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明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

　　以血缘关系构建的家庭是陶器生产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传承着制陶的技艺，也维系着村民的经济生活，扩展着家庭的交往空间。一直以来，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是继承陶艺生产的主力，他们依靠父辈口口相传、亲手示范的传承机制，来延续家庭的技艺与实现经济的满足。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与男丁的兴盛相关，在父子血缘关系的纵向延续中，“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嫁入家中的女子自然也会成为推动着这一家族陶业兴旺的力量。碗窑村中，几大制陶户之间通婚、联姻扩大家庭生产是常见的现象，婚姻是联系生产的纽带。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中，不同代的人有着各自擅长制作的产品，各自生产经营的机遇。每一个家庭的生产，构成了陶器生产变迁的力量。为此，透过一个家庭中不同代人的生产，可以管窥不同时期陶器的风貌。更为关键的是，这印证着制陶技艺的生生不息，其动力正源于家庭的力量。徐荣洪家五代人都是碗窑村世代居住的村民，他家不同代人生产的历史都与陶器生产历史变化相连。对徐家口述史的记录，可以看到徐家不同代的人是如何生产，如何凭据制陶的技艺来演绎社会经济地位的沉浮。

一、“银窝”：徐荣洪祖父的陶艺

徐荣洪家是碗窑村中五代人都从事制陶生产的家庭，男丁的兴盛让这一陶艺世家生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在碗窑村中窑一带，姓徐的人家占多数，徐荣洪的父辈们，就世代居住于此，制陶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徐荣洪曾祖父一代。徐荣洪的曾祖父这一代有弟兄三人，老大、老二逝世较早，曾祖父徐照明排行老三，年青时代仰仗着两位兄长制陶积累下来的较为殷实的家业，年轻时生活也较为富裕。然而，随着两位兄长的离世，年岁较大的徐照明只有重操家庭制陶旧业，来维系生活，在家中请工做陶，以粗陶为生。靠着徐照明的勤奋，在他手上徐家就建起了与现存龙窑规模相当的徐家窑，自家制陶烧窑。也有其他制陶户向徐家付费来烧，与其他制陶户相比，徐家在村中属于中上的经济水平。徐照明育有三子，老大徐家林、老二徐家文、老三徐家成，两位哥哥在成家之后就在父亲与村中长辈的主持下分家，务农、制粗陶维系生计是三兄弟共同的人生。分家之后，各家各自谋生，分灶吃饭。然而，徐照明传下的制陶工具、生产资料与资本均有限，使得几兄弟的制陶生产资源仍整合在一起。简陋的厂房，一台木制、腿蹬的车盘，约两米的活板，构成了制陶的生产资料。这样，兄弟之间只有轮流制陶，以至车盘的边缘不断的凹陷，腿蹬的地方已是布满沧桑痕迹。徐荣洪祖父徐家成的制陶学艺就开始于三弟兄轮流蹬车盘时。

