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盼

　　琼·里斯（以下简称为“里斯”）在《茫茫藻海》中对勃朗特的《简·爱》进行了反种族主义的书写，通过这种书写揭露出没落的被殖民地白人女子是如何一步步被逼疯，重新塑造了白人女性笔下的异族“疯女人”形象。她们是生活在殖民地的没落殖民者，废奴法令颁布后，她们成了生活在黑人群体中的弱小白人，势单力薄，既不被白人社会接受，又不愿也不能在黑人社会中被同化；她们长期生活在黑人群体中，却对白人社会念念不忘，极为向往；她们接受白人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作为在对立的文化中成长出来的人未能找到他们的身份认定与文化归属，她们希望能融入白人社会中被作为白人对待，却在事实上受到了黑人传统、原始文化的保护。她们的血液融合了白种人与黑种人的血液，这种融合文化在她们的身上实际不可再分。而正是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之下，两个克里奥尔女人被逼疯。

　　在《茫茫藻海》中，里斯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是她对殖民地人民与被殖民地人民生活的认识，也有她自己对于民族身份归属认定的态度。而她表现出来的矛盾态度，也正是她深受殖民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双重影响下的产物。不可否认，殖民者的没落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殖民者通过殖民活动获取财富和资源，与被殖民地人民势同水火。但是殖民者的后代在被殖民的土地上成长，他们不仅吸收了殖民者带来的文明，同样也吸收了殖民地的文化。他们是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生长于裂缝之上。作者通过对安托瓦内特母女遭遇的重点描写，展现了她们三代人的生活历程，是即将崩溃的异域殖民者社会在废奴法令颁布前后的缩影。作者里斯对人物遭遇的态度，展现出她在对立文化中寻求身份认同的艰难抉择。

一、父亲——勇武，和善，自私趋利

不论女权主义者如何不悦，男人是力量的代名词。在小说的开篇，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就死去了。而随着男人的死去，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所提供的庇护也随之而去，陷入了绝对的危难之中。

　　首先是父亲的逝去。文本中关于老克斯韦的描写很少，其形象是通过他人的描述拼凑成的。老克斯韦这一父亲形象是家庭中的支柱，是力量与权威的表征。当地人惧怕老克斯韦，对他心存忌惮，他抵抗着外界对庄园的打击。他的存在使庄园处于安全之中。因而在没有男主人的库利伯里庄园，就连老仆人高弗瑞对女主人也是爱理不理。文本中对老克斯韦的描述不多，其去世也是一笔带过，这主要是由于讲述者安托瓦内特当时很小，她的眼光也始终停留在母亲身上。然而，在文中，作为父亲的老克斯韦在安托瓦内特的心中是以高大的形象呈现出来的。当罗切斯特拿着丹尼尔的信对她加以谴责时，安托瓦内特直截了当地回答那是谎话，不假思索的回答至少能证明在安托瓦内特的心里，父亲的形象不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不堪，对于父亲，她是抱以信任的，她心中的父亲形象绝对不是猥琐卑鄙的反面形象。在他人眼中，老克斯韦是一个残暴、嗜酒的殖民者形象，对于安托瓦内特，是内心深处的精神根源。安托瓦内特内心涌动的力量，她不顾一切的疯狂，她面对不公与迫害奋起的反抗，都源于父亲。那么，父亲形象的缺失，可能含有其他的意味——以失位作为提示。

