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容

　　父亲的对联，母亲的年饭

　　春容

　　

　　春容

　　本名王春荣，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女性文学研究会委员，辽宁省妇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特邀评论家。出版个人专著、合著等共1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评论多篇。偶有散文作品发表如 《苦瓜吟》等，出版哲学随笔 《顺其自然》。

　　早年，农村的年，格外像年。不像现在，城里的年不像年，农村的年也那么淡。年的味道寡淡得没滋没味。所以，上了点年纪的人，就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总是怀旧，总觉得这旧历年像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因为“格外像年”的年渐行渐远，所以，它也就特别值得怀念，套用文坛老祖母冰心那句“童年就是一个深刻的梦”，可以说“格外像年”的年，就是我们一个深刻的童年梦。

　　早年的年，特别像年，因为那年味都是忙出来的。腊月底，年跟前，大人小孩儿都忙年。首先，年味是小孩子们“作”出来的。其次，年味是母亲的手“做”出来的。还有，年味是父亲的笔墨“写”出来的。如此，一作、一做、一写，那年味怎能不浓呢？而今，年复一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只能不无伤感地问：“格外像年”的年哪里去了？原来，新媒体时代的年，都被小青年的“苹果”遮蔽了，更被拥挤的民工潮打在回家的包裹里了，自然也被那个亿万人追捧的“春晚”替代了。这就难怪如今的年味儿那么寡淡。

　　孩子们作出的年味，是孩子的天性酿出来的欢乐。小时候，父母总是叨咕，过年，过年，就是“过孩子”。没有孩子使劲作的年，就不像年。父母的“年经儿”，可把孩子们乐坏了，惯坏了。平日里，辛劳的父母忙于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无暇顾及孩子们。过年了，父母才把自己对孩子那大把大把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们身上——放羊（养）。所以，过年时候的孩子最有天性，那就是可劲地作，理直气壮地作，合理合法地作。哪怕上房揭瓦，父母也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再说了，过年打骂孩子属于大忌。过年的时候，家家的男孩子都享有特权——可劲作，作出花儿来，大人们才高兴。而男孩子过年最大的乐趣就是放鞭炮。衣服兜里装满了“大地红”、小钢鞭，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巴兰香”，舍不得一整串一整串放的小鞭，点着了，然后一个个地往外崩。那才叫过年呢，嘎嘎响，嘎嘎乐。记不清哪一年，有个淘气的男孩子，看到奶奶在热炕头上睡得正香，就悄悄地把点着的小鞭放在奶奶手心里。结果把老太太崩得一个猛子从炕上蹿到地上。再一看不得了，奶奶的手掌被小鞭崩得黢黑黢黑，虽然没见血，也够吓人的。就算这样，大人也就吓唬吓唬他，没把他怎么样。就算这样，男孩子年年都享受着家族赋予他们的特权，照样作，照样淘。不作，不淘，没年味。女孩子过年没有男孩子的特权，也没有男孩子那么淘气，那么作。但是，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小心思：希望能有一件自己喜欢的花衣服。父母对女儿的小心愿自然心知肚明，就是再困难也想方设法为闺女置一件新衣服。父亲办年货的时候，顺便把家里准备来年用作种子的花生带去卖掉，扯上几尺花布，老闺女的新衣服就有着落了。“新年到，新年到，新年穿件花棉袄”，身穿花衣的女孩过年的时候总是离那些乱放小鞭的淘气小子们远远的，生怕把新衣服崩坏了，弄脏了。年，对于乡村女孩来说，就是一个“美”的 梦，一件可以在闺蜜面前臭显摆的花布衫。