　　徐家成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制陶，一直到1974年逝世，享年73岁，这在当时村中已属高寿。徐家成在农忙之外，一直主要制作生活陶，也做少量细陶，产品就在自家门口销售。但是，普遍的购买力低下，使得生产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困难，整个家庭难以摆脱贫困的边缘，在徐家成的手里始终没能建起像样的瓦房。简陋的土房，篱笆院子就是一家人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而这样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的村中已是中间水平。制陶的人家大多各有各的绝活，徐家成的陶艺在村中无人不服，村中数他最擅长制作 “银窝”，这一陶器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一是用于丧葬仪式中。人死之后，在银窝中，放入荞、麦、谷、豆、金、银，象征着人到阴间之后仍然可以丰衣足食。按照当地的风俗，人死之后，先将 “银窝”放于棺木前方献祭，然后，又先于棺木置于墓穴中，一般每一座坟墓仅放一只 “银窝”。二是可以用来熬银子、熬锡，从事矿业的人会来购买。三是被用于建房时的安梁仪式中，“银窝”内装五谷被永久置于房屋正梁内嵌的凹槽内，象征着建房的家庭五谷丰登。而制作这一 “银窝”的在村中数徐家最有名气，有时不用跑到县城石桥的市场出售，各地需求者也会询问而来。也有少数 “走江外”、卖瓦货的上门订货。徐家生产的 “银窝”量大，一日可做一两百个，但每个仅卖几分钱。这样，生计的维系也是艰苦的。徐家成在村中除制作 “银窝”出名外，手工拉坯制作的腌菜罐、盐罐等生活陶器，制作手法高超，陶坯厚薄均匀，力度各方面都很好，用制陶的术语称赞就是 “这点纸板使得板扎了”。当时，周边的村镇都会来徐家购买瓦货，数过年前最为热闹，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年前添碗添筷的习俗，以求家族人丁兴旺。徐荣洪祖父的制陶人生经历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是粗陶做得多、细陶做得少，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家中只做粗陶了，细陶没市场。到1954年成立合作社时，因岁数太大未能进社，徐荣洪的父亲却进了社。当时，入社的条件主要看手艺如何、懂不懂算账、有没有文化、年龄大小。部分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意入社，不愿做工人，担心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合作社之后，年迈的徐家成已不再制坯，而从事挖沙、挑土、寻土的劳动。为维系生计，依靠简单的制陶工具与个体的技艺而从事生产，是徐荣洪祖辈制陶人生的特点。而 “所谓谋生，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的 ‘经济的事’”。为满足自己家庭生活、生产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只有在微薄的农业收入之外，通过陶器的生产来贴补家用。入社前，县城东门外的石桥市场、赶集天，都是陶器交换的场所，卖陶的会从一大早一直守到晌午，剩下的又挑回去。地方集市的需求，使得徐家的生产规模是很小的。这个街天卖得多了，回家再多做点。卖得少了，则少做点或者不做。依周期性的市场变化而从事生产，成为徐家成的生意经。徐家成对陶艺的钟爱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在徐荣洪的脑海里，还有年幼时追随爷爷担土、制泥的记忆。

二、“多面手”：徐荣洪父亲的陶艺人生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陶器的生产，也将制陶户世代固定在了村后蕴含陶土的碗窑村中。以血缘构建的家庭关系，稳定着家庭的结构，更延续着生产的力量。徐荣洪的父祖，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建水，以陶艺而终始。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徐荣洪的父亲徐国父，是家中长子。血缘的延续使得家族的技艺得到传承，而技艺的习得也使后代有生计维系的能力。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徐国父也会因陶艺而渡过难关。徐国父的手艺与个体劳动，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而开启自己的陶艺人生。陶艺的生命力也就展现在个体生产的历史中。

　　徐荣洪的父亲徐国父，在十四五岁就跟随祖父学拉坯、学制陶。学会制陶、谋生计已是徐家的家训。20世纪30年代以后，烟斗的烧制使得细陶的生产逐渐有了市场。即使是粗陶制品，有的人家也开始在陶坯上做简单的装饰。这样徐荣洪的父亲不仅学拉坯，也跟随祖父和其他人学画艺。粗陶、细陶都能做是徐荣洪父亲的特长。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因能拉坯、能绘画被政府吸纳进入了陶器生产合作社。未进社之前，徐国父就在家门口制作白釉罐等生活陶。合作社的生产，常以三人为一组，哪张车盘制作多少，什么时候完成都有规定。徐家生产的独立性与个体风格，在这一合作化运动之后被整合为集体性的力量。集体的权威代替了个人的声音，这样徐荣洪父亲的陶艺也就淹没于集体之中。徐荣洪的祖父曾寄望于懂书画的徐国父形成的徐家自己的制陶风格，可是，这一希望消失在政治号角声之中。现今，徐家人自己也无法辨清陶器社时期的陶器哪些是他家的作品。徐荣洪父亲的生产也只有按陶器社的规定来制作，每年主管的部门都会下指标、数量，陶器制作完成后交给商业局，想要的靠票买。商业局在碗窑村设有专门的仓库，陶器出窑之后，就按指标分配到各个乡镇。入社之后，家庭生产之间少有的交流逐渐改变了，陶土配方、各人的技艺在生产户之间逐渐公开化。这时，徐荣洪的父亲最渴望的是师从他人学陶艺装饰，所画的青花罐、兰草、四君子图一段时间以后在圈内已是小有名望。当时陶器社对在陶坯上所画所写也是有严格规定的。相传向福功曾在汽锅的锅身画了两只螃蟹作装饰，结果汽锅被砸坏了。社会环境的因素，让徐国父所画所写都得表现积极向上的主题与政治宣传口号。陶器承载的不仅是实用之物，也是特定时期政治意义的表现。

