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民

　　（昆明学院音乐学院）

　　当我们论及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时，总是回避不掉 “宋挥玉斧”这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许多学者认为 “宋挥玉斧”纯系好事者杜撰的传说，断不可信。一些学者又以其为佐证，认为 “宋朝制定了以大渡河为界，不与大理国来往的基本政策”，这又肯定了 “宋挥玉斧”的说法。其实，是否有过 “宋挥玉斧”之事已不是争议的关键，重要的是如何回答 “有人认为 ‘宋挥玉斧’是后人的编造，但这一史实在宋代已广为人知，并在朝廷评议时多被援引”这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而找到可能解开 “宋挥玉斧”论题的钥匙。

　　在宋代仁宗皇帝以前，宋廷并未排斥过大理，朝野亦无 “宋挥玉斧”之说，诚如宁超所言：“据 《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和 《宋史》等书记载，乾德二年 （964）十一月，宋王朝决定派王全斌、刘延让为统帅，分别从陕西、湖北入川。出发前，宋太祖在开封乾德殿为入川将校饯行，席间取出 ‘川陕’‘川峡’地图，面授攻取方略。并没有挥玉斧划大渡河分界的事。”

　　同时，学者一致认为此时期大理与宋朝的政治往来也是比较正常的。乾德三年，宋朝平蜀，“黎州 （治今四川汉源北）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 （今四川西昌）演习爽贺平蜀之意。”显然，这是大理的地方官员代表大理向宋朝的地方官员表达对宋朝的友好之意。开宝元年 （968），黎州再次接到建昌城牒，表达通好之意，而宋廷正忙于对南方诸国的征服，对此未置可否。不过，大理遣黎州诸蛮时有进奉，一直表达善意。在原唐朝西川地区雅州 （治今四川雅安）、黎州的大渡河以南、以西地区，分布着西北诸羌与西南诸蛮，它们往往徘徊于唐朝、吐蕃与南诏之间。从韦皋击吐蕃后，复归唐统治。至南诏屡侵嶲州 （治今四川西昌）时，大渡河以南诸部族受到唐朝与南诏两种力量的控制，不得已而两面应付，或投靠南诏而攻西川，或依附唐朝而击南诏，并不固定。也正是由于其有“两面性”，故南诏或唐朝也往往利用它们来窥伺对方的意图，来传达己方的意思。至宋朝平蜀后，恐大理对西南诸蛮亦如南诏一般有所利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因 “西南蛮不供朝贡，寇钞边境”而“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通过此番教育，西南诸蛮在沟通大理与宋朝的桥梁作用方面应发挥得更为顺畅。到了太平兴国七年，宋廷进一步下令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上，“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这实际上开通了经西南诸蛮而达建昌城直至大理的联络通道。故在此之后，大理持续向宋廷示好，在宋太宗雍熙二年 （985）、端拱二年 （989）、淳化二年 （991）、至道三年（997）和宋真宗咸平二年 （999）、景德二年 （1005）、大中祥符元年 （1008）均通过黎州所控诸蛮朝贡于宋，甚至到了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还做过这样的事。而且，在多次朝贡的基础上，大理还向宋廷提出了加封的请求，希望进一步发展关系。但是，宋廷以内地的灾荒和辽、夏的骚扰为借口，婉言谢绝了大理的请求。如果说在宋仁宗之前宋廷忙于讨平各地而完成一统海内的重任，因此无暇顾及调理与大理的关系，但宋廷并未关闭与大理往来的大门。而到了宋仁宗时，宋廷不仅拒绝了大理的册封请求，而且还关闭了这扇大门。究其原因，除了受辽、西夏的持续侵扰逐渐形成收缩退让之势的策略影响外，还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 《新唐书》的修成，在总结唐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排斥大理的论调甚嚣尘上；二是因侬智高事变的影响，宋廷对大理的戒备之心日益加重。