　　旧历年的年味儿是女人的双手“做”出来的。浆洗被褥、刷碗洗碟、掸灰扫尘、蒸年糕、炸面鱼、摆供品，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忙年的女人格外像女人，做供品，摆供桌，孝敬先人，这是母亲们必须亲手做的神圣活计。旧历年，家家都供奉族谱。据说，族谱是请萨满开了光的，族谱上面写着列祖列宗的大号。供着宗谱的那面墙安放着一张印着福寿字样的红色桌围子。这张印着福寿字样的红色桌围子一年只能露一次面，只要母亲把那个大红桌围子拿出来，孩子们就知道年来了。供桌上面摆满了供品，各种美味佳肴分装在八个大碗里，有猪头肉、整条鱼、油炸的馃子，还有白面大馒头等等。每个供碗上面都有点缀，让供品更好看，更让先人满意。“点缀”主要用粉丝，把粉丝用开水烫一下，或者把它扎上把，过一下油，那粉丝就像女人过年前在理发馆烫的头发一样，曲里拐弯，煞是好看。然后，再用粉红色的染料过一下色，码在供碗上面，这就完美了。为了不让家里的馋猫偷吃供品，大人们事前就用好吃的大鱼大肉喂足了它，让它吃腻了，供品就安全了。小时候，我们不太理解母亲的做法，总是羡慕嫉妒恨那只馋猫。吃足了的馋猫过年的时候，就只管在热热的炕头上打呼噜，它已经酒足饭饱了。

　　忙年，母亲最拿手的就是做年糕。秋收的时候，母亲就把大黄米和黏高粱米精心地收藏起来备用。年前，如果能求来拉碾子的牲畜就用牲畜拉，求不来自然得人来拉。母亲有时自己推着沉重的石碾子把黏米碾成黏米面。到了做年糕的时候先用开水把面粉烫一小部分，接着用笸箩摇啊摇，摇成小小的颗粒状，然后把这些摇匀了的面粉均匀地撒在蒸屉上。撒的时候不能乱撒，一层大黄米面，一层红高粱米面，一般撒四层就可以了。这还不算完，最上面要撒上秋天收藏的各种颜色的豆粒。红红的是小豆，白白的是大芸豆粒，还有灰白色的花雀蛋豆粒。最后，用大劈柴烧火，蒸上一个小时，年糕的香甜味就冒出来了。香甜的年糕味冒出来了，家中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充满着年味。可是，蒸好了的年糕，还不能吃——太烫。大人吓唬小孩子：别急，先把馋虫咽回去，要不能烫掉心！蒸好的年糕连蒸屉一起提出来放到厦屋凉凉了，再用大切刀一方方切好，码在篮子里，挂在厦屋的房梁上，等着慢慢吃。切好的年糕一层一个颜色，红黄搭配，两色两味，很漂亮。吃年糕的时候，桌子上一般都放上一碗糖水，年糕好吃不好消化，蘸着糖水吃，又香又甜，糯糯的，滑滑的，口感好极了。每当我们乖乖坐着吃年糕的时候，母亲总是坐在一旁，用手拢着她那忙乱了的头发，脸上带着微笑，满足地看着我们大口地嚼着年糕，嘴边淌着糖水。若干年过去了，母亲已经不在了，可是，其情其景，犹在眼前。对于子女来说，母亲就是家，母亲就是年。没有母亲的年不是年，没有年糕的年，自然也没有了年味儿。

　　女人们“做”年的时候，男人们就清闲多了，可以躺在热炕头上放长条儿。可以心安理得地吃着刚刚炸好的面馃子、炒花生。父亲的年，却没有那么悠闲。每到年底，他就忙着搜集当年的对联新词，准备给乡亲们写对联。在我的记忆里，年复一年，我们全村的对联都是父亲的杰作。所以，如果说年是母亲做出来的，在父亲，年就是他的笔墨写出来的。父亲出身农家，但他有机会读了三年私塾。母亲常说，别看你爹只念了三年书，给个中学生都不换。那时候，我认为父亲就是我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人，私塾馆也自然成了我童年的梦。说来很幸运，父亲读私塾的机会是捡来的。我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可谓儿女齐全，多子多寿。五个儿子在祖父的眼里就是五条龙，调理好了，就会家业兴旺。祖父精心地为他的五条蛟龙策划着未来：大伯父协助祖父管家，家族“常务”；二伯父、三伯父种地、打鱼，主劳力；老四，学做木匠活，挣现钱；老五，是老儿子，念书，识文断字。可惜，祖父的如意算盘首先被他的老儿子打破了。老五，死活也不去念书。老叔说，那书上的字就像没脱壳的荞麦，像海边礁石上长着的鸭食，黑压压的，见了就眼睛疼。就因为这，排行老四的父亲，捡了个上学的机会。父亲一边学徒，做细木匠，一边读私塾，结果在这个大家庭里，我父亲最合适，又学手艺，又有文化。事实上，做细木匠还真得有文化，二者互补。父亲满徒之后，他的手艺在左近村庄有口皆碑。谁家嫁姑娘娶媳妇打衣柜，都离不开我父亲的手艺。他做的立柜，样子好看，结实耐用，可以传代。我老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父亲做的立柜和“春凳”（一种横放在立柜前面的长条、带抽屉的凳子）。它像一件古董似的，见证着岁月的流失，记载着父亲精湛的手艺。