　　陶器社的生产空间多选择以前地主的宅院，无人居住的空房、较宽的空地。社员在听说他们生产的花盆被周总理用来种花后，更是激情高涨。在上级的动员下，社员开始集体劳动，挑砖在中窑建了之后的工艺美术陶厂。建厂之后，徐荣洪父亲所热爱的画艺却没能持续下去。60年代后，徐荣洪的父亲按照工厂领导的安排去做龙窑、装烧，直到退休。而这一安排的初衷据说是当时领导考虑到徐家窑在村内的名气，希望他成为技术工人的领头羊。徐荣洪的父亲凭据当初对祖父烧窑的记忆与自己的经验，练就了自己的绝活，成了厂里装烧组的组长，带有十余名徒弟。一直到现在，传统的龙窑烧制在碗窑村一直延续着，而工艺美术陶厂建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就是这种烧制方法。在斜坡式的龙窑里，陶坯的摆放、火候的控制都依赖于工人的经验。烧窑首先与天气的变化有关，什么时候烧窑、什么时候出窑都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窑工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看云识天气。窑工之间流传这样的谚语：“三年窑匠沾半仙，云走东有雨变成风，云走北好晒梅，云走南有雨下不长，云走西骑马披蓑衣。”装窑是烧窑开始的第一步，既将制作好的陶坯放入窑中。因龙窑属于斜坡窑，火的热量只会往顶部走，为了避免热量的散失，装窑要破空装，这样火才能围绕着物体走，陶坯才能烧透。徐荣洪父亲的装窑技艺已很高超，距离窑顶的距离、窑边的距离都靠经验。在投柴的技法上，什么时候需要投柴，火候的控制也都非常熟练，是厂里数一数二的窑工。立墙—打空—满火，都是徐荣洪父亲的绝活。陶坯烧制，常与烧窑人的性格、腿脚麻利相关。窑内满火时因温度很高，窑工既要耐得住热，柴又要投得准。投不准会把陶坯撞倒，倒一件就会倒一路，甚至几眼，产生多米诺效应。这样，烧窑就有大问题，成品不会多。现在村内中窑一带现存的龙窑，就是在徐荣洪父亲的手上修建的，起初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之后又不停地扩建。而这一龙窑的修建起初也出于他的父亲细陶、粗陶分开烧制的设想。因为细陶、粗陶的受温不一，分开烧的话则可以提升成品率。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之后，由国家奖励给战士的纪念花瓶，就出自于这条龙窑。徐荣洪的父亲亲自参与了烧制。徐荣洪父亲这一代的陶艺人是能深刻感受到技术变化对陶艺的影响的，他们的陶艺人生与工艺美术陶厂融为一体，工厂的技术工就是他们的代称。工厂技术的改良与分工的需要，使徐荣洪的父亲还接触过隧道窑、推板窑的烧制。隧道窑规模大，窑内有效空间有110米长，可烧大件，属于连续烧窑，24小时把所有东西烧完才能停止。属于渐近式升温、渐进式降温，明焰烧制。一开始烧这一条窑需要十二个炉子来烧，能源消耗巨大。而在徐荣洪父亲的带领下，装烧组减少到了只用四个炉子，减少了能源消耗。这是陶瓷史上的创举，当时轻工部派人专门视察了解。隧道窑的成品率是50%，还是太低。80年代初，徐荣洪父亲等人，到易门、湖南等地考察，专门考察窑炉，之后引进了四孔推板窑专门烧建水紫陶，推板窑非明火，窑中有槽，将器皿置于其中，烧出的颜色均匀，成品率达到了80%以上。燃料使用上两种窑都可用煤和柴烧制，减少能耗、提高成品率、符合出口标准都是技术改进的目的。社会历史的抉择，阻断了徐家家庭生产的延续，家庭融入到工厂集体生产合作的洪流中，技术与分工影响着他的陶艺人生。“生存本身被系于工厂……表面上看似不过一个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不断适应烧制技术的过程中，徐荣洪父亲年轻时习得的画艺、雕工也就逐渐淡忘了，这似乎是美术陶厂很多工人共同的经历。技术支配生产，烧制技术影响生产的观念也影响到了徐荣洪，以至于在多年以后从事个体独立生产的徐荣洪，冒出的第一个观念就是改良陶制品烧制技术。