　　宋仁宗在位42年，是北宋中期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在其统治期间，史家号称 “天下平和，民物安乐”，其实不然，当时的宋朝，也是一个令宋仁宗焦头烂额的时代。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况，宋朝统治者在开展诸如 “庆历新政”的治策调整活动的同时，决定重修唐史，希望从唐朝覆亡的历史中得到裨益。一则他们认为 《旧唐书》（原称 《唐书》）的作者 “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嶲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二则由于他们受到宋初盛行的 《春秋》之学的影响和儒学复兴的制约，认为 《旧唐书》既缺少褒贬笔法，又无尊王攘夷之功效。因此，宋仁宗庆历四年 （1044），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贾昌朝上书建议重修唐史，次年得到宋仁宗诏准，始设史馆开修唐史，宋祁、欧阳修先后为刊修官主笔，范缜、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刘羲叟等人次第为编修官参与其事。至嘉祐五年 （1060）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敬上新史，是为 《新唐书》。由于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且出于特殊的需要来重修唐史，因此 《新唐书》的编修者在考察唐朝与四夷的关系时一反《旧唐书》客观描述的书法，挑选出既与唐朝产生关系而后来的承继者又存在于宋朝西南边陲的南诏这个特殊对象，牵强地提出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断语和得出 “唐亡于南诏”的结论，通过渲染南诏对唐朝的攻掠，挑起宋人对大理的排斥。宋朝前期，既有高粱河之战中的狼狈败逃，又有好水川之役的损兵折将；既有与辽朝的澶渊之盟，又有同西夏的庆历和议，因此，在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在如何对待四夷这个问题上极为敏感。随着 《新唐书》的修成并得到宋仁宗的肯定，“唐亡于南诏”的说法大行于世，既成为当时和后来史家总结唐史时的普遍看法，又强化了排斥甚至敌视四夷的社会心理与具体行为。这样，大理的热情与宋廷的冷漠就不难理解了，宋廷对大理的态度由允许朝贡发展到怀疑、猜忌。

　　而受侬智高事变的影响，宋廷开始防范大理。宋仁宗皇祐元年 （1049），邕管羁縻州之一的广源州 （今广西南宁西南）蛮侬智高反宋，一时声势浩大，宋廷不能及时制止。至皇祐四年，侬智高攻占邕、横诸州，进围广州，并建国称帝。宋廷命狄青为宣抚使率军平叛，于次年在邕州重创侬智高。在军队溃散之后，侬智高带随从由合江口 （即三江口，在今云南开远一带）进入大理国。侬氏世居 “西原”，在唐代被称为 “西原蛮”。 “西原”之中又分为 “侬洞”和“黄洞”。侬智高的父亲侬全福先知 “黄洞”傥犹州 （今广西扶绥），后任广源州知州。广源州西接南诏，与南诏早有联系。唐玄宗天宝年间南诏反唐，曾出兵邕州。当时黄洞首领黄乾曜的后代就 “结南诏为助”。大理的疆域一仍南诏的管辖范围，与西源州侬洞、黄洞的政治、经济关系较为密切。侬氏的先民侬民富就接受过大理的封赐，可见侬氏先民已经是处在既与大理有联系，又是宋朝臣民的双重身份的地位。侬智高建国称帝时，大理国主段思廉曾前往朝贺。因此在兵败之后，侬智高便逃到了大理。

　　在大理国努力谋求加强与宋朝的各种联系，急切地请求宋廷册封的情况下，侬智高的到来给大理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支持侬智高，那么此前所进行的请求宋廷册封的努力不仅会付之东流，而且还有可能引发与宋朝的军事冲突。何况当时大理虽号称拥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之众，但段思廉实际控制的也只是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南中西部地区，国力远不及南诏时期，更无一支强大的军队能来支持侬智高抗衡宋朝；如果顺宋廷旨意杀了侬智高，这或许可以获得宋廷的信任，能有助于册封愿望的实现。同时，大理也清楚宋朝知邕州事萧注已 “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段思廉还是杀了侬智高 （或云毒死而称病亡）而函首归献，此时应是侬智高入大理的当年。这样，避免了大理与宋朝的交恶。