　　父亲“写年”，我做“司书”。每到年底，按惯例，乡亲们都会把自家买的大红纸按照需要裁好，什么大门对儿，房门对儿，厦屋对儿，包括牲口圈、鸡窝、鸭架子等等的小条幅，卷好，写上张三李四王五的户主名，送到我家。我会按照先来后到给他们排好队，再由父亲给他们一份份写好。写好的对联在炕上铺开、晾干，再一份份地卷好，等着“用户”来取。写对联没有报酬，还要搭上笔墨和时间。可是，我们从不计较这些，而且这正是父亲大显身手、乐此不疲的好事。母亲总说，写对联交人。交人，得干实事，不能光靠嘴出溜人。父亲有一本收藏多年的楹联书，好像是那种薄薄的宣纸，线装的书，我记不太清楚了。每到过年前，我就骄傲地把它拿出来，把笔墨准备好。准备笔墨，我总认为那可是一门不小的学问。首先得把各种型号的毛笔用水泡好，泡到笔毛软软的，光光的，不带一点旧墨痕迹。然后，磨墨。墨是一种叫“金不换”的长方形的墨块。砚台是一种沉甸甸的大方砚台，能装小半碗水。手把“金不换”在砚台上一圈圈来回地磨，磨到什么程度得父亲试写一下之后才知道。父亲不说好，我就一直在磨。父亲写对联的时候，我在炕桌上铺平对联纸，用手轻轻地拽着，父亲就在上面挥毫泼墨。那时候，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棒的父亲，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司书”。一般情况下，父亲都会按照旧词写，因为多数人家都喜欢旧词的对联，显得更有年味儿。父亲愿意写旧词，他说，旧词大都是繁体字，笔画多，写起来，丰满，好看。但是，父亲本意是爱写新词，他说新词有新意。父亲年前也搜集点新词，有的人家喜欢新词，有新鲜感。至于那些小条幅，我也可以顺口就念给父亲写，什么“五谷丰登”（贴在谷仓上的）、“六畜兴旺”（贴在牲畜栏上的）、“肥猪满圈”（贴在猪圈上的），以及“出门见财”“抬头见喜”什么的。父亲的字，不是颜体，也不是柳体，他自己说那就是“黑体”，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一种自由体。那时候，我根本不懂毛笔字还有“体”之说。只要是父亲写的对联，就是世上最好看的“体”。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贴上父亲写的对联，我在小闺蜜面前总是觉得特有面子。有时，还不无虚荣地跟她们说，你家的对联是我写的。人家反驳我，你会写？啊！那不是你爹写的吗？是我磨的墨，是我拽的纸。就是！就是!咋的？

　　陈旧的乡村，家家户户，年复一年，变化是那么缓慢。但是，只有一年又一年的旧历年，写着“黑体字”的对联才会把那旧意盖了去，为陈旧的村庄装点出一点点新意。如今，“农耕人家谷满仓，书香门第春常在”的“黑体字”已经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覆盖了，成了历史。那些“格外像年”的年，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留下的那一点点遗痕，便成了一种乡村文化记忆，永远挥之不去……

　　责任编辑 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