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盖雄

　　（乐山师范学院）

一、深入文化与个性精神创造的思想先锋

从1986年创立的那一天开始，非非主义就不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存在。它同时还是一个思想流派，一个文化根源性精神探索的群体，一个以个性诗学哲学创造为己任的学术群体。而且，从一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来，真正的非非主义精神的创造者，都自觉自己为人类精神家族的成员。因此，非非主义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深入人类思想根源和心灵历程的世界公民群落。

　　从一开始，非非主义的理论就是文化诗学理论，不管是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还是蓝马的《前文化导言》，都是以文化为底色，直接切入文化的核心层面，把文化地图的个性新绘制、个性新设计、个性新创造、个性新超越作为非非理论的主调、重心和主要方向。

　　周伦佑抓住东西方思想结构的大背景进入人类艺术考察，指出人类潜心理的结构本能，有一度结构——具有类的性质，外化为形态化的集体意识，深层的无意识部分则是由一定语法和句法决定的一般语言习惯和亲缘关系，从内部规范人们的行为思考。但是，人之所以是人，还有更伟大的能力，那就是少数人所具有的二度结构本能，体现在诗人艺术家身上便是一种变构冲动。一度结构本能是集体无意识的投射，组成原构现实，二度结构本能代表个体意识的觉醒。要在原构现实之上创造一个新现实——超原构现实，这就是艺术的创造。

　　在这里，周伦佑不但第一次贡献了一个当代汉语新文化诗学的核心术语——“变构”，而且在整个中国学界还没有引进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候，就自明性地，自觉到以个性精神审判的目光，深入人类大传统的文化—语言—思想—艺术的结构分析和结构反思。并且完全不同于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肯定，周伦佑直接把集体无意识当作艺术创造要克服、要穿透、要超越的东西。显然，这种自觉个性，发明了独立于任何集体无意识的变构意识，正是非非意识的重要元素，也呈现了周伦佑对中国大一统千年皇权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腐朽部分的高度警惕——这恰恰是中国现代性进程开端性历史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人、学人和真正的思想者应有的，对五四新文化个性解放传统的血缘继承的自觉标识。

　　用周伦佑的变构理论来审视，当前中国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中，简单地直接认同儒家、认同孔子为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文化偶像的倾向，正是一种欠缺历史批判和历史反思的集体无意识的症候。

　　周伦佑的《反价值》是对东西方文化价值——语言的总反思、总质疑、总解构。是20世纪人类最集中的一次精神事变和思想事件。是中国本土第一个原创的“价值解构主义”和“价值建元主义”。它具体地深入整个人类文化价值的语言基因之中，对人类把整个世界价值化—定值化—两值化—价值操作化，因而把一切创造个性定值化的内部事实揭示出来，为艺术精神反价值的品质命名和正名，为每个人的元价值觉悟和新价值建设启蒙。

　　周伦佑指出，人类的文化根基，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文化的价值语言和语言价值构成。动摇价值语言和语言价值就动摇了一切。艺术变构要从变构语言价值和价值语言开始，所以周伦佑穿过反文化的废墟到达价值语言的基石。

　　在新价值的地平线上从此出现个体精神的价值建元者和价值清理者，也就是语言建元者和语言清理者。如果说现代诗学第一次发现了理性人（启蒙主义），第二次发现了非理性人（现代主义），那么，第三次就是周伦佑和非非主义发现了价值人、价值语言人、价值异化语言人——指向价值零度人和语言零度人的觉醒。

　　什么叫思考？真正的思考是什么？正如德勒兹的回答这样说，思考不是理性之运作，不是为了沟通，也不是为了解释。思考，简言之，是一阵“抽象风暴”，其风驰电掣、直贯脑脊，是“逼迫、肢节内在性的域外入侵”。

　　在德勒兹关于思考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他引进了“域外”这个概念。“域外”的主要状态是“非关系”与“非场域”，即，每个时代——叠层或历史建构——都有一种独特的观看与述说世界的方式，时代一改变，人们看与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域外作为使一切断裂、不连续、意外与偶然骤然降临的“另类事件”，打击着被迫思考者的思考。也就是说，思考在几近暴力的相遇中，始于感官、直截且猝不及防的“震惊”。所以柏拉图说，哲学肇始于震惊。在德勒兹这里，是对改变差异，也是对一切流变的震惊。只有在与他者相遇的惊愕、错乱、如雷殛顶的诧异中，才会瞬间从和谐与同一的表象中被掷入差异的现实世界。思考才被迫由此开始。所以，对德勒兹和尼采而言，思考只能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创造性暴力。在德勒兹的描述中，思考启动于它与域外之物（不可思考者）短兵相接的相遇中，后者的出现则全然是非预期、非逻辑、非理性、非关真理……一种偾张着“非”的暴力，除了近身肉搏，没有人能预知结局。于是思考与生死存亡的关系在此达到了最紧密的结合，思考不仅意味着去“发现、发明崭新的生命可能性”，而且也经由敞开的域外直接连接了死亡。死亡是域外最卓越的例子。

　　够了。以上德勒兹关于域外与思考的描述简直就是直接对非非主义的理论产生和思考产生的贴身的素描与雕刻。也就是说，全部非非的理论和诗歌、思想的产生，正像1840年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思考的产生一样，也像中国古老的春秋战国时代，突如其来的大混乱、大血战和大浩劫，警醒和缔造了诸子百家的思维一样，全部中国文化传统根源性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在一种非常的与他者的遭遇中，搏斗成形的。这才是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由来。

　　正如周伦佑在《红色写作》里意识到的，写作是比绝食、坐牢、死亡更残酷的考验。在周伦佑看来，汉语言的命运和汉语言诗歌写作的命运集中了一切思想的暴风和一切时代叠加的反暴力修辞。它是人在生死关头几近绝望的辉煌一搏。是冲破石头构图的千重镜像。是奋飞站在刀锋上的诗歌的鸟群。也是象形虎奔入人类肉体的咆哮。更是变形蛋冲击毁灭深处的存在深渊的反光。因此，在周伦佑的全部理论和作品中，都激昂着这种如同周文王坐狱书写《周易》的紧张。在与一切域外之力的相互撞击下，一种舍死忘生的非非之光，冲破全部的障碍，展现了开天辟地的创造性的锋芒。

