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体验》中的萨特存在主义
宋文慧
《个人的体验》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大江健三郎将萨特存在主义引入其中来表达战后日本的国民心理情绪。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方法,从西方存在主义在战后日本的发展,萨特存在主义对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影响等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个人的体验》中蕴含的萨特存在主义,以及大江健三郎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现实存在的超越感受。
大江健三郎 《个人的体验》 萨特存在主义
1944年12月7日(即日历平成六年),大江健三郎作为继川端康成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站在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学院的颁奖台上,并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属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九十一位此奖获得者。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江健三郎深受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等西方文学与哲学大师的影响,相对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传统的日本巨匠来说,他则更多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借鉴写作技巧。并将这些与日本小说传统的写作手法交织、糅合在一起,从而步入了他继承、发展、借鉴、创新的艺术之路,建立了他既有别于传统文学却又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学土壤之中的独特的大江式艺术风格。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子,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指出:“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这些大江从萨特获得的哲学要素贯穿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可以说,大江的文学道路,就是起步于萨特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他在早年的创作中,对来自萨特的影响进行了积极的消化、吸收,进而完成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超越。本文拟就萨特存在主义对《个人的体验》的影响进行论述,以探讨大江健三郎式存在主义的价值。
一、日本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背景
西方存在主义思潮传入日本是在20世纪初,但当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导致存在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射原子弹,日本战败,战后的日本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思想上都受到严重打击,民众存在着孤独、绝望、抑郁的心理感受。特别是战争结束十年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构成的战后日本的政治体系,并不是由人们的普遍意志决定的,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日本安保条约签订意味着拥有宪法第九条,即‘放弃战争和平条约’的日本一旦进入有事状态,自卫队就必须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由于战败和美国的占领,使日本人在苦闷彷徨中感到对于生活的无助,以致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一种非理性的颓废之感油然而生。这时恰逢萨特存在主义思想广泛流传,在这种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中,日本青年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精神寄托并加以改造,以此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战后思想。(一)西方存在主义对战后日本的渗透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西方思想文化传入日本,他们对西方的文化采取了开放与接受的态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萨特的存在主义也逐渐被战后的日本民众所接受。萨特与波伏娃访问日本也使得萨特存在主义在日本思想文化界掀起风潮,“20世纪30年代一些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开始在日本被翻译出来。如掘口大学译的《墙》,臼井浩寺翻译的《呕吐》,《密室》(此三本都为萨特作品)等等。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也陆续出现。如村山知义的《白夜》、高见顺的《应忘故旧》等等,存在主义文学的传入对日本文学影响极大,一些日本作家也创作出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些现代派文学取代了传统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如植谷雄高、野间宏、大冈升平等作家”。其中最为关注萨特并受其深刻影响的非大江健三郎莫属。
(二)萨特存在主义对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较早开始关注萨特及其哲学思想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1956年入法文专业师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学者渡边一夫,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阅读萨特的作品,并且在他在1959年从东京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题目便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足见大江健三郎对萨特的关注程度。
在1961年8月,大江健三郎也应保加利亚和波兰政府的邀请,前往巴黎,拜访了存在主义大师萨特。
瑞典皇家学院在《大江氏获奖的理由中》也清晰地指出,他受过西洋式的教育,受到西洋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萨特那种反英雄人物的存在主义思想,对大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江也曾在《为第三部准备的笔记》说道:“当我还是一个法语系大学生的时候,只有在教室才学习十16世纪的法语和语法、布瓦洛和巴尔扎克,而一回到寄宿的地方就只看萨特,尤其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就像冬眠的熊一个劲儿的舔自己手掌上的盐粒一样,从早到晚的舔着萨特手掌上的盐粒过日子,然后在假期结束前的一周,我从萨特的泥沼(这也来自于贫乏的语言能力的泥沼)中拾起脑袋,想用自己的声音来唱歌。”从这段自白中看出大江对萨特的喜爱。
二、《个人的体验》中萨特存在主义的痕迹
