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宝

　　大酱情怀

　　李俊宝

　　

　　李俊宝

　　辽宁省北票市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丹东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幼时贫寒，小学四年辍学务农。18岁从戎23载，转业至凤城市地方税务局任党委副书记五千余天。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小说、散文、辞赋、曲艺等千字短文百余篇，偶尔获奖。先后出版散文集《岁痕》、长篇小说 《白杨魂》《风雨圣贤堂》和章回体对口快板《喋血辽东》（描写抗日英雄）等作品。

　　我的生活很简单，对吃、穿、用没有任何讲究，只是习惯于吃母亲做的大酱。若问为什么，我也说不太好，就觉得母亲做的大酱有味道。

　　小时候，每年春天做大酱时，我总是围在母亲的身前身后转悠，为的是让母亲给我抓一把炒熟的黄豆吃。一来二去，我便掌握了制作大酱的过程。母亲制作大酱的程序可能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做大酱前，母亲要把春节前做豆腐时留下的黄豆拿出来，用筛子筛一遍，再用簸箕将其杂质簸出去，然后把黄豆放进锅里炒，一直把黄豆炒爆花才从锅里取出来。炒熟的黄豆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不用吃，闻着都会垂涎三尺。

　　那时的小孩儿没有零嘴可吃，只有每年炒黄豆时，母亲才给抓一把尝尝，其余的全部装进袋子放进厢房里锁上了。等我背着书包上学后，母亲才从厢房里拿出来，扛到碾房磨成豆面，生怕我把全家一年的嚼裹儿当零食抓没了。等我放学回来时，母亲已把黄豆面攥成了一个个香瓜大小的酱疙瘩，摆放在一个平底柳筐里，放在了一个不冷不热不湿不燥的通风处发酵，等酱疙瘩上长出一层白茸茸的细毛时，才算发酵好了。这时，把酱疙瘩掰开，从里到外全都变成了栗红色，到了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就用它下大酱了。

　　为什么赶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下大酱，至今还是个谜。我问母亲，她说只有这天下的大酱才好吃，如果早一天或晚一天，大酱就会发酸、发臭、没有大酱味儿。我不知其所以然，探索了好些年也没找到任何关于制作大酱的源头，只是觉得老祖宗太伟大了，不知历经了多少年多少代，才摸索出制作大酱的日子。

　　庄户人家对大酱是情有独钟的。母亲把大酱下好后装进坛子里或小缸里，放在朝阳的炕头上，每天揉翻一次，连续揉翻几天，缸里就散发出了浓浓的酱香。这时，母亲又用牛皮纸将缸口封严，等什么时候把陈酱吃完，才打开缸口吃新酱。母亲说，大酱不怕年头多，存放的时间愈长酱味愈浓。

　　在老家，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放着一口小酱缸或酱坛子，这是家庭富裕的象征。如果谁家的儿子大了，媒婆去提亲时见炕头上没有酱缸，就知道这家不会过日子，该成的亲也泡汤了。所以，多数人家宁可春节不做豆腐，也要把黄豆攒下来做大酱。也有个别人家，又想吃豆腐又想吃大酱，只能把生产队分给的有数的黄豆掺上玉米面做大酱。这样的大酱无论色泽、口感、味道都远不如纯黄豆做的好吃。所以，父亲对做大酱的事非常重视，他说：“年节好过，平常日子难熬。宁可春节少做豆腐，也绝不用玉米面做大酱。”所以，母亲做出来的大酱不仅色泽暗红，也非常好吃。每隔几日，用筷子从酱缸里剜一块放进碗里，用水一搅就能调和成稠稠的一大碗，一进院儿就能闻到扑鼻的酱香味儿。

　　大酱是北方庄稼人餐桌上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时，一月一年很少吃到几次炒菜或炖菜，大酱便成了庄稼人一年四季下饭的佐料。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婆婆丁、苦苦菜等等，都能蘸着大酱咽进肚里。母亲说，大酱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甭管苦的、辣的、涩的、酸的蔬菜，一经蘸上大酱，就变成可口的美味了。

　　东北有句民谣：“大葱蘸大酱，越吃人越胖。”其实，我就是吃着野菜蘸大酱活过来的。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上的野菜都被人掠光了，母亲就从杨树上撸几筐嫩嫩的杨树叶子回来，用开水潦一下放进大缸里泡上三天五日，树叶就发酵了。饿了时，母亲就从缸里捞出一团把水分攥干，让我蘸着大酱充饥。发酵后的杨树叶吃到嘴里苦涩苦酸，可一经蘸上大酱，味道就突然变得可口可乐了。每到青黄不接时，全家人大都以吃杨树叶蘸大酱度日。所以，我对大酱的情怀是发自内心的，对大酱的情感也是由来已久的。

　　我是大酱的贪婪者。不管是生吃、熟吃，总是百吃不厌。当兵时，部队吃的大酱都是从当地酱菜厂订购的，其味道也不亚于母亲做的。转业到地方后，就买不到那种可口味美的大酱了。有时，朋友送我几罐头瓶家里做的大酱，可我总是吃不习惯。因为，我总觉得这里的大酱跟母亲做的不一样。大酱呈灰黄色，稀稀的酱汤里掺杂着类似婴儿屙出的那种还没消化好的豆瓣儿，吃到嘴里有种咸苦、微臭的味道儿。无论色泽抑或口感都远不如母亲做的好吃。所以，在外几十年，我很少吃外面的大酱。平时除了在市场上买两袋名牌大酱应应急，其余的全是回老家探望母亲时带回来的大酱。有时，妻子为了给我调剂口味，还特意做一碟肉丝酱或鸡蛋酱，可我还是觉得不如原汁原味的生酱好吃。妻子说我好伺候，儿子说我没档次。我以为甜酸苦辣都有营养，风霜雪雨都要生活。

　　我常想小时候，母亲把高粱面用开水烫一下，再用擀面杖擀成盘子大小、比铜钱还薄的一张张薄饼。吃饭时，把大酱抹在饼上，再卷上一些大葱、香菜之类的青菜，那味道实在是美极了，至今想起来还生津流涎。

　　现在，我工作在一座非常秀美的山城。每到春季，山上各种野菜发芽吐绿时，我就带着儿子到山上挖野菜了。什么婆婆丁、苦苦菜、曲曲芽等等，我能蘸着大酱美美地吃上一个春天。妻子看我吃得津津有味，对儿子说：“你爸爸还没忘了农民的本色。”更可笑的是，到山上挖野菜时，当地老乡还认真地问我说：“你家还养鸭子呀？”我只好笑笑说：“养，还是挺大的一只鸭子呢！”儿子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一年之中，我要吃上三个多月的野菜蘸大酱，不仅绿色实惠，还爽胃可口，更重要的是保养了身体。

　　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好得无法再好了。但品尝了大江南北的美味佳肴之后，野菜蘸大酱又以其纯朴清新的姿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不管是城里、乡下，还是大酒店小饭馆，野菜蘸大酱又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有所不同的是，过去吃野菜蘸大酱是为了充饥，为了活命，而现在却是为了调换口味，清理肠胃。虽说野菜蘸大酱的味道有苦有涩，但苦有苦的道理，涩有涩的内涵，除了健康的意义，还能找到回归自然的意境。

　　对于历史有所记忆的人，在吃野菜蘸大酱的同时，依然能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而对于80后、90后的青年人，即使知道大酒店里一盘野菜蘸大酱的价格，可能还不理解野菜蘸大酱对于他们父辈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只有吃野菜蘸大酱才能活命的年代，跟他们说这些，还以为在编故事。

　　责任编辑 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