　　思考是非常紧张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思考永远存在着断裂，也存在着死亡和再生。中国文化的根性建设决不能简单地认同一个既定的、已有的语言模式和文化传统模式。各时代的变迁和裂痕已经深入骨髓和血液。整个地球都已经面目全非，进入了后地球时代。甚至孔子都已经从原创的孔子变成被皇权化的孔子，被注释化的孔子，被各时代切割和劫持的孔子，被大卸八块、泥塑、木雕的孔子，被僵尸化，被亵渎化，被八股化，被妖魔化又被圣人化的孔子。孔子的命运也是被殖民的命运，被专制的命运。一个真正的孔子的原创思想，已经成为破碎的历史遗迹和历史风化的伤痕累累的肉身。当然也成为现代的商标、品牌、道具、面具。成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对象化学术暴力、商品暴力的实验品。在这种变形的孔子面前，我们只能超越时空，直接回到汉语言思考相连的域外和源头，直接用原创的血液对接原创的血液，用原创的思考对接原创的思考，用生命切实的体验对接生命通透的觉悟。这也就是我所讲的对创生成新诗学哲学原则。对创生成既不是简单继承，也不是简单批判，更不是模模糊糊的所谓的古今结合，而是相对创造性的生长，达成灵魂的对话和精神的新生。

　　显然，德勒兹的域外写作的理论，与非非主义提出的体制外写作的理论，亦有血脉相连的贯通。他们都是抗击僵化体制的、充满激情的、创造性的、最先锋的思考。而德勒兹认为，思考首先所面对的就是最原初、未经任何知性加工修饰的感觉——一种纯粹的感觉，这个观点也非常接近非非主义的感觉还原的诗歌的方法。在德勒兹那儿，真理并不是位于感觉之后或之下的观念，真理就是纯粹的感觉，一种对立于教条观念，不受条件限定的感觉。这和克罗齐、柏格森等对直觉真理的推崇有相似之处，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直觉传统也可互相说明。但是，德勒兹的未具形、未分化的纯粹的感觉只涌现于力量拍击身体的第一瞬间，也就是感官都来不及打开的猝然间。那是一种非常的、极限状态下的，力量贯穿全身的反应。它显然天然拒绝了任何前设的历史性锚定的知觉和经验，成为生命本然的血性偾张的直觉。它更接近后非非写作时代所提出的红色写作的思考开端。

　　周伦佑最先锋的文化根源思考，还体现在非非创立一开始，他就提出，“通过我们，改变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状态；通过我们，堂堂正正使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化主流。”而早在1992年，周伦佑就明确在论文中《宣布西方话语中心权力无效》。并且，在全国最早提出创立中国本土文学的透彻的主张，对现代、后现代作了汉语思想的批判和清理，对深入现实作了义无反顾的选择。显然，这一方向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和中国文化创造的明确的意义旨归。

二、造天意识、造天运动与对创生成理论

1986年，我第一次接触非非主义时，我就认定非非理所当然是文化根源的探索者、质疑者和创造者。仅仅写一些分行的诗歌，对我来说缺乏吸引力。我认同非非，就是认同非非的造天意识和造天运动的激情。于是，我写作了《非非主义与造天意识》《非非主义与造天运动》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非非评论和非非诗刊。在文章中，我把中国文化界定为“天文化”，认为全部先秦哲学流派，都是以天意识为核心的，把天作为象征，作为命运、道体和孕育万物的化身。

　　由此，中国人信仰天，就相当于西方人信仰上帝。

　　天被中国传统文化意志化、人格化、神圣化了。儒学如此，道家、墨家等亦如此。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罢黜其他学派。儒学作为官方哲学、皇权哲学的意识形态，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凝固体，被严重体制化、官方化、皇权化，僵化了。儒学本身的生动活泼的原创部分越来越被遮蔽，乃至严重地萎缩了。

　　我在《非非主义与造天意识》中指出：

　　从盘古的斧子和女娲的大腿中走出的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信奉“补天”意识，以“天行健”为楷模，最优秀的古典作品也是对“无才补天”的痛惋（《红楼梦》），有曲线补天的《水浒》，正统补天的《荡寇志》。杞人忧天被世世代代嘲笑。最放荡不羁的孙猴子也只能皈依西天，最激烈的屈子向天抛出了些许问题，扣天关而不入之后也只有囿于固有的天地而自沉。至于以头撞天的共工，也只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一言不合，打烂摊子的争天而不得的激进的酸葡萄主义者，至于封建束缚下的劳苦大众，以食为天，尊颂天老爷，奢求间或有一块“青天”足矣。这就是历代农民起义包括文学理论，诗学理论，文化观念上的农民起义的悲剧。

　　而在非非主义这里，我看到了一种民族传统中鲜见的造天意识。非非主义是改革和开放的产物，是人和诗的中国现代化觉醒。

　　非非主义站在东西方文化之上来观照一切，站在文化之外来审视文化。读够了那些排列于书店的一代一代一批一批陈陈注释，陈陈墨义，陈陈相因的乏味的典籍和典籍般的诗，读够了那些或沉溺于老庄孔孟，或沉溺于弗洛伊德，或迷惑于最新最高指示的套言赘言套诗赘诗，再读一读“非非”，你可以感到一种地震的痛快冷浸的痛快困惑的痛快怀疑的痛快惊恐清醒的痛快。总之，那个习惯的照耀古今的女娲之天崩塌了。你将如摆脱太阳引力的地球一样失重。你将面临重新选择。即使是你重新选择了旧有的天，这天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