大江健三郎在《个人的体验》中以主人公“鸟”的视角进行叙述,描写他在面对天生残疾儿时个人的无助与苦闷,他写“鸟”其实是在观照自己。残疾儿大江光的出生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原子弹事件等社会中诸多问题都给这位对生活、生命极其敏感的作家以创作的灵感,因为观照社会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他想起了大学时所喜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因而他在《个人的体验》中多处借萨特存在主义抒发个人的情绪体验,从而表达了他的入世思想、自由选择与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一)介入文学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入世的文学,他主张废除所谓的消遣文学和纯粹的感伤主义,提倡作家要介入时代、介入社会。”作家要真实的表现他们的时代、时代的悲剧及其背景。大江健三郎在《个人的体验》中通过描写主人公“鸟”对头部有先天缺陷的畸形儿出生之后是否能存活等问题的迷茫与逃避,试图去反映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人的一种病态的生活状况及遭受辐射后儿童的畸形成长情况。之所以将主人公称作“鸟”,在书中是这样写道:“‘鸟’今年二十七岁零七个月,十五岁时,别人给他起了“鸟”这一绰号。……他是个矮个子,瘦兮兮的。” 从行为举止和长相上看他就像一只惊弓之鸟,因此主人公在全书中名“鸟”。
在美国向广岛投射原子弹之后,在广岛的人民直接地“品尝”了战争带来的祸患。大江健三郎的残疾儿大江光出生,激发了他想要更深层地去探索生命与生存的意义。书中当“鸟”苦闷迷茫时,他的女朋友火见子小姐还在向他讲述赫鲁晓夫要重新开始进行核试验的事情,小说潜移默化地带入“核试验”这一社会性问题。“鸟”与火见子在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反核示威游行,并且“鸟”在和朋友们成立的斯拉夫语研究会所从事的唯一政治活动就是反核,要求废除核武器。《个人的体验》中大江健三郎借助主人公“鸟”之口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反核。核试验对和平发展着的战后世界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核武器一旦使用,战后日本亟待恢复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就要再一次迈进深渊,人们的生命也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因此大江健三郎以反对核实验来支持和平。大江主张文学参与政治现实生活,并且他也曾多次访问被原子弹侵害过的广岛,亲自去调查原子弹爆炸后对生态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各种影响,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这位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大文学家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的观照和对生命的关怀。大江还在1964年发表的《个人的体验》与随笔《广岛札记》(准确的说是在《世界》杂志上连载,翌年三月完成)等著作和文章,以此来呼吁大众对社会生活的关心。
(二)自由选择与责任
1945年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所共同界定的信念是:就人而言“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意识和主观性先于认识活动,物的本质由先天决定而人则由自身的存在决定,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而造就他或她本身的特性,作为主体的人在“选择”自己的“本质”时,不受外界条件的制约有着“绝对自由”,个人是自己的主人,个人对自己的所为必须负责。《个人的体验》中的“鸟”经历了一个从焦虑而自我欺骗到最终选择担起责任的过程。
1.“鸟”的焦虑与自我欺骗
萨特认为,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责任,并通过自由选择最终获得他的本质。但是选择往往发生在困境中,它也需要我们具有选择的勇气。事实上是“我们通过苦恼的情感直接地、持续地意识到他们。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抑制我们的去感受苦恼的是,我们通过自我的欺骗、或者通过萨特称之为‘虚假的信念’mauvaise foi, bad faith),坚持不懈地努力去躲避责任和自由”。人从焦虑中获得自由的意识,但是人的焦虑又是不可消除或掩盖的,因而自身心理的自我欺骗不过是逃避焦虑的一种愿望而已。
《个人的体验》中头盖骨有先天缺陷的畸形婴儿出生后,身为父亲的“鸟”还没有充分准备就碰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孩子,“鸟”在面对妻子为他生下畸形儿后陷入无尽的悲伤与不安中,生活堕入痛苦的深渊。
他感到婴儿的存活对他来说意味着束缚,可能再也实现不了去非洲旅行的愿望了。这时他甚至想选择让婴儿自然的消亡,肯定医生对自己的孩子用糖水代替奶粉来喂养的方法,并且在心中窃喜。在痛苦的等待中,他期待着医院能打来电话告知自己的婴儿已死的讯息。
但婴儿的存在却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他,他害怕见到孩子,甚至还想自己能与妻子离婚或许生活会变好,可以获取自我人生的自由了。畸形儿子的出生使得“鸟”惶惶不可终日,每当他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刚刚出生就要面临死亡的婴孩时,都表现得痛苦不堪。他不敢面对妻子,不敢向他刚生产完的妻子说出孩子的真实情况,每次去医院看见妻子和岳母的脸,他的心中都无比痛苦。这时他想起了曾经的女友火见子。“鸟”逃离家与学校,和过去的女友火见子在一起使他以为自己还生活在过去,没有结婚也未生子,自然也就谈不到责任。“鸟”的内心不断挣扎着,这期间不得不借助混乱的性和酒精来麻痹自己以求得内心的解脱,殊不知,他实际上是因为焦虑而处于自我欺骗之中。
2.选择担起责任
在内心的幻境中对自我进行暗示、欺骗,或者沉浸于不道德的性爱中,可是这只能换来一时的欢愉,家庭和孩子终究是现实存在的,这一点“鸟”非常清楚。当火见子向“鸟”提出要和他去非洲时,“鸟”说:“不从婴儿怪物处逃走,要从正面抵抗而不是欺骗的方式只有两个:要么用自己的手直接绞杀他,要么接受他,把他养大,没有其他的路。其实我一开始就明白,只是缺乏勇气承认罢了”(198)。其实“鸟”作为一个人及父亲,他的良心与责任心并没有泯灭,他内心也很清楚自己最终应该选择什么,不然他也不会表现得忧心忡忡,他不过是因为痛苦与焦虑而产生一时逃避的心理。
孩子毕竟是流着自己血液的一条生命,最后在慢慢的等待中发现自己的逃避是毫无意义的,自己一直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孩子的出生是自由选择的,那么自己亦应当对他的到来负责。因此他最终放弃处理掉孩子及想让孩子在自身疾病中死去的想法,决定要为孩子做手术让他存活并养育他成长。做父亲的不再逃避现实,承担起了属于父亲的责任,与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鸟”说:“个人的体验中,只能有一个人,在那体验的洞里慢慢的爬行,不久,就能爬出与一般人相关的打开真实展望的洞口,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吧?这种场合,说什么也应该把痛苦的果实给予痛苦的个人。”(148)这种观念所呈现的就是萨特存在主义中个人存在与他人的关系,乃至对他人的责任感,我们的个人选择是自身所造就的,因此我们也要对自身所造就的东西完全负责。无论是生孩子还是决定养育畸形的孩子,都是“鸟”的自由选择,而后者的选择,意味着他担当起了责任。
小说中最后“鸟”从欺骗的最后一道网里跳出身来,选择抚养畸形儿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最终通过大江的努力他的残疾儿成为了一位作曲家。
