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无法醒来的梦
齐林
齐林
辽宁蒙古贞人,60后。做过教师,现受聘于劳动保障部门。在 《山花》《芳草》《文学界》《满族文学》《民间传奇故事》《辽宁散文》《天池》《牧野》《新蕾》《阜新文艺》等报纸杂志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阜蒙县作家协会会员,阜蒙县散文家学会会员,玛拉沁夫文学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
老电影
马蹄嘚嘚,铜铃作响,一挂驾着三套牲畜的大马车,拉着大大小小几个箱子,不知啥时就进了村。我们一大群小尕子欢呼雀跃着跟在马车后面跑。车老板摇了一下鞭杆子,马车一转弯就进了生产队大院。大人们帮着卸下演电影的放映机、发电机、电缆线,还有支银幕的两根长长的松木杆儿。小尕子们则抢先拎下写着字儿的电影片子。来电影啦!今晚咱村有电影!这消息,像一阵清风,转过门前的大柳树,绕过村中央的辘轳井台儿,探上了农家的窗沿儿,不大儿工夫就传遍了山村的每一个犄角旮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那就是山民最奢侈的文化生活了。
夜晚,无疑是山村最热闹的节日。村民们扶老携幼,纷纷来到生产队大门前的语录碑下。那个村里人最熟稔不过的电影放映员,开始按部就班地支起雪白的银幕,架好放映机,然后把电缆线接到远离放映场地的一个墙旮旯,一台发电机藏在那里。放映员用一根麻绳缠绕在发电机的启动轮上,用力一拽,发电机便“突突突”地响起来。那时山里没有电,演电影全靠这个家伙发电。发电机一响,放映场地的大灯泡就亮起来,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放映员聚焦对光,银幕被雪亮的光束照亮了。不时有淘气的尕子跳起来做张牙舞爪状,影像投射在银幕上,惹得人们哄堂大笑。
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片,而且总是以那几部样板戏为主,翻过来掉过去地演,但我们总觉看不够。有时偶尔也放一些外国片子,像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的、朝鲜的,大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记不清是哪部外国片子了,有个男人亲吻女人的镜头,虽然是一闪而过的短短几秒钟,但银幕前顿时鸦雀无声,大人小孩都睁大了眼睛,心想这外国人咋这么不知羞,这么背人的事还要弄到电影上。
山村放映电影的消息,邻村人知道了,也三五成群地前来观看。不过,外村人只能靠边儿站着看,因为场地的最佳位置早已让本村人占据了。淘气的尕子们从大白天开始就划地抢占最佳位置,一个个方格子里摆放几个砖头瓦块,这个是爷爷奶奶的,那个是爸爸妈妈的,还有兄弟姐妹……为了争地盘,小伙伴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公社放映队在一个村只演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到别的村去。虽然片子已经看过一遍,但我们这些小尕子还是想再看上一遍。打听好电影去了哪个村,晚上我们就追过去,蔫蔫巴巴地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靠边儿看上一晚,全然没有了在自己村里的理直气壮。那时虽然没有电话,但方圆十几里之内,甚至外公社哪个村来了电影,我们都能打探到消息,然后跋山涉水地去看。盛夏季节,有时电影刚刚演到一半,突然电闪雷鸣,我们这些外村的尕子们就前呼后拥地往家跑。还没跑到家,大雨就劈头盖脸地下起来,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有一次,邻居根柱迷路了,吓得根柱爹妈呼天唤地地惊起半个村子的人到外面去找,弄得临近几个村狗叫连天。一直到天亮,才把根柱从外村一个好心人家里领了回来。
