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姮

　　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

　　王 姮

　　莫言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虚实相生的文学地理世界——“高密东北乡”。天马行空的想象使得“高密东北乡”呈现出不同于现实高密的风景、习俗禁忌与生活习惯，超越了特定现实区域的文学书写和审美体验，成为景观虚构的一个优秀尝试。“高密东北乡”中不乏勤恳善良的劳动者，也不乏热情如火的英雄人物，却缺乏改造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奇特的风景和生活习俗也难以构成景观想象的全部内容，虚构景观中的社会想象力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虚构景观 “高密东北乡” 景观想象 社会想象力

　　论及莫言的文学成就，不可不提及的是他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文学地理世界——“高密东北乡”。从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便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并以此为根据地，将千奇百怪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这片奇幻的沃土之上。在一定程度上，“高密东北乡”是作者于某一特定时空中营造的“一个遥远的梦境”、“一种感伤的情绪”和“一种精神的寄托”。以切身的地域文化体验和潜在的地理信息为基础，加上天马行空的无尽想象，“高密东北乡”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景观形象，自成一派风景。

一、“高密东北乡”的景观

根据莫言兄长管谟贤的讲述，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高密东北乡“是指现高密县东北隅的河崖乡、大栏乡这一片广阔的土地”，即位于高密市区东北方向的包括夏庄镇部分村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等几处镇街园区的地方，南接胶县，北连平度，是高密县最东北边陲。而在莫言那里，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民俗，最圣洁，最龉龃，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可见虽然文本中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高密有着种种联系和许多相似的地方，却早已不是一般地理学意义上的具象范围，而成为传奇故事展开的文学背景。莫言以自己的家乡高密为蓝本，通过千奇百怪的想象和联想，将现实的地理环境予以转换和改造。

　　具体看来，“高密东北乡”的风景、习俗禁忌与生活习惯，最能体现出超越出高密本土区域现实的书写尝试，呈现出别样的审美趣味。

　　“高密东北乡”有着奇特的风景。这里生长着许许多多超自然生物，如蓝眼睛花、阿菩树、飞蛇、彩球鱼、和尚鸟、马蹄蟾蜍、苍狼、龙香树等。这些动植物有着艳丽的色彩和奇诡的造型，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更添一份神秘。不只是虚构奇特的生物，莫言还善于搬来其他地方的景物，将各个地方的景观移植于这片土地上。如小说《生死疲劳》的结尾，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来到高密县城的中心广场上迎接新年，仰望高耸铁塔上倒计时的霓虹数字。这一场景实则取材于莫言2005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中心广场上看到的景象。将世界各地的景物搬进自己的作品中并加以重塑，亦真亦假的文学王国逐渐得以建立。不断突破本土实际环境和陈规旧序的束缚，融合进世界各地的景观和想象，“高密东北乡”成为一片既不失地方特色又为读者所称道的神奇之地。

　　“高密东北乡”的习俗禁忌体现出具有神秘气息的文化特色，这主要体现在颇具神秘色彩的动物崇拜上。纵观高密甚至是整个齐鲁文化传统，无论是《聊斋志异》等系统性的文学作品，还是口耳相传、带有很大自发自主性的民间传说，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崇万物有灵的观念，特别是将狐狸等比较有“灵性”的动物当作神灵。在莫言明确表示是“大退步退回民间”的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作品《檀香刑》中，主人公孙眉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知县钱丁，但碍于二人身份悬殊又各有家室，便通过神婆吕大娘去求助狐仙。男女之事，特别是不算正常途径的男女之事，需要求助于颇有邪魅气息的狐仙，这无疑是诡谲绚烂的齐文化孕育的产物。此种书写显然是受齐文化的影响：“齐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是蒲松龄的《聊斋》，其中有妖魔神怪，鬼狐花妖，语言精美，生动传神。高密的民间传神，自然是属齐文化，与《聊斋》一脉相承，堪与比美，连黄鼠狼都成了仙，笤帚疙瘩都成了精。”

