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民

　　（昆明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新唐书·突厥传》“赞序”有言云：“广德、建中间，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自度不能留，辄引去。蜀人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在此寥寥数语中，《新唐书》的编修者虽未详解南蛮之祸，但却借蜀人之口提出了“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断语，认为南诏对蜀地的攻伐给蜀人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影响远超吐蕃对蜀地的攻扰。由于《突厥传》“赞序”是统领《新唐书》“四夷传”的主旨，故此句断语也就确立了宋廷对南诏的评价导向。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新唐书》编修者的原创，而是唐朝后期的文学家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一文中所记田在宾之语，《新唐书》的编修者改写孙樵的论说，将其置入《新唐书》“四夷传”，借此来表达自己谨防蛮夷的边防观。

　　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说“田在宾将军刺严道三年，能条析南蛮事”，故对自己讲述了一些关于南诏进攻剑南西川的情况。田在宾说，广德（唐代宗年号，763—764）、建中（唐德宗年号，780—783）之间，虽然吐蕃两次进攻西川，唐军不能抵御，但“戎兵践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众。即自度不能留，亦辄引去。”因此，蜀人将此时期南诏对西川的攻击与吐蕃的攻击相比较后，发出了“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慨叹。田在宾对此进行分析认为，自韦皋开通清溪关以和南诏等群蛮后，南诏往返京师的使臣均经过蜀地，而且南诏子弟轮番到成都学习书算，五十年来，不下千百人。这样一来，南诏熟知巴蜀之地的风土人情与山河地势，尤其是掌握了西川的军事设防情况。因此，“文皇帝三年，南蛮果大入成都，门其三门，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加以败卒贫民，因缘劫杀，持兵群聚，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为病。自是以来，群蛮常有屠蜀之心……”针对着田在宾所讲这种情况，孙樵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宜诏严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于州则易役，卒出于边则习险，相地分屯，春耕夏蚕以资衣食，秋冬严壁以俟寇。岁遣廉吏视卒之有无，则官无馈运，吏无牟盗。”

　　严道，秦置，属蜀郡。《寰宇记》卷七七“严道县”云：“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于此地，故曰严道。”至唐武德元年（618）为雅州治，天宝初为卢山郡郡治，乾元初复为雅州治。孙樵云“田在宾将军刺严道三年”，即是说田在宾做过三年的雅州刺史。雅州与黎州、越嶲州均为西川要地，是抵御吐蕃、南诏攻击的前沿阵地。根据《旧唐书·田弘正传》记载，田弘正（764—821）本名田兴，字安道，唐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人，唐宪宗时曾为魏博节度使，因忠诚有功故唐宪宗赐名弘正。至唐穆宗时迁中书令，后改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有四个儿子，其中曾为洛阳令的田章有子云田在宾，《旧唐书·宣宗本纪》记宣宗大中十一年（857）事：“以右金吾卫将军田在宾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郑助为夏、绥、银、宥节度使。”

　　《新唐书·艺文志》载：“孙樵，《经纬集》三卷，字可之，大中进士第。”王志昆在《孙樵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初探》一文中认为，孙樵生于元和十五年（820），卒于中和四年（884）稍后。其一生行事以大中九年（855）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生活在四川，曾多次入京应试，至大中九年进士及第，从军邠宁（今属陕西）。大约在咸通十年（869）到秘书省任职。黄巢入京后，随唐僖宗避乱入蜀，中和四年“中兴”后，未回长安，不久卒于川东。李光富所作《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说《书田将军边事》写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他认为文中有“田在宾将军刺严道三年，能条析南蛮事”与“自南康公凿清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之语，而 《新唐书·韦皋传》记贞元元年（785）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四年，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劝说重归唐朝；十五年，南诏大臣子弟就学成都。据此，李光富指出：“由韦皋贞元四年遣使通南诏，至开成三年为五十年，故知此文作于开成三年。此与一九二八年刊《雅安县志》所载亦相符。《雅安县志》卷三《官师志》云：‘田在宾：开成中以将军刺严道。’”

