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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山》中的自我形象看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

时间:2023/11/9 作者: 世界文学评论 热度: 20864
王小妹

  从《金山》中的自我形象看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

  王小妹

  张翎在长篇小说《金山》中讲述了加拿大劳工的命运以及国际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她在小说中带着一种期望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文化态度书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向母体文化寻求精神的慰藉。本文试图分析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来展示张翎的这种与前人不同的,符合发展趋势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 自我形象 自我文化 他者文化

  Author: Wang Xiaomeiis a lecturer a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hu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对于自塑形象,海外华文文学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普遍。自塑形象,即由外籍华裔作家塑造出来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这些形象因此也具有超越国界以及超越文化的意义。作者塑造形象的过程可以看作创作者重建自我文化认同的过程,在他者文化的吸收过程中构成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小说《金山》中的自塑形象是以方得法父子三人为代表的早期移民华人形象,本文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探讨,希望能够发现作者对早期移民华人的态度以及对文化认同等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一、自塑形象——漂流的金山客

小说《金山》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早期移民华工的海外漂泊经历,以及他们渴望回归的不屈精神。作家通过讲述方得法父子三人的奋斗历程,希望以此来表达对文化族性的肯定与欣赏。文化族性指的是由一个民族创造并享用的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因为长期存在而形成了传统和民族精神,因而对一个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既有物质文化层面,也有行为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其中,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异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下面就具体论述一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所展现出的中国文化的民族性。

  第一,坚忍不屈、自强不息。光绪五年,年仅16岁的来自广东开平少年方得法带着对金山的想象和期待来到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卑诗省)。他生活艰辛,白天卖炭,晚上睡床板。在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带着炸药去炸隧道,又带领其他劳工讨要血汗钱,他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刻可以说是在他扔“黄药水”的时候。方得法从铁路上死里逃生以后,开了家洗衣馆。在亨德森的帮助下,生意也渐有起色。后来由于金山排华暴动势力的频繁出现,他离开了唐人街,开了一片荒地,种植瓜果,蓄养家禽,然后运到农贸市场出售。多年后他的农场远近闻名。他勤勉节俭,攒钱为家里建碉楼,辛苦积攒人头税希望和家人团聚,后来渴望攒够足够的钱告老还乡,在家乡自勉村安享晚年。可是后来兴起的超级市场迫使他申请破产,一夜之间方得法红红火火的事业只剩下瓦砾一堆。从方得法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找寻到早期华人移民的缩影,他们努力拼搏,渴望有一天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面对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他们依然选择坚强地生活,就像作者自己所说:“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先侨苦力们,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他们的脚,为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一条多元文化并存的路,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们行走在毕生的黑暗中,却为后来人带来了光明。”

  第二,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中国佬坐墙头,一毫看成两毫九。”以方得法为代表的华工嗜钱如命,为了赚到钱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去炸隧道,努力用血汗甚至生命去赚每一分钱。可是面临民族大义的时候,方得法卖掉了自己的“竹喧洗衣行”,捐助保皇党。方锦河把那饱含血泪与屈辱的四千加元捐出来购买飞机抗击日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移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认同之路,小说中的一段描述足以证明作者那份坚实的民族认同感:“今天是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红色车厢日,因为来自红色中国的一支九人队伍乘坐头等厢,从蒙特利尔抵达首都渥太华……他们正穿透二十多年冷战期的坚冰,在渥太华的土地上寻找一个可以作为中国使馆的地点……这批……共产党人,不是明晨就要离开的观光客,他们将在这里长久地居住下来,成为渥太华一道永久的街景。”

  第三,崇尚道德。方得法这个人物形象有情有义,信守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方得法带着众人郑重地把不幸罹难的红毛埋葬了,并在树干上刻了红毛的名字,并承诺七年过后来收他的骨。后来他意外发现红毛藏的金子,并没有把钱据为己有,而是把红毛的那一部分钱全部寄给了红毛的家人。在修建铁路的时候,他没有背弃他的同伴,而是带着所有的劳工一起冒险讨要血汗钱。他举起“黄药水”,威胁说“谁动一步我炸死谁”的时候,显示出了他的理智与清醒。最终他为大家争得了供给,也救了工头等人的性命,同时得到了工头亨德森的欣赏,后来与他成了朋友。

  第四,渴望知识。方得法识文断字,有自己的文化主张。他给自己的衣馆取名“竹喧洗衣行”,门外挂着宫灯,上面绘有花草虫鸟;屋里墙上贴了字画,如果没有堆积的衣服和烧炭的熨斗,旁人还以为是一家私塾或是字画铺。金山人看到了不同的中国景致,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移民华工的知识涵养。方得法娶亲的要求是对方要识字,后来他与六指相遇、相识以及相爱的过程也都体现了他们对知识文明的向往与渴望。最终方得法推掉了包办婚姻,选择六指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张翎自称对方得法这个人物的构思源于一张早期华工的照片,一个青年戴着眼镜,她觉得用有知识的眼光看待异国他乡的境遇会比其他的劳工更加敏锐,“我想拨开懵懂的迷纱,用知识眼光,或者说对知识有向往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际遇时,就会有更多的刺痛感。”