　　同时，文本中又出现了继父的形象，即从英国来的梅森——父权制、家长专制的代表。这两个父亲形象带有明显的不同。对于老克斯韦，读者只能通过他人的描述才能捕捉到信息，比如客人们说他嗜酒、粗鲁，他与梅森文质彬彬的绅士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老克斯韦的消失才加速了伯里克利完全的衰败与颓废。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写道“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去修缮它”“我的父亲，来访者，马，充满安全感地躺在床上——这一切都再也没有了”，两个“再”字说明，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与此相反的。相反，梅森娶安妮特，安托瓦内特的态度一直是消极的，当科拉姨妈说到梅森因为安托瓦内特不愿叫他父亲而使他感觉受伤时，安托瓦内特说到：“他看起来可不像受伤的样子。”（24）但她究竟顺从了姨妈的要求。梅森给安托瓦内特带来的快乐是他给母亲安妮特带来了快乐，所以安托瓦内特对梅森的认同是建立在他对母亲的关怀之上的，是为了母亲而顺从，以听话的女儿取悦继父。当梅森丢下精神崩溃的妻子，间接造成了安妮特的疯狂以致死亡，很难说安托瓦内特对这个“父亲”还能抱有好感并感到安全。并且，梅森之所以将安托瓦内特嫁给罗切斯特是出于某种理由的，当安托瓦内特说她不愿意嫁的时候，梅森跟罗切斯特说到：“我该怎么和你父亲交代啊？”（67），所以继女的这一场婚礼、继女的人生与幸福，实际上是梅森与罗切斯特的父亲所达成的某种交易。文中没有明说，但是商人之间的协议一定是能使交易双方的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因而受益者是梅森而非安托瓦内特。而克斯韦对安妮特的态度与梅森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小心爱护安妮特的。所以，在《茫茫藻海》一书中，“继父”与“生父”的意义截然不同，并造成了两个女人迥然不同的命运。

　　家庭之内失怙，家庭之外无援。邻居、唯一的朋友勒特雷尔先生的自杀意味着同一世界里成年男子的缺席，库利伯里的女人在她们的世界中完全失去了保护，从此过着完全离群索居、孤立无援的生活。勒特雷尔的死，安托瓦内特清楚地意识到从此她们再没有了力量的保护，他虽然只是她们的邻居，但在平时的生活中，给予了她们很大的帮助，他们是一体的，是相互扶持的。勒特雷尔对于安托瓦内特而言是一个和善、慈祥、充满温暖和爱的长者，这个生父早去的小女孩在他这里能获取类似于父亲的关怀与爱护。勒特雷尔死后，暴露在黑人群体中的白人女人们很快遭遇到欺侮与报复——马死了，这是安妮特少有的财产之一，也是她最后的挣扎与不妥协，载着最后的希望，但却轻易地被毁灭；安托瓦内特想要融入黑人的生活群体反而受骗，很快被划清界限。没有父亲的保护，母亲又太过懦弱且自我，安托瓦内特不仅没有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没有母亲，母亲对于她而言，更像是一个象征的符号。安托瓦内特的生长环境呈现为一种完完全全的孤立状态。不仅在家庭内部无法求得帮助，在外部，也无人可以依靠。父亲的存在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存在，代表了旧有的制度和法律的存在，而这一切都是残存的白人们想要回到富足的、安逸的生活状态。婚礼上的客人说老克斯韦是“他是喝酒把自己喝死的……旧风俗？许多旧风俗早就该废除了”（16）。这是如何都回不去的时代，旧有的秩序、制度、律令完全被颠覆。是代价，也是不幸，但无能为力。有关勒特雷尔的描写也不多，但从他是牙买加黑人女人、白人家庭中的女仆克里斯托芬最好的朋友这一点来看，他必然不是种族主义的持有者，他为黑人悲哀，也为自己悲哀。勒特雷尔代表了白人文化中温和、包容、理性的一部分。在时代的变化下，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自杀，理性、包容的白人文化在此也就消散了。

　　在文本中，出现了三个“父亲”形象，老克斯韦呈现的是一种强有力的、甚至粗暴的形象，勒特雷尔先生表现出了理性与包容，而梅森则表现出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品性。三种形象的叠加构成了对白人成年男性形象较为完整的描绘，然而其中的力量与温暖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了刚愎自用与自私自利，这也是里斯对白人群体“父亲”的失望。在对以梅森为代表的专横家长不遗余力的批判的同时，作者对老克斯韦和勒特雷尔的书写充满了留恋。作者在书中反抗男权，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只反抗其中暴虐、专制、蛮横的一面，而怀念其温柔、理性和包容，怀念其遮风避雨的温暖与庇佑，表现出既抗拒又渴望的矛盾态度。