　　《书田将军边事》一文既写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则使蜀人痛呼“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事必发生于此前。结合田在宾所言“文皇帝三年”南诏攻掠成都之事，对照《资治通鉴》“唐纪”的记载，自唐德宗贞元年间苍山会盟至唐文宗开成三年，南诏大规模进攻西川事件发生于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即南诏权臣王嵯巅率军攻击西川之事。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南诏从吐蕃借得援军，在西洱河大败鲜于仲通率领的数万唐军，与唐朝决裂。次年，南诏称臣于吐蕃，吐蕃赞普派宰相倚祥叶乐使于南诏，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予金印，号之“东帝”，授其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在吐蕃军队的援助下，南诏相继击败贾奇俊、李宓所率前来进攻的唐军。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联合南诏攻击西川。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九月，吐蕃赞普遣御史至南诏，令阁罗凤攻打越嶲。阁罗凤派遣大军将洪光乘及清平官赵全邓等人领兵，同吐蕃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俭赞等一同攻击越嶲，并攻克越嶲府，大肆掳掠之后才回撤。与此同时，阁罗凤率南诏军围攻会同军（在越嶲会川县）并降服会同。

　　至德二年（757），唐廷再置越嶲都督府，以杨庭琎为都督，并加固台登城（今四川泸沽）。奉吐蕃赞普之命，阁罗凤又一次派出大军将杨传磨侔与吐蕃将领分兵攻击，再克越嶲，夺取台登，俘获杨庭琎及嶲府兵士。大渡河西部、南部的诸羌及诸蛮纷纷归附吐蕃，吐蕃占得嶲州北部地区，南诏得到嶲州南部地区（即今会理、会东一带）。其后，南诏多致力于在南中东征西讨，扩大控制区域，而主要是吐蕃与唐朝展开攻防大战，且互有胜负。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驾崩，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六月，南诏主阁罗凤亦去世，因其子凤伽异于此前已卒，故其孙异牟寻继立。是年十月，吐蕃不仅兵分两路，从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扶州（今四川南坪一带）、文州（今甘肃文县）方向进攻西川，而且还联合南诏从嶲州出击雅、黎二州。由于遇到唐朝军队的顽强抵抗与反击，吐蕃军及吐蕃、南诏联军均遭逢失败，而此失败又导致了吐蕃与南诏之间互相猜忌。唐德宗贞元元年（785），韦皋代张延赏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他一方面加强西川的军事防务，一方面开始招抚南诏，以期拆散南诏与吐蕃之间的联盟。