　　

　　到宋神宗时期，宋廷对大理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宋神宗 “厉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他对内任用王安石等人行变法之事，以求富国强兵；对外则急于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边事烦扰的局面，在沿边地区大力向外开拓疆土。与此同时，朝野上下围绕如何改变 “积贫”“积弱”的困境展开激烈论辩，如何制夷开边成了时代的主题，这不仅是社会的热议话题，也是深深左右了宋朝君臣思想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诸如 “唐亡于南诏”之类与富国、强兵关系不甚密切，与开疆拓土联系不甚紧密的话题就渐渐不为人们所注意。

　　到了宋徽宗朝，宋徽宗不仅对宋神宗的开边做法迭相效仿，而且还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如果说此前的开边存在重视对北部、西北部的防守、经营而轻视西南部的问题的话，那么宋徽宗则是既重北又重南，在与西夏鏖战、联金攻击燕云地区的同时，于政和六年 （1116）册封占城国王，宣和元年 （1119）册封交趾国王。在此背景下，大理与宋朝的关系也有了突破性发展。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大理国主段正淳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得经籍、药书以归。段正淳去世后，其子段正严立，与大臣高量成谋求归宋。经广州观察使黄璘奏报，宋徽宗诏黄璘在宾州接待。至政和六年段正严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及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使宋，并携贡马380匹以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等物，而且还带去一对乐人。宋徽宗诏黄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陪护，最终于次年二月到达汴京。李紫琮等人受到宋廷的热情款待，宋廷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为 “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而且，为表示郑重，宋廷还派出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到大理进行册封，同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至此，大理与宋朝正式确定了臣属关系。

　　大理与宋既确定了臣属关系，宋朝便有人提出要在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便进一步加强同大理的经济往来。然而，此语一出，即遭非议。 《宋史》卷三五三记：“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 （宇文）常。”这是说有人提议在大渡河南边置城邑，效仿在北边、西北边与辽、西夏设地互市的做法，与大理互市。宋徽宗拿不定主意，便召知黎州宇文常入京师汇报。宇文常是故户部侍郎宇文昌龄之子，“政和末，知黎州。”作为黎州的最高管理者，宇文常比较熟悉管内大渡河周边的情况，于是，他对宋徽宗说：“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显然，宇文常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因为他清楚越过习惯上的分地之界可能产生的麻烦，认为存有离心的大理或许会因此挑起事端。就在宇文常小心翼翼地向宋徽宗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扯起 “艺祖画大渡为境”这面大旗。学术界对此的共识是说宇文常所说的宋太祖曾划大渡河为界，不过是在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的情况下，作为拒绝与大理交往的借口罢了，而问题的关键是宇文常为什么要找这个借口？

　　宋徽宗时期出现了北宋开边的又一次浪潮，开边的范围和规模都远超神宗、哲宗时期。在西北地区，收复了湟州、鄯州、廓州等地，并进一步筑城设寨。在西南地区的益、梓、夔、黔以及广西、荆湖诸路，也有开建州军城寨活动，甚至在最南边的海南地区，还增置郡县。从表象上看，宋徽宗的开边活动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带来许多问题。对此，安国楼撰文说：“统治者好大喜功，不仅开拓之初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而且开拓之后，给宋政府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被动局面。特别是在西南沿边，所开之地，即是原来的羁縻州或边外部族地区，宋政府要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就必须依照内地的形式，筑城寨，设官吏，派兵把守等，实行列郡而治。但由于这些部族地区，面积广阔，又远离内地州县，其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内地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宋政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些部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完全建立和内地州军一样的统治和管理体制。因而开拓地区建立的州县，反而成了封建政府的沉重负担，在不少地区，还引起了蕃民的不满和反抗。这样，新边增置的州县，又不得不废弃如初。”

