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锡彦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刀安仁 （1872—1913），傣族，又名郗安仁，字沛生，傣语官名为 “帕荫法”，为干崖第24任宣抚使，是著名的傣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土司及少数民族同盟会员。

　　对于刀安仁个人的评价，国内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有研究者认为，他在腾越起义后与张文光争夺滇西军都督府的领导权，为自己谋私利。“腾越干崖土司刀安仁早年有志革命，未发。闻文光起事，则扬言腾有匪乱，将率土人出，后见事已定，乃自称都督，转而索文光饷械，且强发纸币，又据迤西道蜀，焚毁案犊一空。更煽惑西南诸土司叛汉自王，嗾使刀上达据永康州，杀害官吏，引外夷兵为乱。”也有研究者认为刀安仁在腾越起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赞颂。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成章认为，刀安仁是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者，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出国考察，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并在傣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然后追随民主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权而呼号奔走。笔者也赞同曹成章的观点。

　　关于刀安仁革命思想的形成，国内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刀承华认为，刀安仁开拓创新、保家卫国、追求民主、平等的思想，标志着傣族近代思想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他的思想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善于学习和包容的民族性格是其形成的内因，环境条件和动荡局势是其形成的基础，仁人志士的引领是其形成的助力。在有关的仁人志士中，孙中山对他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根本。刀爱民在 《傣族人民的第一位民主革命先驱者——浅谈刀安仁先生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着重从刀安仁自身出发来写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张国龙在 《试论刀安仁精神》中认为，刀安仁革命思想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抗英受挫，探索革命的道路；二是在孙中山的直接教育和培养下，其革命思想日益成熟；三是成功领导腾越起义，是其革命思想坚定的充分体现。在《从封建土司到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初探》一文中，龚元政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边境、清王朝官员腐败贪鄙、革命党人秦力山的帮助及受孙中山、黄兴革命思想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刀安仁革命思想的成因。本文认为刀安仁革命思想形成除了以上因素外，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是刀安仁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也与干崖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民主革命志士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一、干崖人文地理的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及连接缅、印并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家古老的国际通道。其经博南，出永昌、腾越，进入傣族聚居地 （今德宏州梁河、盈江等地）。腾越县位于云南的西部，为中国西南最边远的一个县份，与缅甸的八莫县和密支那县接壤，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交通要冲。

　　1894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 《滇缅界务及商务条约》，并在昆明和腾越县设置领事馆，在腾越县设立税务局，征收中缅进出口货物税。英货进口抬高市价，中国货出口则被压低市价，极不平等。这样，地处中缅交界的腾越县逐渐成为中国和缅甸商业和交通的要冲。大批的英国商品由腾越输入，销往云南和西南各省，西南各地的土特产和药材、黄丝、麻线等也经腾越输出。因此，商人云集腾越，腾越也一天天繁荣起来。每年腾越的商人出入缅甸谋生者数以千计，还有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到缅甸做苦力谋生，在缅甸安家落户者也不少。

　　清末腾越所属的干崖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已在社会内部生产，领主经济正在向地主制经济过渡，出现了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加以腾越州工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与发展，向州境内扩散，更促使干崖地区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干崖处于大盈江流域，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因而逐渐形成旧城街、芒掌街、小辛街、弄璋街、芒线街、盏达街、太平街和芒允街等大小集镇，尤以弄璋、旧城最为繁荣。居民虽以汉族为主，但是沿集市附近的傣族农民也逐渐被融入，有的农民开始放弃部分或全部农业，进行副业生产，摆摊设点，经营小额商业贸易，社会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这些集市在地理上与缅甸相邻，是连接中缅经济交流、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滇西一带从缅甸八莫 （新街）进口的杂货、棉花、面纱等必须通过干崖的坝区通道，再经过腾越、八 （莫）路、大马路驿道才能运达。因而弄璋、旧城具有 “万商齐集”之誉，这里有四季搬不空的花纱、洋货。每一街期，来往商旅数以万计。

　　腾越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19世纪以后，由于缅甸沦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社会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广为传播，腾越很快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民主思潮，如戊戌变法等政治事件，也给腾越以深远的影响。腾越民众在国内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许多积极要求进步、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探索富民强国的有为青年不惜背井离乡，有的奔赴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有的远赴重洋，为腾越地区的民主革命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和革命志士，使民主革命在腾越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基础。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出生于开明领主家庭、具有优越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刀安仁更是耳濡目染，逐渐滋生民主革命的思想。