  张翎对人物的独特构思没有停留在表现文化冲突与差异的表面,反而是让金山客的形象鲜活起来,同时赋予他们文化的族性特征,让他们从封闭的历史中走出来,从中也体现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与人性观。在叙写底层移民的奋斗过程中,作者没有控诉,只是在描述方氏父子身在异乡的顽强与坚韧,在对早期华工生存状态描述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

二、 自我形象——留守“得贤居”的女人

张翎曾说漂流和留守构成了《金山》小说的两个侧面,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面,这个方氏家族的故事都不足以完整。通过对金山客形象的描述作者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拼搏的震撼,而另一种震撼则是留守碉楼的女眷们完成的。

  张翎对金山女眷的塑造源于2003年她的开平之行。她在参观广东开平碉楼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夹袄和夹袄里的长筒丝袜,突然她产生了灵感,“突然感觉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电流从指尖颤颤地传到头顶”,“裹在这件年代久远的绣花夹袄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呢?这些被金山伯们留在故乡的女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们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期盼和哀怨呢?”让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的碉楼女人形象自然是六指,她是“得贤居”的女主人,“得贤居”中的“贤”指的就是她——关淑贤。在那个年代的乡村,用女人的名字做楼名,可以说是很前卫,这也足以看出方得法和六指之间的深厚感情。六指是公认的好女子,贤良、能干、有主见。像其他金山客背后的女人一样,她也很普通,不仅要传宗接代、抚养子女,还要照顾家人、管理家务。但是她坚忍刚烈的性格又让她与众不同,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动。

  按照欧阳云安的话说,六指能折腾,算得上一个妇女解放运动活跃分子。她的第一次劫难发生在她与方得法的亲事上,麦氏只让她做妾,认为她长着六个指头,不吉利。她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惧死亡的威胁,用自残的方式毅然砍下了自己的第六个手指,最终成了方得法的妻子,并在新婚之夜二人订下了金山之约。六指的刚烈正如方得法对六指的评价一样,“这个小六指,却是这瓦砾之下的一棵野草,这片天黑了找那片天,拼死也要顶住一片叶子来”(89)。但是当时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种种约束使得他们都处于劣势的地位,她们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六指也不能例外,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生儿育女、伺候丈夫、孝顺婆婆。儒学的伦常教育特别强调孝顺父母,所以后来麦氏问六指是不是想丢掉她,自己去金山,六指说情愿伺候麦氏百年。六指的第二次劫难发生在她被土匪抢劫后来被救的时候,她再次用自残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发泄内心的冤屈,挽救自己的命运,获得认同。她一生都在苦苦守候她和方得法的金山之约,58年的等待让她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一次次放弃去金山的机会只是因为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当她终于盼来丈夫归来的消息时,收到的却是丈夫的死讯,她已经万念俱灰,“六指觉得她生命中的男人,都是狮子口中的肉。她辛辛苦苦地把他们养大养肥了,似乎就是为了送给狮子的—狮子就是那个叫金山的地方。她和金山死命地夺着她的男人和她的儿子,可是她终究夺不过金山”(338)。她的一生都在抗争着,等待着。作者在诉说这样一个悲剧女性的形象的时候,表现她们坚韧精神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留守女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思。

结 语

“缺了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和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力气终归白费……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唯独他能永远发出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他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帮助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福克纳在诺贝尔奖致辞中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金山》带给我们的情感的震撼是一种情怀,对民族的正义之情,对家族的亲情。父母情、兄弟情、子女情和夫妻情这些都以真挚的形式被表现出来。除此以外,《金山》还向我们展示了种族之间的情怀,如方得法与白人瑞克之间的友情,以及方锦山与印第安女孩桑丹丝的纯真爱情。作家没有用对立的方式来描述人物之间的情怀,而是冷静观察,体验人物在困境中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体验,拷问人性,这折射出了作家觉醒的主体意识和对身份认同的选择。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2016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形象学视野下的张翎小说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The long novel Gold Mountain Blues, written by Zhang Ling,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the 1990s, relates the saga of Chinese laborers in Canada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In her novels, Zhang Ling has been demonstrating her cultural identity stance. Both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equal and open communication is available.The two cultures coexist with equality and develop together without superiority over the othe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Zhang's uniquely different cultural identity stance by analyzing the self images in the novel, with the use of imagology, and see how Zhang Ling treat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Culture Identity Self Image the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Culture

  王小妹,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3]江少川:《攀登华文文学创作的高山——张翎访谈录》,载《 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3页。

  [4]江少川:《攀登华文文学创作的高山——张翎访谈录》,载《 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3页。

  [5]张翎:《金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6]刘莉娟:《震撼世界的声音:听诺贝尔奖得主演讲学英语英汉对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Title:The Problem of the Writer's Identity Based on the Self Images from Gold Mountain B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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