　　也就是说，我认同非非主义就是认同以造天意识为动力的造天运动，即重建一个深入人类根源性哲学的个性创造的天空，它既不同于东方皇权之天，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资本之天，而是以全人类文化为传统素材和传统资源，与全部文化和全部存在对创生成的新的天。

　　接着，1987年，在乐山郭沫若研究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以“对创生成”这个关键词为核心的新美学哲学原则，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文化，既不是单一的东方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西方文化，而应当是与东西文化及全部存在对创生成的新文化，这种文化是以个性精神的创造为本原的，以个性直接接通人类文化源头，或者说以个性直面上帝的本真的文化创世纪——语言创世纪。我们要把迄今为止存在的全部文化传统进行个性创造的处理，力求把它素材化、资源化、消化、转化，其中不可避免的方式，显然有进入意识层面的对抗生成、对立生成、对峙生成、对决生成、对话生成，还有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对应生成、对撞生成等，这一切都会进入新文化的生成方式，达到各种对创生成的新可能。

　　不仅对创生成可在人类文化—语言—思想—精神及在人类一切生命体验和人类一切生活中进行，而且，对创生成还理所当然早在一切太空、一切星体、一切物质、一切人类未知的存在中进行。正如尼采高度赞同赫拉克利特所说，没有存在，只有生成之在。生成是无穷无尽的，是人类无法全部穷尽的。而不断突破人类局限的创造、造化当然也是无法穷尽的。

　　对创生成的提出，显然吸收和消化了东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有关生成的理论成果。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就把生成作为存在的肯定，甚至他认为：第一，并没有一个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生成；第二，存在也是一个生成的存在，也就是生成之在。尼采认为生成之在就是永恒回归，也是权力意志的呈现，唯有生成是唯一的存在，而生成是人不可限定、不可全部认识的永恒过程，把握真理是一种自我的生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是首先发现了人是生成，用生成的观念冲破了人的僵化了的理性观念，生成就是万物之流变，生命和生命力之流变，也是意识之流变，精神之流变。从胡塞尔的生成现象学体系到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生成的观念都渗透到人、世界、意识、感觉、语言的每一个层面。

　　在中国古老的哲学里，宇宙生成一直是一个根源性问题，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的显现，都和生成相关。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老子《道德经》中生成论的阐释。所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阴阳五行所讲相生相克的原理，都是生成论的出色描述。

　　由此可见，世间万物的生成，人和世界的一切生成，在东西方文化的根源中，都有最根本的哲学表达。

　　而我的对创生成理论在“生成”二字前加上了“对创”二字，这种对创的观念又从何而来呢？我在《能力化写作教程》的诗歌章节中这样写道：

　　对创生成新美学哲学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创造的，一切都是生成的，一切都是达成的。一切相对并不是流行的相对主义，而是说对于特定的主体、客体二分的认识论的突破。一切互为主体一切互为客体，一切也互为隐匿和呈现的镜照，一切也互为缺席和在场的参照，一切相对是相对任何参照系来说，没有绝对主体和绝对客体之分，没有绝对主流和绝对边缘之分，没有绝对时空之分……只要人作为对象化言说的存在和对象化思想的存在以及对象化体验的存在，都有某种相对的参照系和相对的语境。完全的主，包括完全的主流、主义、主体、主宰是不存在的。因此人在想象界需要设定一个绝对的“主”，得以维持相对分说的相对，但是，这个主，这个上帝，这个大道，这个大全，大块，这个终极设定的对象，永远不可能在人类具体化的人世间呈现出具体的实在和得到具体的检验。也就是说，人类的绝对设定也是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设定的，人类能说出的上帝已经不是真正的上帝。上帝——这种绝对只能由每一相对者自由认定，它的绝对是自由认定实现的个性，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认定的，个性直通上帝，也就是我说的，个性直接进入历史，直接对创生成一切。这种相对承认自由心认绝对的可能，并不是拉平一切精神格位庸俗地认为一切相对都有等同的价值。创造价值在人类分界中注定是有等差格位的。

　　这个相对，当然也是对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观取代牛顿绝对时空观的肯定，更是对一切创造所面对的、所相对的多元化存在背景，多元化意识背景或者多元化参照系的肯定。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所有的绝对，也只能是某种相对中的绝对。因此，一切创造，都有一个多元化的差异性的前提。上帝创世，仿佛绝对，但却有希腊众神同时大笑而假死。有一绝对命名，就同时有多种相对命名或前命名之名，或前未命名之空白。所以，对创生成的对创，是对一切生成背景、生成形态、生成方式及一切创造背景、创造形态、创造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肯定，是现代性进程中人类应有的生态创造哲学和生态创造诗学。它天然地防止任何独断论和独裁、专制的猖獗，也保持了永生创造激情和创造可能的域外写作或体制外写作的原动力。

　　对创生成新诗学哲学，还解决了人类历来纠缠不清的，关于对主体、客体和各种事物关系认识、体验和阐释的难题。

　　从笛卡儿的“我思”主体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成了无限膨胀的征服客体的垄断者。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无限膨胀的主体的人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引起几乎所有哲学的反思和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从19世纪以来，非理性大潮就已经开始涌动。尼采发现了末人和超人，叔本华悲观的哲学发现了作为意志的表象，克尔凯郭尔以绝对的个人摒弃了群体，马克思发现了阶级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接着，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人，萨特发现人的异化中的“他人即地狱”。主体的崩溃来临了，到了后现代，福柯宣布人的死亡，罗兰巴特宣布作者的死亡。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到哈里马斯的交往理性，从马丁·布伯“我与你”的相遇哲学到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整个主客体异化崩溃的裂痕，几乎无法修补。而对创生成理论，以相对创化、相对创造的生成方式，包含了一切主客体的流变，并把一切指向新生的创造。对创生成的主体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一切存在的可能。