二、缅甸抗击英国侵略及流亡王室的影响

1862年，英帝国入侵缅甸，缅甸人民奋起抵抗，血战不已。英帝国主义为了长期占领缅甸，实行血腥的镇压。缅甸人民深受其难，进行勇敢抵抗，但力量对比悬殊，均告失败。而政府腐败无能，崇信佛教，不积极改进国防，抵御侵略，导致国土沦丧。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几周之内缅甸首都沦陷，缅甸国王锡袍王被流放到荒岛，至此，缅甸全境皆沦为英国殖民地。次年，缅甸王室聚集国内力量，退守一隅，于1890年退避到中国境内，请求清政府援助。缅甸前国王第十门嫡长孙莽达喇疆括被迫逃奔中国，同行的尚有傣族允色和勐领土司。初始，他们在干崖宣抚司避居，后寓居于南甸。

　　缅甸王室成员疆括等流亡、寓居于干崖衙门，少年刀安仁经常到客人的住处去玩耍，不时与他们交流，通过不断的接触，刀安仁从中知道了不少外界事务。他也从中感受到宾客们因亡国带来的难言痛苦，离别故国家园的无比悲伤，激发了发自内心的同情，埋下了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同时，他也通过交流增长了社会知识，尤其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朦胧的认识。特别是他在和缅甸国王的长孙交谈中，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新鲜事物。缅甸流亡王室的成员给刀安仁带来的新奇感受，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感到要保家卫国，循规蹈矩，遵从家规和封建法统是行不通的，必需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全民的觉醒，还要有一批具有知识才干、爱国爱民、领导全民族振兴的精英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用先进军事思想和方法训练军人，用现代化武器武装军队，才能振兴国家民族，御敌于国门之外。刀安仁的这些感受及他后来抗击英帝国主义的经历，为他后来参加民主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并引导着他逐步认识到对于外来入侵者不能消极被动地抵御，必须建立一支强悍的、具有威慑力量的国防军，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而升华为树立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清政府对干崖地区的腐败统治

英帝国占领缅甸后，其野心更大，以缅甸作为跳板，企图进一步侵略云南，掠夺云南丰富的物产，与缅甸连成一片，达到扩大它在亚洲殖民统治的目的。

　　187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里自北京经汉口、昆明、腾冲于干崖出缅甸，沿途进行刺探情报、勘测地形等间谍活动。马嘉里在返回到与干崖一江之隔的芒允进行间谍活动，在临近户宋河时，与当地的居民发生冲突被打死，即历史上所谓的 “马嘉里事件”。

　　英国以 “马嘉里事件”为借口，乘机扩大其侵略中国的行为，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 《烟台条约》。同时，在英国殖民者的干预和威胁之下，清政府处死了一批在 “马嘉里事件”中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景颇族民众。

　　刀安仁听闻清政府对 “马嘉里事件”处置后，十分愤怒，恨清政府昏庸无能，哀声叹道：“天理不容。”清政府的屈辱立场使刀安仁有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而清朝官员在干崖的腐败统治使其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进一步加深。

　　1886年初，鉴于缅甸已被英国灭亡，清朝政府为了加强边防，派兵到腾越干崖。云贵总督命令派兵进驻干崖，以监视边境动态。腾越总兵丁槐的到来使刀安仁更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官吏的腐败无能。丁槐奉命派一营人至干崖驻扎，一到干崖就给宣抚使出了几个下马威。让干崖宣抚使下命令，限期在虎头山盖兵营。时值春末，山草难找，限期快到，但兵营没有完工。刀盈廷便以总兵催逼修建营房为由，强令拆除民房，将草排充数，激起百姓的不满。丁槐识破了刀盈廷转嫁不满的用心。秋末，丁槐又称虎头山气候恶劣，会引发士兵生病，要军队立即迁居，令刀盈廷在限期内建盖营房，如果在限期内不能完工，按其情节进行惩处。结果，刀盈廷在限期内没有完工。丁槐借机发难，以贻误军情，重罚刀盈廷，其实质是借机敲诈刀盈廷和发泄对刀盈廷的不满。干崖宣抚司署立即请南甸宣抚使刀化南 （刀盈廷的舅舅）从中斡旋，刀化南代表刀盈廷向丁槐赔罪。丁槐表示谅解，将从宽处理此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求刀盈廷为军防提供3000两的纹银作为赎罪，并且声言纯属公务，并非为了私利，干崖宣抚司署立即照办，送给丁槐3000两纹银了结此事。丁槐利用卑鄙的手段勒索钱财的丑恶行径，使刀安仁认识到清政府官吏的腐败无能，反封建意识进一步加深。