三、从厂长到非遗传承人：徐荣洪的陶艺生产

家庭生产的生命力就在于家族的思想、观念能够得到延续传承。在徐荣洪父亲的观念里，就是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进厂学制陶手艺。一是能进厂当工人、学手艺那是家族的荣誉，工厂的效益毕竟在当地还算可观；二是祖辈的手艺无论以什么方式生产毕竟还得有人继承。1980年15岁的徐荣洪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制陶，开始为进厂做准备，厂里工人紧缺时他也会来打零工。1982年12月份通过内招考试的方式徐荣洪终于进入了工艺美术陶厂。进厂后先是在泥料车间，负责泥料、釉料的制作。半年后，到装烧车间，装窑、烧窑。再半年后，师从二叔徐国生学拉坯，有时候徐荣洪看到车盘空闲也会自己学。一般而言，一个熟练的拉坯工需要二至三年的磨炼才能成长为业务熟练的技工。到1983年底，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徐荣洪就能够拉坯造型了，茶罐、水缸等生活陶的拉制已是非常熟悉，开始三人一个小组干计件。当时工厂实行的是两种分配制度，分为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由于粗陶的市场在80年代供不应求，为了鼓励多生产，做粗陶实行计件工资。即做一个缸多少钱，做一个罐多少钱。工钱依靠技术、苦干精神就可获得。这两年徐荣洪每月可以领到工资200元至300元，这在当时已经高出其他行业好多倍了。当时每天做的泥是现在的人可能一个月也干不了。细陶是生活富裕的产物，当时厂里生产的细陶主要供政府展销，市场需求小，厂里对做细陶的实行计时工资每月仅40元至50元。细陶的生产费时、费工，加之不对等的分配制度是很难吸引工人去做细陶的生产研发的。然而，在徐荣洪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好好学陶艺、求上进的心愿，他有时候会想到父亲的画艺，想到向逢春的陶艺人生。1986年，年轻的徐荣洪自愿申请加入到了工资比一般工人低四五倍的创新小组，在他看来，加入创新小组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传承、学习陶艺的责任。显然，细陶的制作工艺明显不同于生活陶，他只有重新熟悉细陶的泥性，跟随其他几个师傅学造型美学，学书画。创新小组中有几人先后到云南艺术学院进修学习过，徐荣洪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但到1995年，许多老师傅在造型设计、装饰工艺上已经明显不如徐荣洪。之后，徐荣洪成长为负责厂里质量管理的副厂长，这时徐荣洪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以生产粗陶为主的工厂，产品与市场潜在的风险。厂里粗放生产的模式可能会不适应时代的需求，他提出要进一步研发细陶的产品与市场。然而，这一想法在厂里没有很好地得到讨论与实施，徐荣洪最终选择了离职自主创业的路子。