二、丈夫——自私冷酷，犹有温情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说，女人是属于父亲、丈夫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只能依附于父亲、丈夫和儿子，而后者对他们的命运具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梅森和罗切斯特对于安妮特和安托瓦内特的悲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安妮特重新恢复了活力，因为有个有钱的、潇洒的白人男人要娶她，意味着这群孤儿寡母不仅能回到家庭的保护与温暖中，更意味着她们不用再忍受饥饿与贫穷。这是安妮特处于疯狂边缘的救命稻草，梅森却不是她的救世主。地位十分优越的梅森娶了带着两个幼儿（其中一个还是白痴）的寡妇，很难说他不是别有用心。很快，当安妮特提出要求搬离伯里克利，远离对他们有深切仇恨的黑人群体时，梅森因为自己“引进劳工”的发财计划坚决不肯离开。作为殖民后裔，老克斯韦留下的财产与资源都在伯里克利，梅森想依靠大量廉价的苦力获取财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损本地黑人的利益，但梅森在新的黑人仆人面前毫不避讳，以至于引起当地黑人的公愤而不得不仓皇出逃，直接导致了皮埃尔的死亡。随后安妮特陷入疯狂，梅森把她当成真正的疯子对待，安妮特的美丽、会跳舞不再是被欣赏的因素，她成了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女人：不能带来财产、所有的心思都维系在白痴儿子身上；她不能为他的谋财计划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既失去了财产又不能取悦于丈夫，作为一个无用的点缀品，在生病的安妮特最需要梅森的时候，他将她丢给了黑人仆人看管，任由她被虐待并成为放荡的代名词。这是梅森在事实上对安妮特的抛弃。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他理应深刻认识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重重矛盾，况且，他们一家才刚刚经历了与黑人的生死对决，然而梅森痛痛快快地将结婚一年多的妻子丢给黑人奴仆，少有探望，不顾生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克斯韦对安妮特的态度，安托瓦内特向母亲询问克里斯托芬的年龄时，安妮特回答“她是结婚时你父亲送给我的礼物——许多礼物中的一件。他认为有个马提尼克岛女孩可能会让我开心”（8），这才应该是疼爱妻子的丈夫会做的事——让自己的妻子生活愉快。所以安妮特之于梅森，不过是一个谋利的工具，当工具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就被断然抛弃。

　　对于安托瓦内特的悲剧，罗切斯特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一再强调：之所以逼迫自己娶一个克里奥尔女人，不过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嫁妆。在第二部分，以罗切斯特的视角描述他与安托瓦内特的婚姻时，能看到两个人相互之间态度的差异。安托瓦内特是一个有着生机的克里奥尔女子，她在婚姻生活中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她向往英国的白人世界，又意识到自己与那个理想世界的距离而否认罗切斯特眼中的英国，她小心翼翼地顺从丈夫的态度，期望两个人能收获完美的爱情。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罗切斯特处处表现出不满与失望。在这种不平等的爱情、婚姻关系中，罗切斯特封闭自我，固执地不愿接纳妻子；安托瓦内特由于生长的不安全环境而生活于各种面具之下，隐藏着真实的面目维持生活。因而这种婚姻联系是十分脆弱的。在荣格的“人格面具”与“阴影”的理论下，安托瓦内特与罗彻斯特结婚之前可以说她一直戴着当时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生活。在童年的种种阴影之中，失去了挖掘、发挥自己创造力和实现真我的机会。“与罗彻斯特结婚后，这位对爱情和婚姻充满遐想的女孩安托瓦内特渴望得到真爱释放自己的感情。于是，人格面具与阴影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种冲突使她极度感到没有安全感，甚至是恐惧。”她的这种恐惧在婚姻中被放大，罗切斯特增加了她生活中的不安全、不稳定、不温暖的因素，她的恐惧反而在罗切斯特的故意伤害下愈演愈烈，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婚姻走向了尽头，安托瓦内特由此精神崩溃。