(三)《个人的体验》中蕴含的人道主义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实质上就是人道主义。萨特在1945年10月28日曾给“捍卫者俱乐部”所作的一个演讲打印稿,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意在使他的存在主义从宗教的存在主义中剥离出来,形成无神论的存在主义。第二个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存在主义不是绝望、孤独、无助的哲学,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萨特始终把维护人的地位当作他哲学的首要目的,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的自由永远是历史前进的先决目的和最根本的目的。这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从根本上讲是沿袭了法国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传统,用无神论、唯物论等来反对宗教迷信。这种人道主义也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消除人的异化的个人实践和行动哲学基础上的。
在《个人的体验》中大江讲述了以主人公“鸟”与残疾儿如何共生为主题的故事,其实这部小说讲得就是以大江健三郎自身与残疾儿大江光生活的亲身体验。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一年其长子大江光刚好出生,出生时天生患有脑功能障碍曾经一度濒临死亡。长子的遭遇与生活在广岛、长崎一带的居民是相同的,他们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如何生存成为一个难题。在战后的日本,人们内心的迷惘不安充斥着整个社会,而萨特存在主义中对人的存在、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的探讨,蕴含着的是人道主义的本质。这种内涵暗合了日本民众的心境,也感染了大众与大江健三郎。大江曾多次探访过广岛人民并对他们的遭遇进行人道主义关怀与帮助,而且多次呼吁大众要给予受难者以关注,他试图通过文学家的笔来唤醒本国国民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求。
“鸟”最终从自欺中走出来,决心不再逃避,承担起养育残疾儿子的责任,让孩子活下去,这个时候“鸟”的女朋友火见子觉得“硬要只有植物机能的婴儿生长起来,这是‘鸟’最新获得的人道主义吗?”(199)面对不幸,正视它并与之奋斗,尊重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尊严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选择与残疾儿共生这种生存方式是大江想要对大众表达的小说主题,或者称为其个人的体验。这也是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所强调的。
从大江健三郎开始接触法国文学思想,他就十分关注萨特及其哲学与文学思想,并且多次在报刊及杂志上发表对萨特一些思想的回应类文章,可见萨特及其哲学对大江影响之深。日本学者也曾评价:“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学习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举其代表者,就是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在其创作过程中将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在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框架之中,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东方视角对萨特存在主义做了文学式的阐发。其《个人的体验》既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又结合了日本文化传统的特征,并从存在主义的视角进行考察,强烈反映了日本社会战后的情绪与存在状态。从对战后日本国民生存方式的关心到对新时代下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等社会现象的关注,都体现了他以存在主义思想为基础做出自己的思考。“大江健三郎后期的创作实现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超越,作为东方作家,这种超越来源于他心灵深处的东方传统文化积淀,由此,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了萨特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的同时,他也创造出了富有东方特色的‘存在主义’。”
注解【Notes】
①[日]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杨炳辰、王新新译,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姜丽清:《萨特存在主义对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页。
[2][日]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传说》,翁佳慧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3]安徽:《继承与超越——论大江健三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页。
[4][日]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传说》,翁佳慧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8页。
[5]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6][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也夫斯基到沙特》,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
[8][美]理查德·坎伯:《萨特》,李智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
[9][美]理查德·坎伯:《萨特》,李智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
[10]刘立善:《论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载《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第12页。
Title: Sartre's Existentialism in A Personal Matter
Author: Song Wenhu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 Personal Matteris the masterpiece of the existentialist literature by De Kenzaburo, the Japanese Nobel Prize winner for literature. In the work De Kenzaburo introduced Sartre's existentialism to express the post-bellum national psychological sentiment of the Japanes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existentialism in Japan and the in fl uence of Satre's existentialism on De Kenzaburo, the impact study is employed in this essay to explore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De Kenzaburo's transcendental feeling of the realistic existence underlying inA Personal Matter.Sartre's ExistentialismA Personal MatterDe Kenzaburo宋文慧,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比较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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