　　对创生成是以创造为中心的。

　　创造作为人类公认的最高价值，也作为人类发生学意义上的最高尺度，早在各民族文化的古老的神话创世的传说中，已经有了充分的呈现。世界的发生是无中生有的，而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惊天动地，就是各种力与力之间疯狂的撞击。而在尼采那里，力就是意志。事物的意义是事物同占有它的力之间的关系，事物的价值则是在事物中表现为一种复杂现象的力的等级关系。

　　在对创生成理论确认一切相对参照，互为主客、互为隐显、互为缺在，互为照掩、敞蔽、穿越和交往的视野的最终，都要指向创构、创化和创造。也许创伤不可少，但是创伤也要指向创造。这是以创造为指归的价值观、美学观和哲学观。只有创造才有真价值，只有创造才是真演化。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尼采：其人其说》一书中论述的：“创造是最高的要求，是真正的存在，是一切实质性行动的根据。”创造就是评价：“没有评价。生活的果仁就是空的”“价值的变迁——这就是创造者的变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除非是创造者。”

　　爱也是创造出来的，只有在创造中才有自由。唯一的幸福存在于创造之中。但是，对于对创生成新美学哲学来说，万事万物都在创造。不仅仅是人在创造。在无人之境，万物的相互创造一样在天然进行。我们可以把这种创造叫作演化，叫作进化，叫作大化或者造化。创造并不仅仅是人的专利。天工开物，人工开始，人生活在无限自然生态本身无时无刻不在的创造中。觉悟到这一切对创生成着人自己，人与万事万物就有了创造的默契和创造的认同，人对万事万物就有了大生态的尊重和大生命的敬仰。所以，对创生成新美学哲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万物在创造的力量中是平等的相互的。万物有位，万物有力，万物有量，万物有品，有质，有情，有为，也可以卸掉这些“有”，而达到隐匿于人类未知的无为，那也是在人类未知未觉的疆域对创生成人类信仰的可能。万物与诗歌就在对创生成中相逢人类的庆典和人类的神往，也感泣和共承人类的苦难与人类的命运。

　　对创生成还解决了阅读发生学和阐释学及“互文性”等纠缠不清的难题。

　　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而忽视读者与作者；传统批判以作者为中心。它们的弊端都在于，把某一片段推向中心或极端。其实，任何阅读和阐释都是对创生成的多极效应、多元效应的可能。阐释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是在生成之中的。作者—读者—文本—以及各种在场或者缺席的生态—前阅读意识背景框架—后阅读语境等等，综合地对创生成，才达成了阅读和写作的人类活动中的新格局。对创生成理论能非常综合地解决阅读写作的主客体生成问题，并重视生成的张力，和各种可能性。

　　在教育中，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家长主引、社会主流的提法等等，其实都可用对创生成的理论视野去观察，并获得动态的综合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贯穿教育中的体制性僵化的教材主霸、分数主宰、升学主压、时间主绑、封闭主流、行政主断等等，教育的多元化对创生成是难以实现的。对创生成显然要求一个更加民主化、人性化、个性化的学术自由的生态前提。

　　我在2001年《非非》上发表的《非非主义与汉语原创写作》的最后一章，就明确阐释了“对创生成”取代或包含对立统一规律的必要性。对立统一，在教材上似乎一直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在讲解。它宣称，一切都互为矛盾，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那是一种冷战时期最流行的阶级斗争哲学的版本。事实上，一切并不一定互为矛盾，而斗争也并不是中心。一切对创生成，而以创造为中心，才是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生态的最高要求的。对立统一，可以看作是对创生成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或有极大局限性的形式。正如在爱因斯坦相对时空论中，牛顿的绝对时空论可以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

　　罗兰·巴特尔提出“互文性”之后，所谓“互文写作”成了流行批评术语。但也有不少人借口“互文写作”而滑向变相剽窃他人的寄生性写作。其实，互文的最好状态和尺度，应该是对创生成。

　　男女两性的性爱、情爱、生活等，也是对创生成的。真正的爱应当是多种生成创造的最灵动的可能。

　　对创生成理论还能解决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我们的新文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全盘东化，还不是什么东西文化相结合的含糊性的陈词滥调。因为任何相结合的说法，都没有明确的尺度。比如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整体与个体相结合，什么与什么相结合，都不如说什么与什么对创生成更有创造的明确尺度和张力。

　　东西方文化与一切文化生态，以及非文化生态，都应该对创生成，事实上也在对创生成。我的一系列和历史及古今诗人、哲人对话的诗歌作品，如《孔子》《孟子》《李贺》《李白》《杜甫》《王安石》及评写北岛、欧阳江河、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的诗歌，都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着对创生成的无限可能。这个理论曾有一些影响。如当代著名画家周华君，就在他的画作和论说中明确宣布过要实现对创生成的新美学哲学原则。郭沫若研究专家税海模，也在他的《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一书中提出，研究郭沫若应当采用对创生成的原则。

　　对创生成不是一种死概念、死术语、死尺度或者死结论。它本身无限展开一个没有最后定论的世界可能和存在可能。它本身也是对创生成的。正如德里达“延异”的概念和周伦佑“变构”的概念一样，对创生成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视野。它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论、独裁论和体制僵化的危险，在万物生命、人性和文化的根源中，获得无穷无尽鲜活创造的原动力。

三、体制外写作理论与新人本主义诗潮的转型

体制外写作理论是龚盖雄2002年春节到西昌邛海边走访周伦佐、周伦佑的时候，我们三人纵论当代文学大势的理论对话。在这个对话中，我们以“体制与体制文学”这个坚硬的话题作为切入点，历史地分析和论证了“体制外写作”在当代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并在对“体制外写作”作出科学的历史阶段划分的同时，重点阐说了后政治时代“体制外写作”的思想向度和写作特征。这篇对话提出的重要命题和对话者敞亮的言说方式，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它对当代汉语文学——甚至对汉语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根性反思和建设，都造成了深远的冲击和震荡。