　　应该说，罗切斯特是一个反面的形象。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个英国白人男子的形象，在深深的忧郁中有让人理解、同情的地方。对于安托瓦内特他未必那么无情。首先，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卑鄙，并因此陷入深深的自弃之中。他知道自己不能带给安托瓦内特幸福却还要哄骗她嫁给他——因为他必须要得到那笔财产，因而他在内心其实是厌弃自己的。在将这种厌恶扩大后，他厌恶这个地方的一切，厌恶安托瓦内特身上一切光明的地方，因为这种光明和纯真将他的卑鄙映衬得更加黑暗。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安托瓦内特，他意识到他的妻子生活在重重伪装之下，这既使他生疑，又使他产生揭下面具的欲望。他未必真的相信信中的污蔑，但这是那个光明、活泼的安托瓦内特身上可能的污点，他可以凭借这一点打倒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毁了安托瓦内特，这是他的自私，也是由于他的软弱，但不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罗切斯特自私、卑鄙、人格阴暗。但同时，作者也说明了：他也是受害者。在家中，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他不能得到父亲的遗产，而被“发配”到了西印度，他因为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愿去好好了解他的妻子，爱护妻子的人提防他，想得到梅森家的财产的人也盯着他、利用他。他在异乡也是一个事实上的孤独者，与克里奥尔的白人相比，他和西印度、库利伯里更多了一层隔阂。他没有安全感，不清楚当地的风俗与历史，也没有分辨是非真假的能力。没有人了解他，他也没有朋友可以谈心聊天。罗切斯特——这个英国白人，在克里奥尔同样是一个没有文化归属、身份认定的孤独者。他不是纯粹的恶人。他想要安托瓦内特脱下她的面具，“我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流下一滴眼泪，一滴人性犹存的眼泪……要是她这样说，或者这样哭，我就会把她揽进怀里，我的疯婆子。她是疯了，但也还是我的女人，是我的。我才不在乎什么神啊鬼啊命运啊。要是她微笑，或者哭泣，或者又哭又笑。那是为了我呢”（164）。他为她取名“贝莎”，剥夺她原本的意义与人格，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一个小妻子，一个他自己能够接受、能够共创幸福的小妻子，然而失败了，并且也由此彻底毁了安托瓦内特。罗切斯特是作者犹疑的表现，是与梅森性质不同的象征，他是一个忧郁、孤独的异乡人。

　　以利益为衡量标准的商人属性只会将矛盾扩大，梅森、罗切斯特二人的婚姻都是因此而难以为继。在这一代人中，两个克里奥尔女子自身软弱、无力，而她们的丈夫同样太过软弱。这说明完全依靠白人文化来解救是不可靠的，里斯对这种不可靠表现出深深的无奈，安妮特孤注一掷，安托瓦内特即使有过犹豫依旧顺从了劝说。她们希望婚姻能给她们带来幸福，带来旧日的荣光，带来明日的快乐。也许是她们无法在当时的环境中坚强自立，但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依附，希望通过婚姻能得到她们梦寐以求的安定与希望。里斯一方面凸显了两个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造成这种不幸的白人男子做出某种申辩，表现出既抱有希望又感觉无望的矛盾态度。的确，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当时社会家长专制、遗产制度下的受害者，同时，他们更是享受着时代特权的施害者。安托瓦内特母女的不幸，他们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后代——脆弱无力，阴险狠辣，柔弱彷徨