　　而面对当时要越过大渡河在西南诸蛮地区置城以便与大理互市的可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阻止富有开边激情的宋徽宗的进一步行动。再者，要在大渡河外建城立邑，这就越过了习惯上的分界之地。在唐朝时期，吐蕃、南诏与唐廷都曾有过以大渡河为界而分地的说法，而实际上以大渡河分界也成为惯例。黎州作为西川之重镇，在唐朝时期就承受过太多的吐蕃、南诏与唐朝间的争战，这对后来主政黎州的官员来说，一定深知 “边隙寝开”的危害。

　　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吐蕃联合反唐的南诏从唐朝夺得嶲州之地，将在剑南西川与唐朝的战线推到黎州、雅州一线。黎州北接雅州，东依嘉州 （治今四川乐山），南与嶲州相连，与雅州一同西邻吐蕃。大渡河由吐蕃入雅州后自黎州西北入，南至中部后，向东进嘉州。樊绰 《云南志》卷一云：“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由原洱海区域的姚州都督府通往成都的清溪关道即穿黎州北上，因此黎州是成都平原西南的一个战略要地，而作为天然屏障的大渡河的重要意义也就凸显出来。由于嶲州南部为南诏所得，北部为吐蕃所占，原分布在雅州、黎州境内大渡河以西、以南的西北诸羌及西南诸蛮纷纷投向吐蕃，这一带也就成了吐蕃或吐蕃与南诏联合攻击唐朝西川地区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三方妥协时的缓冲地带。

　　早在唐肃宗上元元年 （760），西川彭州刺史高适针对时局上 《请罢东川节度使表》，其中有言云： “剑南虽名东川、西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绒数城，界于吐蕃也。”而唐朝明确以大渡河为与吐蕃之地界发生在唐德宗时，《旧唐书·李晟传》云：“德宗即位，吐蕃寇剑南，时节度使崔宁朝京师，三川震恐，乃诏晟将神策兵救之，授太子宾客。晟乃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至建中四年 （783），唐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于清水 （今属甘肃）会盟，唐盟文有言云：“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水，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尚结赞亦出吐蕃盟文，双方最终于贞元三年 （787）完成会盟。后来，唐朝也遵守了这条分界，如到贞元十七年，韦皋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皋出兵深入蕃界。皋乃令……黎州经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深入蕃界……”，越过大渡河，便是到了吐蕃界。

　　南诏提出以大渡河为分地之界是在唐文宗太和初期，此时，南诏击败吐蕃，控制了大渡河以南地区，从而取代吐蕃成为唐朝在西川之外最大的敌手。唐文宗太和三年 （829），南诏权臣王嵯巅率兵攻扰唐朝西川地区，在攻陷邛州后，分兵三路继续北上。虽进攻东川梓州一路一度被唐东川节度使郭钊派兵击退，但西路军连破黎州、雅州等州县，同时东路军在王嵯巅率领下直驱成都，并破其外廓城，唐军只得固守子城以抗南诏军。后来王嵯巅退兵时，“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渡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文织埒于蜀中。”

　　后来，南诏与唐朝又在大渡河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之战。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南诏世隆亲自率兵二万进攻西川。十一月，南诏攻嶲州，唐定边军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不成，后退二百里，屯兵大渡河北岸。南诏军进至大渡河南岸，与唐军隔水相峙，对射八夜九日而不得北渡。后来世隆施用计谋，南诏军得以过河，连下黎、雅二州，并围攻成都。至次年二月，由于唐朝援军抵近，南诏退兵驻守嶲州，唐军则驻守大渡河一线。咸通十二年 （871），唐廷命路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路岩一边进行成都的修缮，一边在大渡河布兵防控，整治关隘，直到咸通十四年为牛丛替代而离职。