　　周伦佑早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地下写作时期，就已经萌动了对整个体制反思的觉悟。这和北岛、食指等朦胧诗一代相比，更本原性地切入了文化历史反思的纵深。

　　正如赵一凡评介丹尼尔·贝尔所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指出：“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相反，文化历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但是，也正如贝尔所说：“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

　　因此，非非主义提出的“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正名，不仅照亮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化批判方向，甚至具有世界性文化反思与重建的意义。

　　非非主义划分了“体制外写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关人类体制的大尺度和在权力染指文学范围内发生体制异化的小尺度，澄清了狭义体制和广义体制这两个重要范畴，确认了艺术本身就具有体制外写作的个性精神创造特征。在艺术中异端就是正统，相对于体制来说，“体制外写作”就是异端。

　　可以说诗歌是艺术和思想个性化创造最后的体制外精神故乡。

　　有很多学者如赵思运、沈奇、陈超、唐晓渡、张闳以及非非同仁蒋蓝、邱正伦等参加了“体制外写作”的笔谈。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学界、诗界的影响迅速扩大。从此，写作的有效性在“体制外写作”理论这儿，树立了不可替代的界碑。一个时代的反思发生学的体制外视野和文化根源性重建的体制外崭新开端，就此得到了鲜明立场的彰显。

　　余英时所写《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指出：“中国知识人的批判传统还有另一个特色，即经过制度化而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里的“稷下先生”不属于官僚系统之内，他们的专业则是政治批判……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又有御史和谏官，也是制度化的批判者。知识人以“道统”来批判“政统”，在政统的世间与道统的超世间发生冲突时，帝王的惩罚反而成为知识人的光荣，惩罚愈重，光荣也愈大。

　　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生活中，即使在体制内生成的古典知识人，也同样存在“道”的体制外思想和“道”的体制外话语，也同样存在古典知识人的制度化批判和制度化反思的优秀传统。

　　从文化渊源上讲，中国的“道”就是体制外写作和思想的传统根基。正如孔子说他“志于道”。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常常是古典知识人的选择。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兴起的前提就是体制化的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周代制度化的统治解体的危机和各诸侯国战争的震荡，孔子办私学也是突破了官学的体制外的思想和行为之道。可以说，人类所有的重大的文化哲学突破都是个性化、非体制的创造产物。无论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运动”的突破，古希腊的哲学个性的鼎矗，还是古印度释迦牟尼作为王子单身出家创造佛教的历程，可以说都是一种体制外的思想和行为的杰出成果。

　　当然，这些体制外思想的成果，都要被各个时代的体制化的统治权力所利用。最终，又要变成教条，变成僵化的体制内的坚硬的铁血规则、铁血条款、铁血囚笼和铁血栅栏。权力之手本然地要分割一切，宰制一切，把一切等级化、暴力化、集团利益化。因此，永远需要体制外的强大力量加以遏制。

　　缺少了体制外的视野，任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析，都会误入歧途而有严重的缺失。比如北大博导陈晓明谈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中就这样认为：“现代与当代的断裂，与其说是历史自在生成的，不如说是当代的文学政治化运动不断促成的。”并且他说，“‘文革’后相当一段时间，当代文学一直是奉西方文学为圭臬。”他认为，五四新文学传统只有幽灵学的意义，并大讲现代传统幽灵学的特征。陈晓明的这种论说与视野，显然有仅仅遵循体制化文学的思路和革命文学轨迹的深刻烙印。由于他严重缺失了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体制外写作”兴起的重大事实的描述和思考，他就看不到五四的现代新传统乃至儒家的古典传统一直隐形存在并不断裂的心脉，他就无视顾准、张中晓、陈寅恪及新儒家的存在，也无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的激荡风流，当然，更谈不上对其中早已存在的对西方文学的超越的意向。至于对当代的文学政治化运动的现代传统中的扭曲部分，与古典秦皇传统的某种对接，陈晓明就更加盲视而禁舌了。

　　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对于中华的非主流、非体制的个性觉醒者来说，中华文学传统中最切入个性精神血性的部分，从来就不是什么幽灵，而是极其鲜活地涌流于汉语动脉、正脉之中，因而从来就是非常贴切生命本体的存在。百年隔身不隔心，千年隔肉不隔灵，万年隔代不隔思，永恒隔绝不隔魂。所以，对于中华文化本根上的大道体认，精神传承，从来没有在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汉语生命中断绝。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为什么汉语理所当然成为人类的母语之一，为什么中华文明总有魅力在任何黑暗时代呼唤出大义凛然的、作为异端的诗人歌者，总在一切历史危难之际，有民族脊梁顶天立地。那正是因为，中华体制外思想、体制外写作、体制外存在、体制外生命，总有对创生成的强大的隐形传统，一直贯穿到底。人性中本然的、本真的自明性因素，一直以各种方式彰显着真正的光芒。而中华人生中，差异性的多种行业，多种地方，多种民族、多种存在方式所不断产生的各个行业领袖、地方领袖、民族领袖，也形成使大一统皇权漏洞百出的张力。任何时候，中华都有独特的在野史。文学尤其是这样。

　　周伦佐、周伦佑兄弟的精神成长史，就和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密切相关，而他们独树一帜的文化哲学思考和艺术诗学的原创理论奉献，恰好说明中华的道义传统和人类普世价值传统不是作为幽灵，而是作为骨血存在、灵肉相生的精神实体，直接推动了他们杰出的个性创造。