美狄亚的神话表现出西方一种伦理观：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老克斯韦是个奴隶主，儿子却是一个孱弱的白痴，并且在逃亡的大火中丧失了生命。这本身就具有讽刺的意味。属于奴隶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皮埃尔正是这不返时代的象征，也象征了殖民时代的最终落幕。他太脆弱了，“走路摇摇晃晃，并且口齿不清”（5），他完全没有力量，并且没有表达的能力，他是一个失语的孩童，是一个不再有话语权的时代后续。他没有传承父辈的激情与力量，反而像是罪恶与惩罚同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畸形儿，并且没有被救助的可能，是完全不可能带来希望的人，他的死亡与没落是必然。然而安妮特把所有的希望与精力全部放在他身上同时，也就是把希望放到不可能重来的以往历史上，她不肯正视现实而死死抓住旧时代最后的一点遗留。她的希望本身也是无望，皮埃尔不可能长存，殖民者们不可能卷土重来，不可能继续进行殖民统治。最后皮埃尔可谓是间接地因黑人而死，死在了殖民先辈们奴役、剥削的被殖民者手中后一代除了皮埃尔，还有一个私生子丹尼尔·克斯韦。从皮埃尔身上还能感觉到纯净的气息，在丹尼尔身上就只有阴险和狠辣。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确是或者根本不是克斯韦的后人，但显然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棍。他以德高望重的隐士自居，甚至还做过牧师，然而却做着卑鄙无耻的勾当。他的外貌猥琐，行为举止不合礼节，他的话语并不可信，却有说服力。他是一个善于揣度人心的家伙，伙同阿梅丽欺骗罗切斯特，不仅因为向老克斯韦讹诈钱财未果而积攒起来的怨恨与报复，也是为了讹钱。在他口中，克斯韦一家完全是无耻、虚伪、堕落的人，他揪着一点事实的尾巴随意编造。罗切斯特不满于婚姻，出现在丹尼尔口中的各个人物就全都是精心策划这场婚姻骗局的谋算者——地方法官的妻子与梅森一家关系好而尽可能不说实话；亚历山大是不会说白人坏话的两面派；克里斯托芬是一个坐过牢的恶毒巫婆；最重要的是安托瓦内特，她跟堂兄桑迪好过并且善于撒谎。

　　唯一的女儿安托瓦内特是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文化中成长出来的，和皮埃尔是两种不同文化观的表征，皮埃尔代表了注定死亡的殖民文化，安托瓦内特更富有属于黑人的野性的富有生机的活力和精神。她没有享受过作为统治者可以享有的特权，对过往的辉煌并不留恋。她寻求的方向是向黑人群体的融入，然而，她与世界双方都存在深深的认同障碍。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安托瓦内特与提亚可以构成一重镜像关系。提亚是安托瓦内特的希望，希望自己能成为提亚的同伴，能够融入当地黑人的群体之中，然而当黑人们气势汹汹之时，安托瓦内特所做的一切都徒然无功。安托瓦内特与提亚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白人，代表殖民者，另一个是黑人，代表被殖民者。这两者在深厚的仇恨和敌视中互不接受，纵使安托瓦内特试图转向提亚所代表的黑人，在提亚心中，她仍然是敌人，她们之间构成的“互相凝视的镜像关系因暴力而破碎，象征了女主人公跨越文化、种族界线的努力的最终失败”。就如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我看到她手里抓着一块带尖棱的石头，但没有看到她扔石头。我没有感觉到疼，只是某种湿湿的东西从我脸上往下流。我望着她，看到她皱起脸，放声大哭。我们瞪着彼此，我脸上是血，她脸上是泪。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犹如镜中。”（33）世代累积下的仇恨与对立还无法消散，她们注定不能和解。

　　长大后的安托瓦内特转而寻求向白人社会的靠拢，希望能够通过婚姻进入白人社会，然而罗切斯特并不愿意接受她——他压根就不认为她是一个英国人。在复杂的关系中，里斯表达出在文化对立的夹缝中生存的人们的精神困境与现实困境。母女两人的选择不一样。母亲选择的是紧紧抱着残留的奴隶制的最后的脆弱的浮木，女儿则试图亲近黑人投入黑人文化之中，无果后投向英国白人文化，然而都失败了。