从那以后,每当要去外村看电影,母亲便把我托付给一个远房舅舅。尽管我们闹出过好多惊险的事来,但一听说外村来了电影,依旧照去不误。多年以后,我那个在省城当了大官的远房舅舅回村探亲,我们在酒桌上仍然忘不了津津乐道儿时那些看电影的往事。
泥火盆
北方的冬季寒冷而漫长,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辽西乡下,家家户户土屋的炕沿上,都可以看到一个温暖四射、红红火火的火盆。那年我还不到10岁,入秋的时候,母亲领着我到村后城子山沟崖下去背黄黏土。山下这个黄黏土坑,是全村人脱坯打墙用土的地方。这里的黄黏土细腻黏性大,里面没有沙砾,用它和泥、砌石头墙,能顶得上劣质的水泥。冬天快到了,母亲和我往家里背了半口袋黄黏土,要做一个新火盆。
母亲把黄黏土揉碎,并用铁筛子细细的筛了,再取出一包压成絮状的榆皮丝,均匀地掺进黄黏土里。那时候,乡下人喜欢用高粱米面做饸饹吃。为了增加高粱米面的韧性,将剥去硬皮晒干的榆皮用碾子碾了,然后筛出榆皮粉来,蒙语叫“都日苏”。掺了“都日苏”做出来的饸饹筋道不断条,润滑爽口。积攒下来的榆皮絮掺进黄黏土里和成泥,是制作火盆的上好辅料。母亲把一个陶制的泥土盆倒扣在地上做模具,然后把掺了榆皮絮的黄黏泥一层层抿在上面,大约半寸多厚。等过几天阴干以后再取出泥盆,一个结实耐用的火盆就算做成了。
冬天如期而至。早晨,雪花纷飞,朔风刺骨,我家的小土屋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兄妹几个还蜷缩在被窝里没起床,母亲已经在灶膛里点燃了柴火,“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是那样悦耳。不一会,一锅的苞米面饼子蒸熟了,饼子的香气从门缝里挤进来熏染了整个土屋。母亲把灶膛里的炭火扒出来装进火盆,用火铲压实后端进土屋。土屋里顿时弥漫了淡淡的烟雾,一股柴草的馨香夹杂着饼香一直钻进我们的鼻孔,晨光迷离的土屋变得温煦而热烈起来。
火盆里的炭火越闷越旺,可以持续一整天不熄地温暖着我们的屋子。乡下人冬天里都吃两顿饭,傍晌午的时候感觉肚子饿了,母亲便给兄妹几个一把苞米粒,我们争抢着把它们丢进火盆里崩爆米花。苞米丢进火盆以后,先是嘶嘶嘶一阵响,冒出一缕乳白色的蒸气,接着“砰”的一声,一颗硕大的爆米花就跳到炕上。几个人开始手忙脚乱地去抢。白白胖胖的爆米花芳香刺鼻,丢进嘴里酥脆可口,好吃极了。有时候,崩出的爆米花多得吃不完,母亲就从院角里的枣树上折来一根枣枝,把爆米花扎到尖尖的枣刺上。一束洁白的苞米花插在柜台的瓶子里,远远望去,宛若寒冬里的蜡梅花,楚楚动人。
冬天是乡下人的猫冬季节,左邻右舍的大伯、婶婶们总忘不了来家里串门聊天。母亲用火铲在火盆的炭火上挖出一条沟槽,然后把盛满水的铁皮壶坐上去,不大一会,水就烧开了。撮一捏子茶叶放进茶缸里,滚沸的开水冲进去,土屋里茶香四溢。邻家的老伯把黄灿灿的烟袋锅儿伸进火盆里,一呼一吸之间,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便从他多皱的嘴巴里吐出来,烟雾缓缓地飘上房笆,萦绕在梁柁上久久不肯散去。大人们喝着茶水,抽着老旱烟,聊着开心的嗑儿,向往着将来的生活和崭新的日子。
难忘那个粗糙的泥火盆,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希望。人们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努力。也许,今天庄户人的好日子,就是那时火盆里的炭火慢慢点燃的!