　　我把周伦佐称为“大山思想者”，即“在荒凉险恶的攀西大绝谷千韧岩壁上的哲学行走者和人生觉悟者”。他的身世十分奇特，遭受了多次毁灭性的打击，头部曾经被刀一分为二砍裂，又被子弹打穿过颅骨，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枉坐牢两次，他居然能活下来，并且没有被恶的阴影笼罩，反而更深地切入人性根源的美与爱、心与理、思与文的精神信仰，从来没有改变对人类、对整个世界和存在的哲学关怀，对社会责任、道义、良知的关怀。我看到他在80年代发表在《大时代》和《非非》上的《爱的哲学》 《诗质论纲》 《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直接进入了文化根性的创造。21世纪以来，我在《非非》2001年第9卷上读到他写的回顾80年代民间思想运动的《穿过重重阴霾与呼啸的生命之箭》，在《非非》第11卷上读到他的《群体创伤与三代人的觉醒》，在《非非》第10卷长达4万多字的长文上，他气势恢宏地提出了新人本主义诗潮，并在《艺术人本论》的著作中，全面梳理了艺术的对象域、发展律及其个体真在、人生主题等历史现实问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本土话语觉悟，进一步作出了人本理论的建设。

　　在这个被技术化了的世界，一切都面临被技术统治和技术工具强暴地分解、分割、分裂的危险。技术的巨大进步永远与巨大的负作用同在。如果没有人本之爱、人文之爱、人之爱和万物之爱，科学世界就是一具空壳。技术可用于社会进步，也可用于社会的制度化暴力和极权统治、极权暴力，造成对人类和一切自然生命巨大的伤害，甚至毁灭。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有古拉格群岛等，无不说明这一点。周伦佐在非凡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苦难中，反而长出了关于人道、人性、人本、人格、人爱的非凡信仰和哲学思考。他长成纯粹的学术人、思想者以及当代中国人本新潮的预言者和践行者的事实，本身也证明体制外思想和体制外写作的巨大魅力。

　　周伦佐的思想和哲学不是来自书卷的被动注释，而是来自他切身生命体验的绝境探索。因此，他不依赖西方和古典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个性精神的觉悟，来自生命体验震惊中的强大直觉本源，以此，而对一切已有的人类理论作了极富于个性的批判、清理和重建。正如他在最近重读他的《爱的哲学》《美的哲学》和《人格建构学》时所说：

　　三篇文稿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都是追究西方后现代大脑所逃避的“本质问题”。第二，都是哲学审视和心理学探索的结合。第三，都是关于人性本源的直接进入和内部揭示。……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哲学是什么？其实，哲学就是追究人世间不解现象背后终极原因的学问。它生于“为什么”的感性质疑，长于“为什么”的理性解释，成于“为什么”的解释展开的理论建构。理性朝阳初升的古希腊时代，哲学追问的光芒曾经普照客观之域、主观之域、关系之域。自理性太阳驱散重重阴霾而当空照耀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客观之域逐渐交给科学去探索和证实，哲学专管主观之域和关系之域的追问和证明。到了理性太阳从天穹高端缓慢下滑的20世纪后半叶，西方大脑干脆把哲学范畴“为什么”的追问视为伪问题，彻底放弃解疑的天职和哲学的权利。然而，不仅经典的“为什么”依然追随在太阳的后方，而且新异的“为什么”正在太阳的前方飞翔。其实，真正应该放弃的并不是这些问题本身，而只是西方哲学喜欢从线性方向寻找原因和单一方面发掘本源的传统习惯。当我们懂得非线性关联和多方面互动，对这些本质问题的追究，理应由蓝天下面沉思的额头坚持进行。

　　新人本主义诗潮的理论，显然承接了周伦佐几十年一贯的人本思考和美与爱的思考。他紧紧地抓住了直通人类哲学渊源的根本问题和关键问题，完全不受西方后现代瓦解历史、瓦解本体、瓦解本质的全部乱象的狂飙冲击。事实上，确实，中国的新文化重建，乃至全人类的新文化重建，都绕不开，也不能放弃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及人本的问题。人性的本源探索就是哲学的根源探索。

　　周伦佐的新人本主义诗潮论以思想史的高度，关照诗歌与历史的纵深脉络，把诗与史的新时期动变的生成轨迹，划时代地呈现出来。他分析了当代先锋诗歌三次大的转型。一是“人本主题”在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朦胧”觉醒；二是“人本主题”在第三代诗中的隐匿；三是在新世纪开端以来，以非非等为代表的诗歌，携带思想的雷电，进入人本重建的尖锐方向。

　　《群体创伤与三代人的觉醒》以无比清晰透明的思想，审视共和国几代人的精神生成的历史，把李泽厚后来废置了的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思想的明晰度和人性的深刻度令人吃惊。尤其是在举世消费、普天沉沦的商业意识形态的包围中，他也能够时刻安稳自己沉思的大山，和陡峭个性的闪电同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能出现周伦佐、周伦佑这样的艺术和哲学的双子星座照耀下的同胞兄弟，确实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一个伦佐，主要运用左脑哲学的优势；一个伦佑，主要运用右脑诗学的优势。把这样的周氏兄弟和周作人、周树人那样的周氏兄弟相比，是饶有趣味的。两对周氏兄弟都注定是文学史的传奇存在，也是汉语艺术生态学和发生学的重大个案。

　　从周伦佐洞透的人性的根源来看，中华道义的根源是不可解构的。正如德里达最后也说，正义是不可解构的。最终，德里达还是要归根到信仰开放的重建上。不过，德里达的信仰是没有宗教的信仰，是多元的、差异个性的、理性自明的信仰可能。而且，他认为弥赛亚是一种“经验结构”。“弥赛亚的时间乃是许诺、期待、向未来敞开的时间。”甚至，在美国思想者卡普托解读德里达的《弥赛亚性：等待未来》中，把解构中最后的弥赛亚转向，说成是“对于正义，对于不可能的一种激情”“解构就是爱”。

　　这一切其实都证明了周伦佐新文化哲学个性重建的方向，其实早在很大层面上，超越了西方后现代潮流。而且不客气地说，在某种个性发生学层面上，还引领着西方反思的新可能。难道西方就不需要新人本的新启蒙吗？难道西方就不需要与东方对创生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非非，就是这样，二十多年如一日，搭建了一个直指文化创造根源的平台。它内在的诗与思的核心的对创生成的强大磁力，它变构语言—文化价值的恒久激情，它体制外恢宏展开的多元视野，都吸引着、创造着更多的思想者、诗者和真正进入创造之门的新人。