　　贞元四年，韦皋指挥唐军击退吐蕃的数路进攻。五年，韦皋派遣唐军主动出击嶲州北部地区，重创吐蕃军，并在后来收复了该地区。同时，唐朝对南诏的招抚活动也在顺利进行之中，到贞元十年（794），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崔佐时至南诏王都羊苴咩城，代表唐廷与南诏举行会盟，南诏重新归唐。为了表示诚意，南诏还对吐蕃发动突然袭击，在神川铁桥一带大败吐蕃军，夺得吐蕃城堡16座，俘其封王5人，降兵10万余人。同年，唐德宗又组织了以袁滋为首的庞大使团至羊苴咩城册封异牟寻。次年，唐德宗加韦皋统押近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此后，唐廷称南中地区为云南安抚司，西川节度使皆兼任云南安抚司职，颁发使司印章。虽南诏所划定行政区域、所设立管理机构仍旧如故，实际治理着南中地区，但既受册封，即表明南诏又一次与唐朝结成依附关系，且事实上南诏也数度与唐联兵攻击吐蕃，稳定了西川的局势。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底，南诏异牟寻卒，子寻阁劝继立。唐廷于次年初派出使者进行吊慰及册封之事，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寻阁劝卒，其年仅13岁的儿子劝龙晟继立。至元和十一年（816），因劝龙晟疏于政事，暴虐荒淫，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劝利则赐王嵯巅蒙姓封“大荣”（意为兄长），唐廷也承认了南诏的此番变故，照例派出了册立南诏及吊祭使。然而，在劝利为南诏王期间，虽也不断遣使长安，但唐朝边地官员也陆陆续续向朝廷报告南诏攻扰安南、入寇黔中，双方关系已大不如前。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佑”，唐廷亦派出使节至南诏册立丰佑并颁发册立印章，但是，史籍明确记载的“善用其众，始慕中国”的丰佑为政五年之后，南诏便发动了对西川的大规模攻击。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诏权臣王嵯巅率兵攻击西川，连下嶲、戎二州。带平章事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发兵五千南下抵御南诏军，双方战于邛州之南，唐军大败，南诏军趁势攻下邛州。唐文宗急忙在益州调兵遣将，以支持西川战事。王嵯巅分兵三路，继续北上攻击。虽其东路军在攻击东川梓州时被唐东川节度使郭钊派兵击退，但其西路军攻破黎、雅二州，而王嵯巅亲率中路军直驱成都，并迅速攻陷成都外廓城，杜元颖只得领将士固守成都子城。唐文宗诏贬杜元颖为银州刺史，并遣中使至南诏，要求丰佑撤军。同时，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将军董重质为左右神策及诸道行营西川都知兵马使，统帅诸军反击南诏军，还征调太原、凤翔等镇驻兵驰援西川。王嵯巅驻兵成都西廓，起初尚能抚百姓，止劫掠，而十日后退兵之时，“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文织埒于蜀中。”

　　当然，王嵯巅所谓“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的出兵理由只是毫无根据的霸道借口而已。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带平章事为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等使。杜元颖到西川后，一方面疏于军队训练与防御安排，对来自南诏的威胁掉以轻心，一方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使得西川戍卒缺衣少食，以致戍卒或潜至南诏境内盗窃，或向南诏出卖情报以取食物。于是，至唐文宗太和三年（829），王嵯巅托言诛虐帅杜元颖而攻击西川。因此来看，此番南诏侵扰西川原因似乎是在唐朝官员方面。其实，杜元颖的疏政、虐政只是给了王嵯巅可乘之机，对西川的主动攻击还是由王嵯巅策划与发动的，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孙樵记述田在宾的话认为是因为韦皋招抚南诏后，南诏使臣出使京师往返于蜀地，及南诏子弟轮番就学于成都人数较多，蜀地对南诏来说已无秘密可言，因此使得王嵯巅敢于领兵进攻西川，给蜀地造成巨大破坏。孙樵的观点与唐末盛行的排斥南诏的社会舆论相一致，因为南诏北攻西川，南击安南，确给唐朝带来灾难，引起唐人广泛的怨恨。但是，南诏重点攻击西川的原因并不会像孙樵所说这般简单。

　　南诏选择西川作为攻击唐朝的重点区域，固然与南诏熟悉西川地理情况有关，但这并不是开始于韦皋的招抚。清溪关道是益州到南中的传统通道之一，严耕望先生指出，秦汉至唐，主要的川滇之道仅有二条，“唐代成都南通南诏有东西两道。一道南经嘉州至戎州，取石门道，经曲、靖等州至拓东。一道西南经邛州、雅州，出邛崃关，经黎州，渡大渡河，出清溪关，经嶲州，渡泸水，经姚州，接南诏境内之东西驿道。”只不过在韦皋招抚南诏后的时间里，往来使臣更多、就学成都的南诏子弟更多罢了。另外，唐朝在招抚南诏后几次攻击吐蕃获胜，夺回了被吐蕃占据三十余年的嶲州北部地区，但嶲州南部地区仍旧由南诏控制着，有北上黎、雅二州以入成都的条件，这也是重要的因素。再者，益州大都督府、剑南节度使及后来的剑南西川节度均治成都府，自秦汉以来蜀地便是中原政权对南中的政令所出之地，南诏时期亦是如此。即便是韦皋招抚南诏后，南中地区实际上由南诏掌控，但唐廷仍设云南安抚司一职由西川节度使兼任。因此，南诏要挑战唐朝，首先就会挑战直接管辖它的地方。当然，长期的人员往来，南诏不会不知道蜀地的富庶，从而引发对西川财富的觊觎。而虽说此时南诏已同吐蕃决裂，且同唐朝联手数度攻击吐蕃，但吐蕃仍旧不断袭扰西川，尤其是攻击嶲州、黎州等地，牵制着西川的军事部署。南诏与吐蕃暗地里也应还有联系，王嵯巅从西川掳掠大量人口、财货后，就将其中的二千人及部分金帛送给吐蕃。上述这些情况，均可成为刺激南诏攻击西川的因素。