　　唐僖宗乾符元年 （874）十一月，南诏再攻西川，作 “浮梁”渡大渡河。西川河防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待其半渡时出兵攻击，南诏退败，黄景复斩断 “浮梁”。随后，南诏分军于夜间偷渡成功，接应大军过河，击破黄景复防河诸城栅，夹攻西川防河主力。随后，南诏军又陷入黄景复的伏击，被赶回大渡河以南。南诏不甘心失败，援军到来之后再次北上与黄景复军隔水对阵，并又一次用偷渡方式过河击溃黄景复军。十二月，南诏军乘胜攻陷黎州，北上邛崃关，进攻雅州。

　　乾符二年正月，唐廷以高骈替代牛丛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南诏闻讯后停止对雅州的攻击而退兵。高骈遣将追击至大渡河，杀获甚众，驱南诏军至大渡河以南。其后，高骈修复邛崃关及大渡河诸城栅，加强防范。同时，又在马湖镇、沐源川修筑城堡，各屯兵千人，控制南诏北上通路。

　　至此，在长期的围绕大渡河的攻防之战中，唐朝既抵御了吐蕃的进犯，又于后期阻止了南诏的攻击，并于其间特设了西川防河都知兵马使等职，还沿河多置城栅，加强防卫，这也在客观上肯定了大渡河的分界意义。

　　北宋建立后，经过争战统一了中原及南方而成为中原主体政权，因此宋廷应该清楚大渡河之于吐蕃与唐朝或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所以宋军平蜀后并未趁势南下攻击大理边地政权。后来李京编 《云南志略》甚至记载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于是开边之衅息矣。”木芹先生在其所著 《南诏野史会证》里说：“宋未尝欲绝云南，惟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 ‘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这或许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结合 《宋史》将大理列入 “外国传”而不是 “蛮夷传”的情况来看，宋廷应该是接受了唐朝对南诏地位及所属范围的肯定，而宋廷又始终认为大理是由南诏而来。虽然 《宋史》乃元人所编修，但依据的总是宋朝旧有国史，所以基本上保持了宋朝国史的原貌。

　　因此，到了 “唐亡于南诏”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的宋徽宗时期，当宋徽宗的开边活动弊端日益显露之际，既对宋徽宗的开边活动颇有微词，又对宋廷可能越过约定俗成的大渡河界线而开边衅深感不安的宇文常便借着行祖宗之法，提出宋太祖曾经划大渡河为界以绝大理之事，从而堂而皇之地表达了自己对 “大渡河外置城邑”的反对意见。

　　在宇文常之前，没有人提到过这一件事，而在此之前宋朝的所有史籍也都没有记录过这件事。对此，段玉明曾有过详细论说。他说：“周煇 《清波别志》卷上引 《西南备边录》称：‘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嶲。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河曰： ‘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周氏并称：‘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由于 《西南备边录》一书早已亡佚，其成书年代已经不得而知，估计不会早于北宋中期。至政和 （1111—1118）末，宇文常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图观之，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衅寝开，非中国之福也。’南渡以后，绍兴六年 （1136）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上策。’至二十六年 （1156），新知黎州唐秬朝辞，进对奏曰：‘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至于南宋后期，祝穆著 《方舆胜览》，此一传说遂极尽完备：‘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以兵威服越，艺祖以玉斧划此河曰：‘此外吾不有也’。昔时，河道平广，可通漕船。自玉斧划后，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怒，波涛汹涌，舡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陷以限中外。’由上可见，如果 《西南备边录》一书的成书年代的确不会早于北宋中期乃至晚于北宋，则关于 ‘宋挥玉斧’传说的记载大抵均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北宋初年杳无所闻。”

