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诗歌发展道路伪命题的现代反思
邹建军
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就有人在抗战的旗帜之下，提出了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问题，并且由于某些文学社团的兴起，而掀起了一场似乎很有声势的运动。有的理论家认为，中国诗人的目标就是要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的作品，似乎只有如此的诗歌作品才算是优秀的作品，似乎也只有如此要求所有的诗人，中国新诗才可能走上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人提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许多诗人参与了这一场规模很大的讨论，并在1959—1962年，由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新民歌运动”。可以看作是30年代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运动的一种延续。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可以发现在“五四”时期由北大的部分师生牵头，就发起了一场收集与研究民歌民谣的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百年新诗史上所发生的三次民歌化或民族化的运动，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并且也成为了中国新诗的痛苦经历之一。当我们纪念新诗一百年的时候，偶然发现新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民族化”和“大众化”是一条是不可能的道路，在当时或者现在，都是沒有必要提出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而在百年新诗的接受与传播的历史上，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现象，新诗的命运与问题似乎都与此发生了很大的联系。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去对前人的作品说三道四，也不是要否定什么根本的理论主张，而只是就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的可能性发表一些认识，以促进未来的诗人们与诗歌理论家有更大的视野与更高的见识。
要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新诗，是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要求，然而这不是新诗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一种外在的要求。新诗以及所有的新文学文体，都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发生并产生发展起来的，都是外来的东西。那么，缺少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中国学者，就在抗战的时代条件之下提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希望通过这两条理论上的要求，而实现外来文体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殊不知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也只有从自我出发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没有通过自我的东西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极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所以，“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外在主张，在作家诗人那里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这样的主张是难于变成作家内在的东西，也就是思想与情感的东西，也就是审美与艺术形式的东西，终于不好操作而终于失效，甚至是失败。我们只要看一看何仲平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所产生的差距，就会发现这样理论主张对于他本人产生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他早期的作品是那么浪漫伤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在3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的作品，不论是短诗还是长诗，都是那么的简单与粗糙，几乎没有什么感染力可言，当然也就不会有生命力。再一个典型的个案就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一部《女神》而吹响了时代的号角，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的作品，却是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形式的东西，并且总是为人所耻笑不已！当然我们不能说他诗歌作品质量的下降就是因为当时兴起的“新民歌运动”，然而他的确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受命编纂《红旗飘飘》系列民歌集，创作了一部诗集叫《百花齐放》，在很短的时间里写了一百种花，几乎没有任何一首可以流传下去。并且所采用的形式的确与民歌相近，全是歌颂与赞美，没有任何一点批判精神的存在。作者早年的个性与气质完全消失了，早年的气魄与风格也消失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民族化是民族化了，大众化是大众化了，可是自我与艺术消失得无影而无踪了。在诗人这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两位大诗人都是如此，更何况其他类型的诗人？
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从学理上来说，也是不存在合理性与逻辑性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既属于这个民族，也属于全人类。每一个地方的诗歌，既属于这个地方，也属于全世界。因此 ，一个诗人与作家的创作，也就很难说可以只是为一个民族而写，只是为一个地方而写。不说人在国之外，就算在国之内，也很难说用当地的民歌民谣形式而创作，就可以“民族化”与“大众化”，就可以为大众所接受、所欣赏、所认可。一个地方的读者，也不一定就只是欣赏他这个地方的东西，而不欣赏外地或外国来的东西。十四行诗是从西方来的，最早从意大利彼德拉克开始，他是向意法两国交界处的普罗旺斯地区的民歌学习，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表达爱情为主的诗体形式。后来传到了英国、美国与俄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几位十四行诗大诗人。中国读者不仅欣赏唐诗宋词，也很欣赏西方的十四行诗，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西方许多小说，在中国大行其道，发行量往往比中国作家自己的小说，还要大许多。所以，“民族化”与“大众化”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而不与世界各国交往，没有文化交流与文学对话，那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只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在与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才有可能发展起来，自己民族历史上所存在的特色与优势，也才可能为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欣赏、所接受与所认可。