　　在生活习惯方面，“高密东北乡”乡民对高粱有一种痴迷般的热爱。作为主食，高粱养育了一代代乡民，这与现实高密历史相连接。高密属于山东半岛，季风气候显著，水旱灾害频繁。高粱作为耐旱涝的作物，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广为种植。一方面，胶河、墨水河、郭阳河、胶莱河、顺溪河等水源共同流经高密市北部地区，在带来充沛水源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当大面积的盐碱地，比较适合高粱的种植；另一方面，高粱“自身具有的抗旱耐涝、耐盐碱、耐高温、耐冷凉等多项优点”，能保持稳定而较高的产量，因而得到大范围种植。莫言的许多作品都给予高粱这种与乡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作物以生动的描述：“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同时，红高粱还具有一种鲜明的象征性意味，高粱挺拔的身姿“象征着民族种群的伟岸身躯，它的枝繁叶茂象征着民族种群的生命活力，它色泽鲜红象征着民族种群的精气血性，它纤维粗硬象征着民族种群的不屈性格”，由此，红高粱不仅是一种经济作物，更象征了在遭遇民族危机之时仍旧昂扬的生命力和决绝的抗争姿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他农作物开始代替高粱在齐鲁大地广泛种植。百姓早已不再以高粱为主食，而是将高粱做成甜美的高粱饴糖，成为老少皆宜的甜食。就像现实生活中高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一样，在莫言的小说中也不乏对红高粱精神渐得萎靡的喟叹，“实际上是对几十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压抑的痛心疾首的呼喊。”这种痛感，源于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活得不像个男子汉，越来越不敢张扬个性，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当中显示出个性色彩。”与祖父辈旺盛的生命力相比，孙辈的精神日益萎缩、困顿，变得形容枯槁，唯唯诺诺。红高粱一般炽热的生命力在日复一日的挣扎与混乱中悄然流逝，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奇幻多姿的风景，充满灵性与敬畏的习俗禁忌，颇具象征性意味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构成了“高密东北乡”奇特的景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高密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虚构性景观既蕴含着对故土生活的深厚感情，又是在此基础上再加工和再创造之后所形成的崭新的具有奇幻色彩的地理空间，成为超越于以往景观塑造的一个优秀尝试。

二、“高密东北乡”的超越性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在作品中建构起的有别于自然地理存在的作为虚构性景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既是一种实存，更是一种创造物，既是创作的驱动地，更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发酵地”。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升腾起来的生命力、想象力、自然力共同形成了颇具民间思想倾向的文化构想。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不断自我完善，吸引了巨大的读者群，成为一个寄托着丰富情感和精神的存在，显示出丰富的美学价值。

　　首先，“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不仅仅指单一的地理环境，而更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发展的文学地理世界。“高密东北乡”疆域的不断扩展，表现在地理植被、自然风景、建筑农田的不断丰富与添加中，更表现在“思维空间的扩展”上。“高密东北乡”是作家思维方式的扩展，体现出作家极高的写作水平，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莫言提出，一类乡土文学作家“终生厮守于此，忠诚地为故乡唱着赞歌，作家的道德价值标准也就是故乡的道德价值标准，他们除了记录，不再做别的工作”，这样的作家或许可以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家，却难以获得更大的进步。而另一类作家则更多地侧重于在地域特色的基础上融进灵活多样的奇思妙想，在现实故乡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建构起新的风景。作家在想象中虚构起来的地理景观“是以历史上的某些真实生活为根据的，但平添了无数的花草，作家正像无数的传说者一样，为了吸引读者，不断地为他梦中的故乡添枝加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莫言这样定义文学风格：“所谓的文学风格，并不仅仅是指搬用方言土语、描写地方景物，而是指一种熔铸着作家独特思维方式、独特思想观点的独特风貌，从语言到故事、从人物到结构，都是独特的、区别于他人。”而要形成这样的风格，就要求作家在故乡情感之外获得更多的感受，在与外乡的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进而在特殊性中发现蕴含其中的普遍性，“这特殊的普遍，正是文学冲出地区、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从单个的家庭到整体的故乡，从区域性的民间到广阔的世界，从个人情感的书写到英雄传奇的赞颂，从恢弘的民族叙事到人性的观照，无不展现出对故乡的超越与升华。