　　王嵯巅的此番入川之战，对南诏与唐朝均有重大影响。首先，对南诏而言，这是第一次越过大渡河而攻击唐朝，一反过去多在南中展开攻防的常态，表明南诏在与唐朝的争战中已处于主动状态。随后，南诏再三越过大渡河而攻击西川，唐朝不得不放弃嶲州北部的布防而退守大渡河沿线，这就使得黎州境内的大渡河逐渐成为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实际分界线。其次，唐廷对南诏的控制，是通过益州并姚州都督府实现的，因此，南诏想通过战争方式与唐廷对话，就是在攻灭姚州都督府之后直接袭扰益州。在此意义上立论，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南诏攻击益州，更多的还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即通过战争掠夺人口、财货以满足南诏社会的需求。“沃野千里”的益州是一富庶之地，许多南诏国主都经益州到过长安，对此点比较了解。因而，南诏对唐廷始终没有土地的索求与政权的争夺。南诏的此番攻击，从西川掳掠了大量的人口与财货，攻城而不占城，略地亦不要地。正是由于行动的目的在于掳掠，使得南诏的攻击野蛮色彩较浓，破坏性较大。第三，此次战事的了结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王嵯巅退兵后上表请罪说：“蛮比修贡职，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唐文宗竟然因此就饶恕了王嵯巅，不再作追究。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后来南诏与唐朝之间使臣不断而攻伐不止的奇特现象，当然，这对唐廷而言亦是无奈之举。此时的益州已是弊端丛生，悍将贪婪，骄兵跋扈，尤其是外来镇兵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致使西川内部冲突不断，防线松弛。援兵到来之时，西川尚能抵御南诏的攻击，没有援兵之时则形势岌岌可危。第四，面对南诏的咄咄逼人，西川由此开始执行防御策略，对南诏较少采取主动而有效的反击。唐文宗诏贬杜元颖之后，任命东川节度使郭钊检校司空，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而郭钊多病，不能履职，请求朝廷改派他人。太和四年（830）十月，李德裕以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的身份，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抵达成都后，鉴于自韦皋以来的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不重视设防的教训，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了一批军事要塞，并设重兵防守。“筑杖义城，以制大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荣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徙嶲州治台登，以夺蛮险。”这样，以相距不远的各要塞互为犄角来构成抵御南诏与吐蕃侵扰的屏障，从此也定下了防守为主的应对南诏策略。第五，由于南诏的掳掠，西川遭到重创。“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唐廷不得不派出宣慰使至西川安抚慰问。同时，根据宣慰使反馈的情况，唐廷决定减免西川当年的两税，规定西川两税钱三分之二纳现钱，且每贯减五百文；一分折纳匹段及杂物。成都府及属县以及邛、雅、黎等州南诏军经过的各县，赋税均减三分之一，未经兵锋之处，亦因战乱影响而削减一定数额。另外，还暂停了两税之外的一切杂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次兵祸给西川带来的破坏。因此，蜀人发出“西戎尚可，南蛮残我”的悲鸣，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