今天回过头来看，从新诗史上传下来的经典作品，多半都不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而是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冯至与卞之琳的不用说了，屠岸和穆旦也不用说了，何其芳、吴兴华的诗更不用说了，朱英诞、洛夫的诗也不用说了，就是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有多少“民族化”的东西可言呢？就是余光中、覃子豪的诗，有多少“大众化”的成分可算呢？也是在“五四”时期的民谣运动之中，有多少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诗歌呢？几乎没有。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也不是民歌体，而是已经经过了诗人自己的改造与转化的。如果我们说它是民歌，你能说出它是哪个地区的民歌呢？在三四十年代的诗歌中，又有那些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优秀作品呢？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几乎没有产生像样的诗歌作品，有几位所谓的工人诗人与农民诗人，创作了不少的作品，可是在现象看来都是一些假大空的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不要说进入当代文学史，优秀的作品都是算不上的。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是失败的，没有诗人走通了这条道路。因为少有诗人在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功，写出了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作品。为什么我们不说没有诗人取得成功呢？因为有人也许会举出李季与闻捷的作品。
李季的诗也许是民族化的，闻捷的诗却不是大众化的。李季的作品分成早期与中期，延安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向陕北民歌“信天游”学习的，形式是旧有的形式，语言是陕北的语言，两行一节的形式也是信天游式的，然而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改造。这部长诗因为有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所以还是有可读之处，可是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也算不得最优秀的作品，甚至算不上一流的诗歌作品。后来的“石油诗”只是题材上有一些特点，而在思想上与形式上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东西，所以读者也很少，在文学史上似乎也没有多少地位可言。如果我们放开眼光一看，也许还有田间与黄声孝这样的诗人。田间作为抗战时期的杰出诗人，他由于采取了中国北方民歌的形式，主要是河北山西一带的民歌与民谣，虽然有一些比较长的诗，然而其诗在思想上没有多少创造性，在艺术上也没有形成鲜明的特色，所以在今天看来少有可取之处。黄声孝的诗也许是大众化的，然而总共也没有几首，许多作品与平时的说话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以后是很难进入文学史的。因此，我们认为有一点“民族化”倾向与“大众化”倾向的作品，却没有多少感染力与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多少读者。诗总是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民族化”与“大众化”两个术语可以概括的。在历史上真正优秀的作品，在思想上要有创造性的见解，在情感上要有独立的个性，在语言形式上要有独有的东西。在中国新诗史上，这些具有一定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倾向的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有什么样的创造性呢？几乎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的，那么经典性和生命力又何在呢？所以，我个人认为一百年来的几次“民族化”“大众化”潮流是存在问题的，这样的创作几乎是不成功的，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作品可以流传下去。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不可存在的。
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化”与“大众化”是时代的需要、民族生存的需要，本身并没有错。我们首先要承认，民族的生存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首要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外敌的入侵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造成了重大的灾难，因此，我们要提倡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然而，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与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几乎没有关系。新文学特别新诗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才发生与发展起来的，要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要反映中国人的生活都是不易的。诗歌这种文体历来是高度个性化的，任何表现的题材对象与生活内容，首先必须通过诗人的自我，以自我的观察分析与审美想象，才有可能化为诗的血肉、诗的品质，最后才形成了优秀的诗歌作品。外来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是一种历史的过程，首先还是要有消化的路径与消化的方式，能不能在中国生根成长，也是一个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外来的东西可以自然而自动地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可以最大限度地化为自己的文学形式与文学历史。只是外在的提倡“民族化”与“大众化”是没有用的，究竟什么才是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文学，也是需要研究的。诗这种文体可以是“民族化”的，也可以不是“民族化”的，要说“民族化”那唐诗宋词是最“民族化”的，然而七言八句对于民族的抗战生活具有多大的表现力量？可以说“大众化”，一个地方的民歌与民谣的确是家喻而户晓的，然而它们具有多强的表现时代生活的能力？现在流传下来的诗歌精品，却是艾青、郭小川、余光中、洛夫、北岛这样的诗人及其作品，然而它们却是很不“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诗这种文体历来就是小众化的，不可能与小说、戏剧作品争观众与读者。而那个时代却有理论家首先要求诗歌要“民族化”与“大众化”，着实让许多诗人感到为难。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在诗歌创作上基本上是失败了，而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在诗歌创作上却基本了成功了。因为诗最需要的是个性与气质，丢掉了自己的个性与气质，就等于丢掉了诗歌的生命。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郭沫若是如此，柯仲平是如此，冯至是如此，李广田也是如此，何其芳就更是如此。
外在的东西不可要求内在的东西，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业，外在的力量干涉不得。要把外在的东西变成诗人内在的东西，谈何容易？要将外国的东西变成本国的东西，同样谈何容易？同时，文学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本身具有跨越国界与民族界限的力量。就像我们可以欣赏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一样，我们也可以为世界各国与各地创作出自己的优秀作品。至于与敌人的战斗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是要靠强大的武器与强大的意志，和文学特别是诗歌本身并没有联系。文学就是文学，诗歌就是诗歌，一个民族的伦理与道德，也不可能和它们产生什么关系的，不然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未来的诗歌如何发展，那是下一代诗所考虑的问题，并非我们这一代诗人所能够负起的责任。“民族化”“大众化”的理论在过去行不通，我想在未来也没有可靠性，同时也是没有必要性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新诗发展中所包涵的基本的历史经验，以及重要的历史教训。
注解【Notes】
①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编号：16ZDA240）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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