　　其次，“高密东北乡”的价值更在于这一虚构性景观以其丰富多元的开放性姿态，吸引了巨大的读者群，使得“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成为齐鲁文化和中国农村想象的共同体，更寄托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受到的来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加之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兴起，读者的地位显著提升。在文学创作中，如何既不违背创作规律和景观虚构的合理性，又能以新的实验性的写作策略更新以往文学的写作范式，还能以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年龄阶段读者的期待视野，通过具体的文本使作者和读者在情感上达到共鸣，这些都成为当代写作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莫言表示，作家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文学景观能够把作家在作品中寄寓的精神理想顺利地传达给读者，为读者所接受。作家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为读者所接受，作品中虚构的文学景观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人心，成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之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作者努力尝试将自身的、地域的情感体验传达给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使之产生类似的联想，共同感受文学的美。

　　因此，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以其姿态万千、虚实相生的外在形式与共同性情感，成为景观虚构中的一个典范。从表层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来看，作为虚构景观的“高密东北乡”兼具齐鲁地域风貌和异域景象，二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并不显突兀和怪异。究其深层文化内涵，“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内核最终还是根植于现实中高密东北乡的。外在的地理风貌千姿百态，内在的精神潜溪却持续涓涓暗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三、“高密东北乡”的欠缺

在尊崇现实地理和文化渊源的基础上，以飞扬无拘的想象力塑造出既有齐鲁乡土特色，又颇具神秘奇幻色彩的虚构性景观，这成为莫言文学书写超越于传统乡土书写的一大优势。然而，瑰异的奇观和曲折的情节并不能掩盖莫言景观塑造的一个鲜明缺陷——理想诉求和政治需求的缺失。也就是说，在莫言的小说中，奇景、奇俗仅仅是文学性书写的一个策略手段，所有的新奇也仅体现在外在表征上；“高密东北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理想寄托，仍是旧的。那里的平民百姓，亦或是英雄人物，都是仅仅是传统中国人形象的写照，而非具有改造现实能力的社会参与者。

　　以“爷爷”的形象为例，“高密东北乡”中有着两种典型的人物。一类是勤奋忠厚、吃苦耐劳的本分农民。这在莫言早期的小说《大风》中最能体现。《大风》主要讲述勤劳能干的“爷爷”带年幼的“我”去割草途中遭遇大风，与大风搏斗的故事。勤劳能忍的“爷爷”带着年幼的孙子遭遇突然的狂风暴雨，一边顽强地保护着孙子，一边不断挣扎着护住装满草地小推车：“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子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面对大自然强劲的袭击，年迈的“爷爷”虽手无寸铁，却坦然镇定，以刚毅坚强的姿态迎接疾风骤雨。这位历经大自然沧桑洗礼的倔强老农，以血肉之躯对抗着极端的天气，平凡却不平庸。

　　另一类则是敢于抗争不公，具有英雄气概的“爷爷”形象。在莫言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里，“我爷爷”余占鳌是个率性而为、敢爱敢恨的血性汉子。他性格刚毅英武，身上带着不能忍受屈辱的强悍因质。年少时，余占鳌杀死了和自己母亲姘居的和尚，后来又因爱上“我奶奶”戴凤莲，杀死了她的公公和患有麻风病的丈夫，进而杀死侮辱戴凤莲的土匪白脖子。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余占鳌成为乡民的领袖，号召大家团结抗日，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