　　非非文化理论探索群体的总体倾向，与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虽然当代新儒家逆潮流而坚决溯源而上，体认儒家原创正脉的血性道统和个性道体，在十分艰难的举世冷漠中，独自掘进中华文明儒家一脉的旷世精神涌泉，在世界性学术体制外独树一帜，显现了巨大的人格风范和学术风范。但是，他们不像非非主义有更加敢于贴近直觉和生命的诗歌创造，也不像非非主义那样不断产生更加年轻化的诗思者。由于当代新儒家的后起者主要在海外发生，缺少对大陆重大现实体验和介入的力度，也似乎缺少对西方文化全面敞开的力度，渐渐有更加学院化、书斋化的倾向，但他们异质性单向掘进的风骨和对汉语思维的挚爱，仍然值得我们充满敬意。

四、非非主义价值重建的根源性意义

德勒兹论述道：尼采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意义和价值的概念引入哲学。而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必须是一种批判，康德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因为他未能从价值的角度提出批判的问题，由尼采设想、建立的价值哲学是批判的真正实现，是彻底的批判可能实现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价值的观念暗含批判性的颠覆……系谱学意指价值的区分性因素，意味着起源时的差异或距离。区分性因素既是对各种价值的价值批判，又是创造的积极因素。

　　80年代周伦佑提出的反价值的非非理论，正是在当代中国第一次，把意义和价值的核心问题，全方位引进哲学和诗学的根源性反思之中。比尼采的思维更激进、更深刻，周伦佑指出：一切人类文化的基石是价值，而一切价值的基石是语言。在语言中，人类大规模地划分了语言的等级化的价值含义，一些词语被神圣化和元价值化了。比方说“真、善、美、圣”等，成为价值的最高等级。围绕着这些元价值词，又产生一大批集团军式的价值词。当这些词语高度体制化、独断化和意义僵化之后，就成为语词统治的暴力和意义强加的专制。因此，在艺术创造和诗歌写作中，动摇了作为文化基石的价值语言，就动摇了文化专制暴力的基石。对一个长期被体制化、教条化、僵化、蛊化、固化的价值词的亵渎、颠覆、拆除、瓦解、置换、震荡等，往往可以直接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文化传统根基，也可以直接重建新文化价值，再生新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语词新生态，从而逐渐完成人类整个存在方式和整个新文化价值形态的革命性转型。

　　在《非非主义：不可抗拒的先锋》中，周伦佑重述了非非主义的艺术使命：“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但高于诗，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和价值——即通过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以期最终实现的对文化和价值的彻底变构。”

　　而从1989年以后，后非非写作转型的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更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倡导“大拒绝、大介入、大建设，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这种坚实而超越的写作方向，显然更深地切入了每个写作者生命体验中，由来已久的文化根基的拷问，语词根基的拷问，人性根基的拷问，更深地打通了历史现实交叉纠缠中的个性精神的疼痛原点和盲点。事实上，在诗歌艺术中，乃至在任何探索与创造中，只有个性精神才是古今人类文化新生的路标。只有个性精神才能真正清理和穿透古今人类任何历史化、制度化、群体本位化、僵化的重重障碍和重重迷雾。并没有一个集体的声音首先喊出：“他并没有穿衣服”。而只有一个单独的童音，率真地揭穿了皇帝的新衣。

　　被世界化、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了的中国，前所未有地率先接受了世界的消费主义潮流和欲望化潮流。人们根本来不及深入反思几千年皇权制度遗留下来的种种官本位、群体化本位的严重弊端，也来不及根本清理十年浩劫发生的创痛的根源。当然更来不及在一个后政治时代，健全人们的公民社会的素质提升和人类格位上的大政治关怀。仅仅靠经济的趋利和驱力，怎样能完成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艰难的新文化重建的历史转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民族长期以来，缺少个性精神的主体意识和本体哲学根基。也在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几百年如一日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相对强大的个性精神抵御、反思、审判的能力。而我们常常在经济单一飞速发展的晕眩中失重，失掉了我们本真的思考，失掉我们个性化创造性的批判能力。当然也失掉了切入中华文化根源的强大历史反思力。

　　非非主义正是在这个如里尔克所说的“严重的时刻”，自觉地担负起时代的艺术先锋和思想先锋的使命。

　　陈亚平的长诗《后非非诗人图像集》，以一气呵成的大气磅礴的心力，集中雕塑了周伦佑、陈亚平、陈小蘩、袁勇、马永波、蒋蓝、邱正伦、雨田、龚盖雄、董辑、余刚、孟原12个诗人的形象。可以看出，后非非诗人在陈亚平个性骨血中燃烧的力度。也可以看出，语词在和后非非诗人相遇时，削铁如泥的力度和撞击时代历史的火光。

　　在陈亚平的诗中，我看到，周伦佑的平静、从容，以及“以精血养诗骨”的韧度，形成了新的张力。陈亚平确认了“灵魂以叛逆为生”。这个也许本来向往杜牧、柳永的人，却在非非的熔炉中，变成了叛逆的先行者。在闪电到来中，陈小蘩思维的光速，划过正午的黑暗。断剑在袁勇的诗中穿魂豹啸而起。暴君的头颅滚动。逼向行吟东北亚诗歌绝境的马永波的自由颂歌。黑暗之书手执蒋蓝笔端的使命，“越过长夜里最彻骨的痛劫”，惊起邱正伦内心的冷兵器时代。穿过雨田幻想的死亡风暴，撞响龚盖雄在黑铁时代的怒歌，在反骨中猛冲的铁和火，续写董辑《鲁迅传》凝结眉宇的圣歌。而豹子终于理解了余刚，也理解了里尔克的牢狱。血战在刀锋中，托起孟原战斗的天空。