石碾坊
碾坊就在隔壁小敏家院角,紧靠着厢房。推开碾坊的木门,一股面粉的味道扑面而来。碾坊很窄,石碾紧靠左边,右墙边立着风车子,跟前的木凳上放着木制的笸箩。碾盘很大,那是一副青砂石凿成的石碾子,经年累月,外表已看不出青色。圆柱体的碾砣静静地躺在碾盘上,用四边形的木架固定在碾轴上。支使碾砣的推把是一根木杆,我们称之为碾棍。碾棍是坚固的榆木做成的,光滑而耐用,泛着光亮。碾棍是活的,插在碾砣架子一角的圆孔里,可以轻易地卸下来。碾棍的一端刻出一道凹槽,为的是用驴拉碾子时固定驴套。那个时候,山里人家是缺不得石碾子的,不然日子就没法过了。玉米、高粱、荞麦、谷子、黄豆等等,这些粮食最终要变成食物,都得依赖石碾子加工,磨成粉或磨成米。
早苞米熟了的时节,将新掰下来的苞米脱粒之后,放在热炕头晾干,家家户户会用新粮做苞米面饽饽。母亲用簸箕装了苞米,我拿着面箩、笤帚跟在后面去推碾磨面。
我们推碾子的时候,小敏妈如果没事,会来给母亲帮忙。有时候,小敏妈在碾坊门口切猪菜,一边切,一边和母亲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我和小敏年纪相仿,管小敏的母亲叫二娘。在我的记忆里,二娘从来没有出工下过田,家里人口多,一天到晚就为了一家人的三顿饭而忙碌。二娘一边干着活儿,嘴里一边抱怨孩子们吃得多,前天从娘家借来的两升高粱米焖了一锅饭,今早就吃得一干二净。二娘还抱怨小敏的弟弟淘蛋太淘,昨天补过的裤裆今天就又扯了一个大口子。
石碾的使命,不仅仅是磨玉米。冬天,一进腊月,基本上天天都要推碾子。好在那时队里的牲畜已经闲着了,就跟饲养员去借驴。有了驴拉碾子,我们这些小孩就不用跟在大人的后面帮助推了。驴被蒙住双眼,围着碾子不停地转,似乎身上有永远使不完的劲。不过驴有时候也耍滑头,队里那头黑叫驴就是如此,趁人不注意,总会扭头冲碾盘上的粮食来一口。遇到黑叫驴磨面,我的任务就是拿着笤帚在旁边看着,发现它要吃粮就朝屁股上来一下子。
谷子被磨成了金灿灿的小米,接着还要磨荞麦面。荞麦一粒粒的很像咖啡,磨成粉以后可以包饺子、擀面条,也可以贴锅贴、摊成薄饼。每年秋天荞麦成熟以后,母亲就用磨好的荞麦面给我们做芝麻汤吃。母亲将荞麦面和好揉成面团,再用擀面杖擀成薄薄圆圆的面片,卷成卷,切成铜钱大小的方块,扔进滚开的锅里煮熟。盆里早已备好了碾好的芝麻面和葱花,将面片捞到盆里搅拌好,就是好吃的美味了。
除此以外,还磨炒豆子,做一种豆酱。我母亲和二娘的豆瓣酱都做得很好,黄沁沁的颜色,酸辣适度,还有一点花椒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豆瓣酱了。
年根儿到了,一进腊月门儿,村里家家户户忙活起来,穿帘子、淘米、钉盖帘、浸苏叶,要蒸豆包啦。蒸豆包是件挺麻烦的事儿。先把米淘净淋干,碾成面,然后用开水和好。用大缸盛上放在炕头,用被子蒙起来发酵,烀好豇豆馅子,就可以蒸豆包了。
有时候,晚上母亲会邀二娘一起到我家蒸豆包,小敏和淘蛋他们都会来。她们会一边包豆包,一边说些大人的事情。昏暗的煤油灯下,二娘和母亲都是笑盈盈的,也许是母亲的笑感染着我们,也许是锅里黏豆包的香味诱惑着我们,所谓幸福,就在热气腾腾的灶屋里,成为我长大后对于童年生活最难忘的记忆。
责任编辑 潘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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