　　这是殖民者的最后一代，白人后代孱弱无力，黑人后裔恶毒狠辣；一个不能被救赎，一个无法去投靠，还有在这巨壑之上的安托瓦内特，无论向哪方投靠，都只能是无疾而终。这最后的一代人，恰好代表了三种选择——一种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殖民者，一种是完全本土化的利己者，一种是走在对立双方的边缘往来徘徊无所归依。作者否定了前两种选择，在安托瓦内特的选择道路上徘徊求索，是否也说明了作者也正是处于如此的状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中无法被承认呢？而作者自身，既不能放弃对白人世界的向往，又无法剥离黑人文化的影响，她的视角与选择，其实反映的恐怕也是她自身成长于对立文化的特殊环境下的映射。

四、矛盾书写中的选择

作者在书中所表现出了一种不彻底的后殖民书写：既是反殖民的呐喊，又带有殖民者的话语痕迹。不论是在对父权专制、夫权专制还是殖民统治的批评中，都表现出了不彻底性。文本中处处存在着矛盾，矛盾的两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既是反殖民的流露，又有殖民话语的表述；既反对种族主义，又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既反对父权、夫权的专制，又怀有依恋。她虽然是在表述反殖民的话语，但同时她也并非完全在叙述被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茫茫藻海》中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最凶狠、最让人反感的是那些被殖民地的黑人男人与黑人女人们。黑人男人在安妮特失去理智的时候放纵兽性随意侮辱她，在实质上使得那个爱美的女人变成实实在在的疯子，他们的女人们对自己的男人没有办法，就将满腔恨意发泄在那个无辜的女人身上，恶意编排；所谓的异母“哥哥”勒索不成恶意编造谎言，使安托瓦内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是造成安托瓦内特悲剧的推手；女仆阿米丽恶意勾引男主人，也被描写成一个出卖身体获利的放荡女人。相比之下，作者对白人男性的态度可谓十分“宽容”——没落的殖民者们让人同情；即使罗切斯特才是将安托瓦内特推入地狱的人，却也时时刻刻不在表露他内心的苦闷。作为白人男性，要依靠被人鄙夷的女人才能获得利益，他不能忤逆他的父亲，他的责任相当一部分被转移到了父权的专横上，他不过太懦弱，加上有那么些虚伪罢了。

　　安托瓦内特和安妮特都是文化战斗的牺牲品，她们曾对温和、理性的白人文化表达了向往，又被黑人原始文化所庇护。所以，里斯自己复杂的文化背景在此融入了她的文本中：一方面，被殖民地的黑人经受奴役，仇恨白人，他们也有卑鄙堕落者；黑人对无辜的被殖民地白人女性进行侮辱、伤害、掠夺，但他们同时也是被伤害者；而那些活跃在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有恶有善。黑人不尽于坏，白人不尽于善。安托瓦内特努力进入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学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都不被接受。她们受到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的双重伤害，又曾在两种文化中得到过庇护。最后，疯女人一把火少了禁锢她的庄园，是否说明里斯的态度：反对白人社会的封闭，同时又紧抓住原始、淳朴的充满野性与生机的黑人文化呢？

　　在矛盾的书写中，文本中的人物在对立文化中徘徊，真实地反映出作者的文化抉择：融入白人社会中，希望能在白人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但相对立的现实让她认识到那不可能成为最后的、有效的解救路径。于是，与里斯具有相似命运的人都会遇到这种境况——身为压迫者与受害者的、作为曾经的殖民者与后来的被殖民者的人，在当时社会里只能生活在黑人、白人双重的排挤中，投靠其中任何一方都是无效的。然而即使里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是对于白人男性抱有希望，不同于她笔下黑人男人们一贯的“恶”，在对悲剧命运的解释中，里斯重点突出时代的是历史上、环境下的原因，个人的原因在这里反而被淡化。

　　注解【Notes】

　　① [英]琼·里斯：《茫茫藻海》，方军、吕静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