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

　　让生命“开花”（外一篇）
——从《随想录》看巴金晚年的奉献精神

　　王建中

　　

　　王建中

　　1931年生人，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东北大学兼职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等。出版《东北解放区文学史》及五卷本《王建中文集》等学术著作几十部。2013年被辽宁省老龄工作委员会评为 “成功路上的离退休杰出人才”。

　　巴金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奋斗一生，可他却自谦地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靠用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这也正是他博得人们尊敬的缘由。文坛巨星陨落，人们在深切怀念的同时，也纷纷著文赞颂这位文学大师，而对他晚年的奉献精神尤为难忘。

　　这使我想起了巴金先生从75岁始创作《随想录》的艰难历程和执着精神。在我翻阅长达900余页、46.6万余字的《随想录》的同时，也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病中的情况，以及作为一位作家把写作视为生命的奉献精神。早在1978年，巴金就应邀为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撰写“随想录”，日积月累，到1986年8月，已届82岁高龄的巴金将150篇“随想”编成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等五个集子。1987年9月，他将这五个集子合成一本书名为《随想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他让生命“开花”的硕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巴金的身体日渐衰弱。1982年11月7日晚，他因在家中摔断左腿而住进医院，最初几个月只能带着“牵引架”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床上，半年后回到家里发现左腿竟短了三厘米，行动不便是可想而知的。随后，巴金又患上“帕金森氏症”，再一次住院治疗。正如他在《无题集》中所说：“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1982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1983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可这一切并没有减弱他写作的激情。1983年6月，还在养病的巴金，就又重整旗鼓，继续写作。他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有时字都写不到稿纸的格子里去。他在《〈病中集〉后记》中曾这样回忆那段往事：“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笔写过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中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就索性扔掉笔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这是巴金老人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原动力，就是他晚年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有些好心人为他的健康忧虑，经常来信劝他休息，可他认为：“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一次终生难忘的会见——纪念著名作家巴金诞辰111周年

　　著名作家巴金生于1904年11月25日，逝世于2005年10月17日，享年101岁。2015年是他诞辰111周年，这使我忆起了30年前，前去拜访他的动人情景，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会见。对他的思念之情、敬慕之心油然而生。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巴金的《家》《春》《秋》，迈入社会后，从事的又是现代文学教学，心目中自然渴望见到这位文坛巨匠。1984年，我从辽宁大学中文系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并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985年，为了完成一项重要课题，需要广泛搜集资料，于是在这年夏天，我带领课题组一位研究人员外出调研。在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武汉、南宁等地，拜访过诸多著名作家之后，于7月26日来到了上海，7月30日下午，我们便在巴金寓所同他会了面。

　　当年，81岁高龄的巴金，温文尔雅，质朴无华，一派学者风度。他对我们这两位远道而来的文学后生，像对待老朋友似的，询问我们住在哪里，有无困难，亲切和蔼，关怀备至，使我们深受感动。当时他正在为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撰写“随想录”，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他已经出版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等四卷书。这是

　　如今，巴金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的生命不仅在年龄上超过常人，更在于他的高质量。写作是作家的本职工作，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也都应该像巴金老人那样，让生命“开花”，从而结出丰硕的果实。他心血的结晶，表达的是重获“解放”的心声。我们的话题自然联系到了他写 “随想”的情景。他说：“我的这些长短文章，是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无力的叫喊，反映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是想减轻自己的痛苦。”早在1966年夏，担任在北京举办的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巴金，刚一回到上海便被关进了“牛棚”。随着“文革”的深入，又由“牛棚”转到了名为干校的“劳动营”接受“劳动改造”。与巴金同病相怜的作家王西彦在《炼狱中的圣火》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在干校的巴金：“作家协会下干校来的靠边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自然算得上是‘老弱’了。长期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使他行动常易失去平衡，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给我印象特深的，是严冬的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泯灭一位爱国者的必胜信心，顽强的生命终于战胜了生活的煎熬。在我们的交谈中，巴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历史、相信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无法更改，这正表现了他的坚强信念。

　　我们与巴金的交谈虽然时间不长，可留给我们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他说，人应该永远向前看，但也绝不能忘记过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悲惨的历史重演。所以，他的“随想”亦为记录历史的实话真言。他说：“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笔’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是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巴金也一直在大声疾呼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让子孙后代铭记历史、警示未来。1986年6月15日，巴金就曾专门写有一篇《“文革”博物馆》，收入他随后出版的《无题集》中。文中，巴金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建立 “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巴金的肺腑之言，可能逆耳，但利于行，也值得人们深思。30年前与巴金那次难忘的会见，至今记忆犹新，也使我浮想联翩。谨以此文纪念巴金诞辰111周年！

　　责任编辑 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