　　英帝国主义者在刚侵占缅甸时，因害怕中国政府帮助缅甸人民复国，表面上装出讨好中国的样子，向中国政府表示不侵略中国国境，并提出在南部地区，怒江以东，澜沧江下游以西，云南省界以南，暹罗北界以北地区，为南掌及掸人所居住的一片地区，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在北部地区，则约定以金沙江 （按：在缅甸境内称 “伊洛瓦底江”）为中英国界。当英国侵略者在缅甸站稳脚跟后，立即就向金沙江西岸地区进攻，又侵夺怒江以东、澜沧江以西、暹罗北界以东的孟艮 （今缅甸的景栋）地区。1890年，英军侵略者500余人以勘界为由，强行越过芒莫和干崖土司间的洗帕河，入侵中国所属铁壁关和盏达所属昔董一带。刀安仁遂动员傣、景颇、傈僳、汉等族500余名战士，组成武装抗英队伍，奔赴铁壁关外的大青树扎营，与虎踞关一带的景颇族民兵互为犄角，共同抗击侵略军。刀安仁根据地理条件采用丛林战术，称为 “七里护蜂窝”战术。敌军多次进攻，均被刀安仁巧妙运用不同战术击退。在战斗中，为解决通信联络问题，他巧妙地创设了 “天光报信法”，保证干崖土司衙门指挥中心与大青树营盘部队间的联系。

　　1892年，清政府派员与英商议界务，重提划定以大金沙江为中英国界等问题，但英方却背信弃义，并进兵盏达之昔马，攻击中方边民，以示威胁。双方于1894年签订了 《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按照上述不平等条约，八莫以东的洗帕河东岸铁壁关大青树地区，也应属于中国国土。英国人却多次兴兵侵扰。刀盈廷不得不一面上报朝廷，一面让刀安仁调兵到铁壁关一线组织防御。同时，清朝政府也令干崖宣抚司 “调司兵五百名，严防边境”。自此以后，刀安仁在8年之内，与英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武装抵抗，才使侵略军未能得逞，当地人民称这一系列战斗为 “大青树之战”。

　　干崖傣族土司世代效忠中央朝廷，在边疆保家卫国，始终接受中央朝廷的号令。在抗英部队的一次反击战中，曾一度把敌人赶过洗帕河，直指八莫。当时和刀安仁一起战斗的士兵以及缅甸王室的后裔一致要求冲向八莫把英军赶走，恢复缅甸的独立。刀安仁却说：“我们不能随意盲动，越过国境是违反朝廷圣旨，触犯王法的。”可以看出，刀安仁虽然不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但是，当时仍然尊奉朝廷的旨意，尚未形成要推翻清王朝的思想。

　　1898年，中英开始进行滇缅边界的具体会勘工作。对北段已定的会勘工作，中方负责人是刘万胜，英方负责人是斯洛德。刘万胜昏庸无能，不知边地情况。在1894年 《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中，已详细写清这段界限的地点、走向，指明了铁壁、虎踞、天马、汉龙四关确实属于中方。但刘万胜却任斯洛德摆布，不但丧失了干崖、陇川、勐卯的大片土地，包括中国世代派兵驻守的铁壁、虎踞、天马、汉龙四关都被英人夺去，南坎地区被英国人永租。在抗英战士继续为国战斗时，清政府同意将1894年签订的 《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所划定的国界内移，把虎踞、天马、汉龙、铁壁等关所属的大片国土拱手让给英国人，并强令刀安仁等立即从驻地撤军。刀安仁不愿撤走，他多次拿着文书等证据去找清朝官员说理，最终仍无法扭转时局。刘万胜巧施毒计，以 “刀安仁犯有欺君之罪，理应抄斩九族”，上奏朝廷。刀安仁悲愤至极，仰天长叹：“小民尚知守土，朝廷却忍辱求荣，如此沉沦，国将不国!”最终，被迫挥泪惜别铁壁关，从大青树营盘撤离。

　　刀安仁在外敌面前能坚持爱国的立场，斗争中英勇顽强，不屈不挠，时人对其功绩给予极其公正的评论：“公亲率各土司为国守土，与英兵战，时我国界务委员刘万胜坚持不可，然干崖人民尚徒手与 （英军）抵抗。”

　　刀安仁彻底识破了清政府的屈辱立场，更加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他在抗英斗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却因清廷官员的软弱而丧失领地，惨痛的经历和教训促使他萌发了推翻清政府的决心。

四、出国受民主革命志士的影响

少年的阅历和自己所见所闻以及在抗英斗争中的感受，使刀安仁的革命思想逐渐地成熟。

　　刀安仁深感当时的形势危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国内朝廷遭到人民的反对，摇摇欲坠，干崖土司衙门也危在旦夕。这样的国家和政权，迟早都会毁于一旦。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多方面的比较，刀安仁决定冲出樊篱，跨出土司领地，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了解西方世界是怎样富强起来的。