　　2000年，徐荣洪退职后召集昔日八个好友，九人合资53万，又借了部分生产工具，在碗窑村上窑空地上创办了总资产70多万的建水兴仁陶厂，成为建水第一家股份制生产陶的企业。一开始想做建筑陶，之后还是做了细陶，其目标就是产值每年约一百万。其实，当时名为工厂，实际上八个老板就是八个工人，再加外聘七八个工人，整个厂也就十五六个人。兴仁陶厂最大的问题还是技术工人的问题，要培训工人学做细陶。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70%的工作都是几个老板自己完成的，招来的工人只能做刻填。此外，厂里流动资金紧缺，也常常使工厂运转不灵。甚至发生了最寒酸的事情，几个老板发不出工资，一个小工要去做客向老板借100元钱，结果几个老板都拿不出。家族烧窑的历史使徐荣洪时刻铭记着提高成品率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经过四方走访，兴仁陶厂从华宁引进了汽窑烧制技术来提高建水陶器的成品率，此后建水制陶所有的作坊都采用了汽窑的烧制法。“较先进的技术则由于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利润而不断被引入生产之中。”成品率上升，自然作坊的利润增加。也就在兴仁陶厂创办的这三年里，陆续有当地的制陶艺人带着昆明的客户到厂里购买茶具，此时，昆明市场已有少量的订货。2004年第一届普洱茶节，徐荣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厂里生产的陶具到思茅参加普洱茶节，结果所有产品全部卖完，展销会上建水紫陶被更多的商家知晓，徐荣洪与他们互留了联系电话，之后就有了商家的订单。2005年之前，建陶的市场并不好，产品单一、装饰工艺也简单。2005年之后村内作坊逐渐增多，工艺美术陶厂的工人为了生计只有开作坊，重操就业谋生。

　　也就在这时，徐荣洪创办的兴仁陶厂因股东过多，厂房土地归属诸多问题被迫停产。徐荣洪只有从陶厂撤资，夫妻二人再投资五万元创办了陶兰苑家庭作坊。此时，“家庭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作坊约两百余平方米，后面是厂房，前面是店铺和展柜，展示有徐荣洪制作的各种作品，招待客人所用的茶具也都出自于他的手。2005年后，陶制品销售不断增加，昆明金实雄达等茶城都来订货，有了一定的厂值，五万的投资一年后就回了本。陶器家庭生产的效益开始显现，地方性的产品逐步走向了全国。作坊的经营比工厂经营更为灵活，更易捕捉到市场的信息。虽是家庭作坊，但始终有不断向外走的意识，昆明、普洱、广州都有他的销售点。而在市场开拓的过程中，徐荣洪也会接受经销商提出的制作意见，比如茶壶上的装饰内容、器型设计等。由于需求的作用与利润的刺激，徐荣洪不断学习器型设计，产品和工艺都逐步得到了丰富。现在作坊产值每年达两百万左右，销售一百万左右，纯利则在二十万左右。徐荣洪也因是建水制陶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懂得拉坯、绘画所有工序的师傅，2011年被评为中国陶瓷设计师，2012年入选红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水紫陶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4年入选省级非遗传承人。所以，如贝克尔所说，“家庭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里，家庭对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都承担着责任。”从2006年至今，他的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的各项荣誉。政府、民间团体组织的各种紫陶展会、产品交流、评比等活动，徐家都有机会参与。而这些荣誉又给徐荣洪的产品带来了一定的文化附加值。现在作坊里卖的刻有徐荣洪书画、填刻的茶杯，可以卖到四百元以上，“残贴”装饰的茶壶在两千左右。原先仅一两千元的博古瓶，能够被藏家、消费者以万元以上的价钱成交。可见，正是凭据着陶器的生产制作，不仅给徐荣洪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个人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生产得到了政府、民间社会的认可。