　　总体看来，这两种“爷爷”的形象，分别映照了齐鲁两种文化气质——宽厚与灵动。莫言笔下勤劳吃苦、有着强大忍耐力的“爷爷”，是鲁文化中庸思想滋润下生长起来的顺民，忍受苦难，希冀安宁；而亦匪亦侠的“爷爷”， 则是在齐文化自由之风熏陶下养成的反抗派，勇于反抗，追求变革。这两种形象都来源于齐鲁大地，是齐鲁大地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民间心理的表征：先是中庸平和、安分守己在治世，不求新变，但求守住现有的土地与资源，好好过日子；然后在略有动荡的年代，咬牙忍受、努力迎合，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比拟的忍耐力包容着欺凌与杀戮；而到了忍无可忍的乱世，则终于“路见不平一声吼”，长久以来吞咽下去的咬碎的牙齿和血腥味在胃中激荡，最终变成抗击不公的尖牙和厉炮。

　　莫言在塑造“高密东北乡”时，曾试图在文本中有意识地将这片土地刻画成一片超越时空限制的荡漾着旺盛生命力的精神家园。但作家真实刻画出来的“高密东北乡”只有对传统文化和价值判断的怀恋与见证，缺乏了面向现实的勇气和展望未来的姿态。无论是英雄或者平民，都是传统文化映射下的产物，而不具有改造现有社会的能力。一个鲜明的对照是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提出的闲逛者的形象。这一虚构的文学形象是身处于城市人群中却又难以真正融入的异类分子，与人群形成一种在却不属于的关系。他们漫无目的游荡在街头，保持着自己绵密而独特的感知与审美体验。不同于拜物教盛行之时资产阶级沉迷于享乐，闲逛者无心于对无生命物体的移情，抑或迷失于城市物质文明的千百种刺激之中，而是以“凝视”的姿态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与清醒意识，由此便打开了展望现世界的大门。“凝视”的姿态形成了一股敢于和商品、权力相抗衡的力量，是对现代都市社会物质利益至上的对峙与反抗，形成了反叛现存社会制度禁锢的内在动机。这种更加超越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在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作家那里则表现得较少。中国作家的景观想象大都醉心于风景的描绘和故事的讲述，把自己定义为“讲故事的人”，而不是关注故事应该具有的现实批判色彩。

　　社会想象力方面的缺失，成为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其意图并不仅限于装扮一个桃花源般的梦境来安放自己的内心，或简单引发读者的想象与神往。他们也曾试图在文本中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结构，使得现实困境与乌托邦梦境并行不悖，传统文化与奇风异俗和谐相生。这样的虚构性景观才可以真正超越以往醉心于奇景奇人的书写范式，发挥想象力的巨大功用。然而，贯穿整个创作行为始终的态度、观念、意识等，却往往难以与作品的最终效果达成一致。如何协调景观虚构中创作动机与结果的分裂，使虚构性景观不仅仅成为奇观异景的诞生地，更能保留住地方情感与地域文化的深厚记忆，又敢于面对当下与现实，想象出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些都需要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与探索。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第39页。

　　[2]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3]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管谟贤：《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5]张金晶：《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载《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62页。

　　[6]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7]宋剑华：《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故事叙事的文本意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51页。

　　[8]王尧、林建法：《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9]任瑄：《高粱红了——对话莫言》，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10]莫言：《我的高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11]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2]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3]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274页。

　　[14]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5]莫言：《我的高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16][法]丹纳： 《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

　　[17]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Title: The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 as a Fictional Landscape

　　Author: Wang He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Nanka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urban theory and space politics.

　　In the novel Mo Yan created a literary geographic world —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 Fantastical imagination makes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present the different Gaomi scenery, taboo and living habits.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transcends the particular area of the reality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becoming an excellent attempt to fi ctional landscape. "Gaomi Northeast Township"has diligent workers and passionate heroes. But it lacks active participants of reforming society. Prceliar scenery and living custom are difficult to form the entire content of landscape imagination. And lack of social imagination in the fictional landscape is also ev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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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姮，南开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理论与空间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