　　1905年，刀安仁经缅甸去印度。这次出国考察，让他开始踏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1905年12月，在从印度归国的轮船上，刀安仁认识了进步华侨丘仁恩，丘仁恩见刀安仁有民主、民族意识和反封建的思想，到达仰光后就把他介绍给了缅甸的华侨民主首领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 （全都是缅甸的进步华侨）。在短暂的相处中，他们互相交换了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由于刀安仁在这之前已经有爱国反帝、反对封建的思想，受到他们的再次启发，更加增添了革命意志，于是相互结为知己。在这期间，陈甘泉等人与刀安仁认真商讨刀安仁回国后的事宜，希望他回国后积极在干崖地区组织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刀安仁表示同意，并愿意肩负重任。他还与陈甘泉等人交换了自己的想法，要想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和抗击外国侵略，回国以后，首先做的就是开办学校，培养人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使他们具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生产管理经验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为此，他请求陈甘泉等人为他寻找教师，帮助他办学。陈甘泉等人表示赞同并接受了他的嘱托。

　　刀安仁从缅甸回国后不久，陈甘泉等就为他聘请了一位民主之士，他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率先提出并参与组织领导以革命武装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自立军首领——秦力山。秦力山在1905年秋天到达干崖协助刀安仁开办 “军国民学校”。他提倡办新学，习文操武，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为推翻清政府培养力量。秦力山到达干崖后，经常与刀安仁进行交流，讲欧洲的民主共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当说到清政府黑暗腐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为唤醒民众而遇害的秋瑾，及邹容著 《革命军》遇牢狱之害时，刀安仁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听取了秦力山 《革命箴言》的论述后，刀安仁深知中国之前途非革命而无其他选择，革命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秦力山深感刀安仁志向宏大，就力促他到日本深造。于是，刀安仁决定到日本留学，既可以开阔眼界，还可以认识更多的革命志士。临走之前，秦力山又给孙中山、黄兴等写了介绍信，交给刀安仁至日本亲自递交。

　　1906年5月上旬，刀安仁等到达日本横滨市，执秦力山的介绍信拜会了孙中山、黄兴等，并经他们介绍，结识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孙中山和宫崎寅藏等帮助安排了刀安仁等人在日本的学习，刀安仁也于此时加入同盟会。“刀安仁留学日本法政学校，得与孙文、黄兴知遇，加入了同盟会。”

　　刀安仁加入同盟会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孙中山被同盟会员一致推举为总理，刀安仁经常跟随孙中山、黄兴等参加在东京的活动。这些活动使刀安仁的思想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刀安仁加入同盟会是其革命历程的新起点，他个人的阶级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着他在组织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而成为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刀安仁在日本期间与众多的革命党人接触，深受他们的影响。其中，孙中山对他的政治思想影响之深，当是最主要、最根本的。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到会近万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阐述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演说。在民族问题上，他认为 “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民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 “要尽灭满洲民族”，“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因为我们 “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亲自体验过清政府官员卖国求荣、民族歧视压迫的刀安仁听了孙中山的讲话以后，他感到这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一定要跟着孙中山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思想，决心从根本上转变封建领主的阶级立场。

　　留日期间，刀安仁结识了同盟会的许多重要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吴玉章、居正、宋教仁、胡汉民、章炳麟、吕志伊、李根源等。刀安仁和这些人交往密切，来往频繁，他的居所经常人来人往，成为聚会点之一。刀安仁在同盟会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吕志伊和刀安仁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担任过同盟会的重要职务。”另外，为了解决同盟会的资金短缺，刀安仁于1906年5月给同盟会捐赠二万元大洋。“刀安仁以二万元捐赠同盟会。”

　　1907年，日本被清政府所逼，将孙中山和胡汉民驱逐出境，形势逆转，刀安仁于1908年初带领随员回国。

　　刀安仁回国后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民主革命者，他一面办实业，一面抓滇西起义的筹备工作。“即立志悉心经营，滇缅革命同志之间，往返频繁。”从1908年初回国到1910年年底这3年多的时间里，在同盟会仰光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刀安仁已经锻炼成为一位积极组织革命的地区领导人。

　　刀安仁成功领导腾越起义是其坚定民主革命精神的充分体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刀安仁与张文光决定立即举兵响应。同年10月27日，滇西起义首先在腾越打响，经过一夜战斗，腾越起义宣告成功，随后建立滇西军都督府。孙中山得知刀安仁、张文光在云南的起义成功后，特致电以示鼓励。腾越由此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区，也是云南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的地区。滇西起义的成功为云南全省的光复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刀安仁的思想已经完全从封建领主阶级的传统思想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坚定践行者。

结 语

刀安仁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坚持抗英的一位傣族土司，逐渐同封建统治阶级决裂，最终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他的传统思想的转变，及革命思想的最终形成，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既有他出生环境和边陲形势的影响，也有他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清醒认识，更为主要的是，他作为开明的封建领主积极接触了大批民主革命志士，从而使他最终实现了阶级属性的彻底转变而成为一位坚定的民主革命志士。纵观刀安仁思想转变和探究革命道路的历程，可以说他对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