　　徐荣洪父辈的陶器及其陶艺人生是较为封闭的，他们很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碗窑村，其陶器也很少能离开当地，走向更广的市场。但是，到了徐荣洪这一代，生产与销售、各种交流都是开放的、自由的。徐荣洪的作品先后被选送到日本、中国台湾交流，他本人也亲赴台湾考察莺歌镇的陶艺。在他看来，建水陶要做强只有多向外奔走、学习。“看别人制作的东西总会有些灵感”，向世界各地的陶艺交流会启发他不断的创意生产。“建水陶要学习 《芥子园》这些传统的书画技法，也要学习世界先进的设计理念”，是徐荣洪对当下建水陶最大的感慨。徐荣洪现在是碗窑村中，为数不多的既能书画又能拉坯，懂得全套制作技艺的工艺师。技艺的精湛与传承人的光环，对于他来说要意味着一种责任，就是如何把这些技艺传承下去。现在，徐荣洪的儿子徐艺已经24岁，除了跟随他学艺五年外，还上了高校的陶艺班，是村中制陶的学院派，已能拉坯制陶继承家业。每隔半年左右，都会有外省的爱陶者慕名前来，跟随徐师傅学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直是制陶艺人坊间流传的顺口溜，但是徐荣洪的师徒授业是毫无保留的，他的希望就是徒弟们能把这门手艺带得越远越好。2014年，在他的徒弟中，有一个是正在日本留学的女生，一个是湖南籍的男生，一个是上海在读的大学生。他们通过网络识得徐荣洪的陶艺后，慕名而来。希望学陶艺后，也开间类似的作坊。每日跟随师傅拉坯、抬坯、晾坯是他们初学的生活。在徐荣洪的陶艺世界里，始终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在他看来传统是创新的基础，但这一陶艺的传统并非仅仅局限于建水陶的传统，需要的是对世界各种知名陶艺的学习。这样，造型设计、产品创新等诸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他一直在学习传统的书画技艺、现代设计的知识，希望再过十年形成自己的陶艺风格。

　　徐家除了徐荣洪，堂兄徐荣伟也做陶。妻子张静云，属汽锅发明人张灏的后代。2000年退职后徐荣伟东拼西凑凑了近二十万元，夫妻二人开了荣伟陶厂，专做釉陶。现在产品主要集中在文山、景洪一带，小土锅销到了澳洲。窑厂只有工人十个左右，十天上下烧一窑，雨季二十天左右烧一窑。他家的龙窑于2001年建成，一年烧十余窑，一窑有一两千件。徐家釉陶靠的是走量，有20%到30%的利润。2010年以后，市场上有人喜欢原初的、不需要装饰的产品，徐家烧的土釉陶器逐渐走俏，每年也能获利十余万元。

四、家庭口述史的意义

显然，徐家的陶艺生产只是村中上百个作坊户中的一户，每个家庭不同时期的遭遇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徐家 “生产的经验与事实，这种传记式的描述也提供了一个直接进入社会变迁问题的契机。社会并非稳定与内部结构一致，而是从一种生活的方式变化为另一种。显然，在人们思想的变化中最清楚的是，可以知道老年人的想法和感受与年轻人的不同。”透过徐家五代人生产的故事，我们看到家庭始终是这一手艺传承、生产的基本制度，即使在美术陶厂时期，制陶的主要家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陶艺的复兴，也正是在个人生产的激励机制下进行的。生产、生活的现象本身即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家庭生产在此过程中提供了不同时代的产品，器物的制作也表达着社会变迁的主题。徐家的陶器生产不仅是从某一代人身上产生，而且是通过血缘的顺序，流传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以差异呈现的整体。在此过程中，“社会的生产方式插入到纯个人的生产方式和超验的生产方式之间。”在徐家不同代人生产的故事中，我们都看到不同时期社会生产的方式对家庭生产的作用，从村落社会封闭的生产方式对家庭制陶的影响、到机器生产对家庭生产的工厂化改造、再到家庭制作的回归，家庭与社会之间时刻发生着互动关联，并最终落实于产品与不同代人的利益诉求上。徐家的故事丰富着我们对陶器生产历史的社会记忆，也让我们 “深入体会在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中，‘过去’所隐含的期盼、骄傲与焦虑。”

