后，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先后到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团等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认真贯彻会议决定。陈云的这份提纲手稿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组织调整情况的唯一详细记载。有关这份手稿的发现与鉴定过程，在《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一文（刊于《江淮文史》2011年第2期）中已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遵义会议后，第一仗就是毛泽东提议的土城战斗。由于情报错误，战斗失利。按照政治局和军委土城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在硝烟滚滚、炮声隆隆中，“陈云同志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把全部伤员抢运了下来，作了妥善安置；又把笨重物资投于赤水河中”。陈云还代表中央对“红章”纵队进行了整编。曾在军委纵队参加长征的刘英回忆说：“长征中，中央的各个部门组织在一起，统称为‘红章纵队，也称后梯队。‘红章纵队从苏区出发时，带了许多辎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和作战。遵义会议后，陈云代表中央对‘红章纵队进行了整编。他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二渡赤水时，陈云负责指挥架桥。桥未架好，改为乘船过河。陈云在自传中写道：“这次工作未做到，心中常引以为不足。”后来，陈云积极支持和配合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战役，并取得遵义大捷。此后，陈云又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回忆说：“ 陈云当地方工作部部长时间很短，以后，又是李维汉当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是政治局委员，但长征期间中央没具体分工他管哪一方面的工作，因此，是一个机动干部。哪里需要人，中央就派他到哪儿去。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指挥红军渡过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机动灵活的战法，四渡赤水，南涉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进入昆明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回忆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军中”。

　　回到军中，陈云又一次被委以重任。这时，红军准备“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关于金沙江，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只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之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般。也可以看出，（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的艰难。

　　红军分三路直扑金沙江边。红一军团为左路攻占龙街渡口，这里的船只已被国民党烧毁；红三军团为右路急进禄劝洪门渡口，只有两条能渡十几人的小船。而这两处渡口由于水流湍急，无法架桥渡江。红军能否渡江，关键就看中央纵队。中央纵队为中路抢占皎平渡口，红五军团为后卫。1935年4月30日，干部团二营组成渡江先遣队，由刘伯承、陈云、李克农带领并指挥，从柯渡出发，以一昼夜行军200里的速度控制了皎平渡口，先找到2条小船后，又找到4条大船和37位船工（云南禄劝籍23人、四川会理籍14人），这为大部队抢渡金沙江创造了条件。陈云回忆说：“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详细地描述了渡江过程：“赤军（即红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从船底积入，每次来回，都要清理船舱中的流水，非常危险。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而无法提升），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一切渡河部队均需听命于这个渡河指挥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时，沿途张贴渡河纪律……每一空船到渡口时，根据船的大小，命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就是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也必须按顺序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得违背……渡江持续了9天9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我在这9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

　　据当年的一位老船工、时年已94岁的张朝满在2006年5月对电视台记者和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陈国勇讲述：“我们张家住在距皎平渡2公里多的洪门厂村。1935年5月初，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我们村时，最先找到我的堂哥张朝寿，红军说要我们帮找船渡江，张朝寿叫来张朝连和我等人一起到了皎平渡，在江里捞取一条船，接着夺取了违反禁令从江对岸划船过来取大烟的一条船。红军就凭这两条船夺取了江对岸敌人的厘金局据点，占领了金沙江两岸。接着我们又帮助红军找到了几条船和一些船工。红军渡江指挥部政委陈云，把我们船工编成6人一组、3人一班，分到每条船上，日夜划船运送红军。红军每天都给我们发银元，还杀猪杀马煮大锅肉给我们吃。”

　　在渡河司令部精心组织领导下，到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陈云和刘伯承在大部队过完江后才走。陈云后来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离开江西以来最险要最得意之事，并自豪地说，“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人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汇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

　　和遵义会议情况

　　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在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指出：“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聚居区，飞夺泸定桥。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云回忆说：“泸定桥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开的……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会后，陈云准备了几天，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官殿镇离开了长征队伍。行前，刘伯承给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朋友和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去上海；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的经费，把信和钱分别放在暖水瓶底部和里面。因为是秘密任务，中央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因此，在1935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电台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时，共产国际有关方面请正在苏联的陈云验证，陈云在首次通讯中问对方：“陈云把信和钱藏到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底部和里面了。”陈云据此确认对方电台是中共中央的。

　　陈云在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送下，经过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再赴重庆，从重庆到上海。陈云在回忆出川这段历时20多天、行程700多公里的经历时写道：“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一人被派离军赴沪，在灵官殿，由一小学教员席哲明（即席懋昭）带上山，经土匪区依靠哥老会关系，重进天全城，经小（学）教（员）关系，在县政府取得护照，到荥经席哲明家，再赴雅州，到成都，经刘伯承朋友招呼，买票到重庆，在伯承弟弟家住了10余天，坐民生轮直航到上海。”

　　到上海后，陈云发现地下组织被破坏得十分严重，无法立足。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及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由上海前往莫斯科。9月，陈云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就是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陈云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报告》和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起，是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分析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了“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的错误。报告特别强调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成熟，特别是领导人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陈云向共产国际的准确的客观的汇报，无疑给共产国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莫斯科，陈云不仅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还积极宣传长征。他在莫斯科完成了自8月起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赴苏时开始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该文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央红军在由江西出发长征，行至四川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1936年3月，该文署名廉臣，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尔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很快又传到国内。该文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书名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与《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和红军领袖的重要文献，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

　　历史告诉我们，9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长征以及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铸就的长征精神是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经历过长征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千千万万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主任；

　　陈云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陈列编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