　　由此可知，“宋挥玉斧”的说法在宋朝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神秘的过程。宇文常说宋太祖 “画大渡河为境”，与朱震、唐秬之说较为一致，并未涉及到以什么物品来画，而 《西南备边录》里则具体到以 “玉斧”来画，便同宋朝后期祝穆之说相同。因此，宇文常确实应为提出此说的第一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宇文常完全有可能提出此说。首先，《宋史·太祖本纪》记：“（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副之，将步骑二万出归州道以伐蜀。乙亥，宴西川行营将校于崇德殿，示川陕地图，授攻取方略，赐金玉带、衣物各有差。”这是提出此说的基本条件。其次，平蜀之后宋军并未南下大理，宋廷还接到大理属地建昌府演习送到黎州的贺信。而且，从此之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大理与宋朝相安无事，在大渡河畔已无如唐朝时期的对垒鏖战。这是提出此说的基本素材。第三，宇文常在宋徽宗政和末期得以 “知黎州”，在主政黎州期间，能够了解到作为西川重镇的黎州在唐朝时屡遭攻击，因此不愿自己在任时的黎州再遭兵燹之祸，因而希望维持现状，与大理保持距离。这是提出此说的主观愿望。第四，宋朝行“祖宗之法”，宋初的太祖、太宗创法立制后，宋真宗时期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称为 “祖宗法度”，且奉为治国理政的宝典。至宋仁宗明道二年 （1033）仁宗亲政后，正式提出 “祖宗之法”，并使其神圣化。从此，“祖宗之法”便作为治国理政的轨范而存在于宋朝后来帝王及士大夫的思想与行动之中。但正如邓小南所言：“‘祖宗之法’源于政治实践中的摸索省思，回应着现实政治的需要；但它所认定的内容又在很大程度上寄寓着宋代士大夫的自身理想，而并非全然是 ‘祖宗’们政治行为、规矩原则的实际总结。”这是提出此说的客观条件。

　　任何一个伪命题的提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因而虽然它的内容是错误的或是不真实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影响，不能削弱它所发挥的作用。“宋挥玉斧”说法的提出就是如此，虽然它的内容经不住推敲，但它对宋朝与大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却难于估量。宇文常提出 “宋太祖画大渡河为境”的说法，应该是得到了宋徽宗的认同，因此，“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于大理互市的提议再也没有了下文，而且还发生了 “黄璘之祸”（因参与册封大理国主有功而得到宋徽宗加封的广州观察使黄璘，随即因同样的原因遭到知桂州周穜弹劾，最终获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一度迅猛升温的大理与宋朝关系又被泼了凉水。接着，宋朝受到金国重创，宋高宗建炎元年 （1127）宋室南迁。受此影响，宋廷更加注重内敛自保，并对近在咫尺的大理倍加提防，且日益强化。表现在以大渡河划界的说法上，则是内容更加丰富，影响范围更广。宋高宗绍兴三年 （1133），“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其后，大理与宋朝之间基本维持着这种状况，即有经济往来，而较少有政治联系。到绍兴二十六年，高宗对辅臣说：“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属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由此看来，宋高宗确实是接受了以大渡河为分地之界的说法了。至于说宋朝以后的一些史籍在涉及大理与宋朝关系的记述时，多沿用祝穆之说，有的还有所发挥。如成书于明朝的 《南诏野史》《滇载记》，成书于清朝的 《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读史方舆纪要》《滇考》等即如此，研读时需追本溯源，谨慎考辨。

　　总之，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大理与宋朝之间交往频繁，联系较紧。到宋仁宗后期，适应着消弭内外交困这种窘境的需要，士大夫们重修唐史而撰成 《新唐书》，其中针对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提出 “唐亡于南诏”的论点，并以此来带动宋朝对大理的排斥。从宋神宗开始，变革与开边成为时代主题，“唐亡于南诏”的论点渐不为人所重视，因此到宋徽宗时，由大理所请，宋廷册封大理国主，双方关系发展至高峰。然而，一些宋朝的士大夫仍然站在敌视大理的立场上，又提出 “宋挥玉斧”之说，推动宋廷继续排斥大理。因此，“宋挥玉斧”与 “唐亡于南诏”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 “唐亡于南诏”是对唐朝历史的错误总结，而 “宋挥玉斧”则是凭空杜撰，但两者都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