　　马克思对家庭生产的生命力是深表怀疑的，在他看来，家庭生产必将消失，被社会化的、大规模的工厂生产代替。马尔库塞也认为：“由于家庭在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独立的家庭企业，以及后来的独立的个人企业，都不再是社会制度的细胞了，它们正被纳入大规模的、非个体的集合体和联合体之中。”然而，徐家制陶生产的故事，则表达着这样的主题：纵使经济社会变迁，家庭生产的功能与意义并未彻底消失。相反，在某一些产品的生产制作方面是离不开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的。陶器的个性化创造离不开人手的劳作，家庭生产在产品的技艺传承、个性化创造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规模化的、单一产品的、粗糙复制生产是不利于技艺的传承与创造的。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技艺文化传承的功能是不能被忽视的，家庭仍是生产的细胞，特别是手工技艺的产品，家庭是有效的传承机制。现代社会中手工艺品走向市场，以文化来获得交换利润，这是大势所趋，也正是基于此文化产业才能兴盛。文化的传承是首要地位的，碗窑村陶文化产业的繁荣，家庭传承技艺文化是根基，任何创新也不可能脱离传统。陶器的家庭生产为技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应该看到陶器的经济属性恰恰也来源于文化的传承。如林日葵先生所言：“文化传承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生产要素，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和一条经济规律。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把文化积淀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徐荣洪正是继承了父辈传承下来的书画功夫、拉坯制陶技术才成为了省级非遗传承人，成为为数不多的知晓全套制作技艺的制陶工艺师，其陶器的价值与价格自然高于其他作坊。可见，家庭传承也是文化生产力，精湛的技艺会带来不菲的收益。而对于整个制陶产业来说，亦如此。碗窑村陶文化产业的振兴，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继承先辈精良的制作技艺，将陶器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审视，利用传统来为当下的生产服务。另一方面，更应该接受现代陶艺的制作理念、其他地域优秀的制陶工艺，以创意、创意产品的研发来引领生产。而这家庭生产又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与激励机制。陶器的家庭生产，是艺术与技术的合一，需要个体灵感与智慧的发挥，而家庭内的个体劳动能有效地激发与表现创意产品的生成。从徐荣洪父辈的制陶经历中，可以看到讲究分工与技术的工厂式生产，是不利于创新、创意产品的研发的。也正是因为忽视了创新产品的研发，美术陶厂难以适应变化的市场。家庭生产 “船小易调头”，能够把握住市场中的各种信息，紧随社会时尚形成自己的创意产品，适应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这样，家庭生产既延续了技艺文化，又实现了家庭经济的创收。徐家五代人，皆受益于制陶的手艺，一直在村中属于中上的经济水平。到了徐荣洪，也因陶艺而有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所以，陶器的家庭生产是进行各种资源配置、适宜手艺传承、生产的最优组织。

　　同时，徐家五代人生产制陶的故事也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陶器生产为什么会发生从家庭到工厂，再到家庭生产回归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社会给家庭生产带来了什么，陶艺的生命力在当下的家庭生产中是如何延续的。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的制度，又是如何作用于产品，在市场中竞争的。显然，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徐家制陶故事本身。现在即使是那些被称为工厂的小企业，它们也只不过是扩大了一点的家庭作坊，雇工人数只不过四五十人。当下碗窑村陶器的生产，从陶土资源的配置、产品样式到装饰手法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门制陶、销售陶的商家越来越多，不断地有外省的制陶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显然当下的陶器生产已经明显不同于建国前处于家庭副业的陶器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建陶生产，在市场竞争中也表现出它特有的活力与竞争力。所以，透过徐家制陶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整个制陶业发生的变化，而要对这一变迁与当下的生产现象做出解释，只有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来审视。