　　一般来说，人是最难写的。人是存在的最大出口，也是存在最大的迷障。人是制度化烙印的创痛，也是制度化突围的呐喊。人是整个后地球时代破坏生态的毁灭者，也是整个太空时代开拓人类精神新领域的还家者。我们每一个人往往在人群挤压中，感到最大的孤独和失落；也往往在人群聚集中，突然发现个性闪光的拐点和亮点。人是最难认识的。我们是人，我们又常常是不被认识的非人。陈亚平的诗歌能大面积长驱直入地突破语词的包围，找到人的形象的线条和颜色，找到人的骨头里锤击世界的热血和从僵化制度里叛逃荒原的肉。这种深入当代人本个性的文本，恰恰是深入中华文化动脉深缘的探索。因为中国的“天文化”的悬置，反向造成了“人文化”的非个性的群体性、家族性、地域性的僵化板块，而个性精神的原点，个别的异质性的声音，往往成为历代被驱逐和流放的诗人的足迹。由此，中国文化出现大量的从庙堂到江湖的英雄诗旅。往往是在野的文人诗客，荒原隐士，渔樵歌者，行业领袖，才真正代表了某一时代的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的水平。我从陈亚平的《后非非诗人图像集》中，能读出影响中国历史最深的，对古典魏晋人物描摹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的现代投影；也能读出作者深入人与人、人与广阔的意识背景及语词背景对创生成的强大功夫。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加盟非非的成员，一开始对非非主义的接触、体认，往往有一个直接写作非非，研究非非，或是有契机直接参与非非的某艺术活动的过程。其中，在精神价值的向度上，在人品、人格的独立上，在语词创造的激扬上，往往有对于非非人物特别是对非非创始人周伦佑的高度认同或心灵的神往。也就是说，在我看来，非非主义能超越所有西方文学流派和中国文学流派的短命现象，居然贯穿当代中国文学30多年，并继续贯穿下去，其成员个性精神认同的坚韧度，其理论创造和诗歌创造的发生学的动力源，都是值得永留历史研究的。

　　记得陈亚平不满足于诗歌写作，开始写作评论的时候，被朋友们戏称为他企图“公鸡下蛋”。但是，在一再被否定又一再修改中，陈亚平终于强行完成了评论，并且非常有他特有的个性语词的风格。在对创生成中，他完成了与孟原对话的《后非非写作与汉语诗歌的本体建构》等论文。从龚盖雄、蒋蓝、袁勇、董辑、孟原等写给非非主义的诗及研究非非的论文中，都可以看到，非非主义诸人对创生成的活力和永不衰竭的激情。非非主义的所有成员，包括年轻的二丫，几乎都能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他们都能在诗与思的转换中，切入语词与存在的根源性深处，发明个性精神创造独有的光芒。

　　非非主义事实上已创造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史和思想史，也创造了在非非中形成的良好的艺术生态。非非成员各有个性异质，又有新价值创造认同的大方向，形成了当代中国具有传奇性的闪烁着异端之美的独特存在。

　　蒋蓝的随笔进一步留下了思想燃烧的证词。他的诗歌《折骨为刀》也进一步在生锈的刀鞘中暴起而磨亮储满光的血槽。袁勇在《诗歌铄石阶段的黄金品质》一文中，对1990年以来，中国泥沙俱下的，审美艺术缺失、价值缺失、本源文化背景缺失的诗潮暗夜，作了坚决的价值批判和价值清理。对在暗夜中独行的诗者表示了敬意。并打开《非非评论》之门，接纳了兰马、野麦子飘等一大批诗创造者进入了非非。张修林在《论统治》中，揭示了权力专制的种种体制化暴行的本质，抽出了恶的集团化源头的筋骨。他不遗余力地追问着《我们的时代到底需要什么写作？》，接连写出《现实写作的哲学基础》等一系列文章，为文化价值的重建，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二丫《角色悖论与陷阱中的成长》，深入陈小蘩诗歌《正午的黑暗》和教师生涯中灵魂的挣扎，对扭曲人性的文化渊源，作出了痛切反思。她的诗性随笔《虚与实：诗歌或者类似小说的人》，也是一场心灵决斗中血肉模糊的语词疆场的个性精神呼啸而出的呈现。董辑《诗歌活水中的三股浊流》，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不良资本搅进诗歌活动的种种乱象和丑闻，他总是有天性的警觉和批判的激情，审视着世界与人戏剧性的表演，而不断磨亮了鲁迅眉宇中凝结眉间尺艺术复仇的永恒剑光。马永波的长诗《再卑微的存在也妄图建立自己的秩序》，痛快淋漓地歌唱了万物如来如去的语词踪迹。他的客观化诗学其实和我的对创生成诗学哲学倒很有些血缘相通之处。把山城重庆用力夯打在艺术颜色和线条决斗中的邱正伦，接连写出了《审视当代艺术》 《审美价值学》等著作，为文化理论建设倾注了活力。最后，我要特别提到深深幽居在李白故里而又浪迹天涯的大胡子雨田。他的作品在中国诗歌文化的意象核心的历史置换中，有持久的冲力和燃烧的激情。他的血与雪，玫瑰、火焰和乌鸦，在变幻无穷的诗歌写作中，凸显出个性精神最深的对现实的介入和对未来逼近我们的震耳欲聋的召唤。他着力组织的两届中华校园诗歌节，为青春注入了文化创造的血缘。

　　时至21世纪，非非诗歌同仁们显然都进一步刷新了深入文化价值根源重建的大认同，也进一步展开着切入当代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的锐气和锐力。因为，切入当代一切重大问题，就是切入个性生命、切入万物生命最好的契机，也是深入文化根源重建的最好的、最直接的非非之歌。非非的动脉和动力中，显然一直奔流着直接秉承中华先民的汉语之血和中华先哲的觉悟之光。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文化根源性重建的艰难使命和信仰，一定能因为注入了非非诗人之力而焕发更加辉煌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